童年时代一直无法理解“敢怒不敢言”这句话：愤怒都敢表达，却为什么不敢说话呢？ 后来当然理解了。愤怒只是一种情绪，至于是对谁的情绪，你不说就没人知道。就好像现在，人们通过点赞的方式表达愤怒：短视频平台点赞10万+的是焦裕禄痛斥官僚主义的电影片段，是市民们唱着《孤勇者》，是法国人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是外交部发言人支持民众对外国品牌自由表达反对声音的发言。上海人其实没有不敢言。甚至可以说，上海是全中国最敢言的城市。不然为什么现在全中国仿佛只有上海有疫情。今天有长辈在一个群里关心上海的朋友有没有饭吃。上海群友倒是没回应，反而一位长春群友跳出来说，长春封城一个半月，自己已经瘦了五斤。可是大家在网络上听到长春的声音了吗？几乎没有。因为长春人民是自觉的，是不给政府添麻烦的。有人嘲笑视频里这家人“活该饿着”，明明没菜，还笑着对前来视察的领导说啥都不缺。我其实很理解这家人。这种情况下说了实话未必立刻能拿到菜，但他们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却可能立刻找他们谈话。饿一时事小，工作事大。孰轻孰重，人家拎得清。我由此想到朋友最近正在经历的一个诉讼案件。这个案件性质很普通，朋友完全在理，依法判决一定是朋友胜诉。但这个案子具有一定的先锋性，可能产生对个别行业不利、但对社会整体有益的示范效应。庭审之后朋友很久都没拿到判决。忽然有一天，法官联系朋友说，法院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已经协调被告方面，可以满足朋友的全部诉讼请求，但条件是朋友撤诉。朋友直接拒绝了，表示要依照法律程序得到公正判决。结果没几天，朋友单位的总经理就奉当地派出所之命找朋友谈话，建议他这个案件和解。朋友很刚，拒绝了总经理的建议，同时对总经理说，他们之间的这个谈话恐怕不太合适。总经理考过法考，也是懂法明理的人，他说，“我是不会承认有过这个谈话的。”然后第二天，朋友的直属领导又找他谈话了。我的朋友实在太刚了。他对直属领导说，“我是不会和解的，如果担心对公司产生影响，可以直接和我解除劳动合同。”为了以防万一，我这位二十多岁的朋友甚至立了遗嘱交代后事。何其悲哀。一个如此普通的民事案件，居然要用这么悲壮的方式谋求他应得的结果。这不是个例。上饶打死柯基犬事件之所以销声匿迹，也是用了单位施压的套路。我最近其实也接到一个领导分配的任务，就是“”。对此，我选择消极抵抗。要知道，上级指示很可能在向下传递和执行的过程中被官僚主义扭曲、变质。作为个体，需要对事情基本的善恶做出独立清醒的判断。一个好的社会不一定需要每个人都敢讲，但至少不要放任自己去做平庸的恶人。电影《朗读者》片段 情况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每个头脑不清醒的人都有责任。撬门入户抬走老人的人有责任，打狗的人有责任，扔掉救援物资的人有责任，引入不合格保供食品的人有责任，阻碍病人就医的人有责任，平台删帖的人有责任，利用权力施压的人有责任……是共存还是清零？是躺平还是侧卧？普通屁民无法置喙。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屁民千万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做了那个平庸的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