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

穆斯林不吃猪肉，真的是因为猪肉不干净吗？为什么同样禁食猪肉的犹太教，却对“恶心”的蝗虫网开一面？中国的回民为什么比沙特、伊朗的穆斯林更痛恨猪肉？以科学眼光质疑宗教禁忌，这样做合适吗？

文/鲍君恩 黄章晋

穆斯林为什么不吃猪肉，恐怕是每个汉族人都曾好奇过的问题，只是绝大部分人未必能得到满意回答，尤其是在中国人普遍缺少教育的年代，普通穆斯林只能说这是《古兰经》的明文规定，说不清楚道理。因此，禁食猪肉很容易被汉人自动脑补出各种离奇的猜测。

穆斯林学者马坚或许是第一个在中国给出详细权威解答的人，1951年3月20日，马坚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回民为什么不吃猪肉》一文，除了详细介绍《古兰经》的相关阐述外，还从现代人的观念对《古兰经》的规定做了解释：猪是最不爱清洁的家畜，并且易感寄生虫和各种疾病。

不过，在互联网出现之前，马坚先生的文章传播范围非常有限，而对今天一些特别热爱科学的人来说，马坚先生只有寥寥数语的合理性解释显然也不能令他们满意。

压力之下，在马坚教授的基础上不断有升级的新解释版本，尽可能试图从科学角度解释为什么猪肉属于不洁的食物，不过，这些努力对爱较真的人几乎是无效的，基本上每个解释版本都会遭到逐条反驳——你们的解释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那些肮脏不洁的动物】

犹太教同样认为猪肮脏不洁禁止食用。三大一神教中，只有基督教没有禁食猪肉的规定，这或许与圣保罗（约公元3年～67年）有关——基督教从一种犹太人的教派变成世界性宗教，被认为是《新约》主要作者的圣保罗居功至伟：他明确反对为提高信仰门槛设置食物禁忌这种规定，只要求信徒不吃勒死的动物和血液。

不过，并非所有基督徒都吃猪肉，像安息日会教派这种特别崇古的派别就颇为自律，和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样，认为猪肉不洁而禁食。

《古兰经》中，涉及到猪肉的部分，只有一句“只禁止你们吃自死物、血液、猪肉、以及诵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动物”，而《旧约》则对猪为何不洁多了一句解释：凡是蹄分两瓣且反刍的动物，都可以吃，而“猪因为蹄分两瓣，却不反刍，就与你们不洁净。”

不过，犹太教、伊斯兰教的食物禁忌远不止猪肉，其中以犹太教最为详备，《摩西五经》第三部分《利未记》中开出来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有些名称今天已不可考，大致包括全部猫科、犬科及啮齿类动物以及各种奇怪的爬虫，另外，马、骆驼、兔子也不可以吃——陆生动物能吃的只剩下牛、羊、鹿之类，而水生动物中，基本只剩下常见的鱼类——无鳍无鳞者均不得食。

从宰杀动物要放血，不吃自死动物尸体，不吃含淋巴结较多组织，以及不吃猛兽猛禽的肉类等禁则来看，各宗教的食物禁忌确实有古朴的基于清洁和健康的考虑。但这个“不洁”并不仅仅是现代人从科学角度而言，还带有强烈的感官或道德评价色彩。

最直接的类比，是中国大部分地方的人对广东人热衷的美食的看法——蛇、老鼠、果子狸、穿山甲之类的野味及蜈蚣、蝗虫、蚕蛹等虫类，尤其是肉牙（一种特殊方式培养的蛆），在北方人看来，是令人恶心的肮脏的食物，想一想就觉得浑身发毛。今天不少科普类文章，同样认为这些动物因为寄生虫、微生物的缘故，是不干净而且有危险的。

人们对“我们”不常食用的动物，感受基本是相似的。生活环境中很少遇见蛙、龟、鳖、蛇之类动物（更不要说各种爬虫）的人，本能会觉得这些“丑陋的”东西会让人有强烈的厌恶感，而既好看又萌的猫、狗海豚之类动物，吃它们则会让人觉得残忍，也难以勾起食欲。

如果是“我们”经常会吃到的动物，感情上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譬如博物学家型的广东食客，在看到奇怪的动物时，多半会口齿生津、两目放光。再比如，禁食清单最长最详细的犹太教，《利未记》中居然指出，各种蝗虫及其甲虫亲戚都是可以吃的——现代都市人当然难以理解，但在易发蝗灾的地区，蝗虫是被各地先民广泛接受的美食。

猪也许是因为长相最受歧视的动物。即使以猪为肉食来源的地区，它也被认为是愚蠢、丑陋和肮脏的（实际上猪的智商不但远超牛羊，连猫和狗都比它们要笨，它喜欢滚泥浆，是因为没有汗腺无法散热），如果不是重要的肉食来源，就更容易上升为道德戒律层面上的丑陋和不洁象征。

最典型的是英国圈地运动后，部分地区逐渐被改造成适合集约化放牧的草场，失去林木植被的环境很不适合养猪，猪的地位被羊取代后，迅速被视为不洁的动物，对猪的厌弃较犹太人和穆斯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土豆进入英国后，猪慢慢地又恢复了名誉，因为猪很适合在土豆收获后的农田里自己用鼻子去刨拱翻找食物。

【宗教禁则与妥协】

猪虽然不产奶，皮毛用处不大，但却是大型家畜中产肉效率最高的——等量饲料的产肉比是牛的5倍，简直是给人类提供动物蛋白的专属天使。在大部分没有猪肉禁忌的地区，它是最重要的肉类来源。

中东是人类最早驯化猪的地区，大约一万年前人们就开始养猪了，从地中海东岸直到两河流域的新时期时代古村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猪骨，并显示出从野猪驯化为家猪的过程。但是，远在《旧约》（成书约在前14世纪-5世纪）诞生前，猪就开始在上述地区逐渐退出重要家畜之列。

一些人类学家很早就给出解答：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新石器时代的近东、中东地区，森林茂密、水源丰富，很适合喜阴的猪生存，所以猪会成为人们重要的肉食供应者，但随着气候变化和人口密度增高，中东地区的森林地带逐渐退化为耕地、草原和沙漠，而猪由于无法反刍，消化草料的能力远不及牛羊，产肉率因此大大降低，养猪也变得越来越不划算。

此外，猪和人一样都是杂食动物，土地沙漠化之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猪与人争食”的现象，又不像牛可以提供畜力和产奶，在自然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养猪不但无用，而且有害。

在犹太教兴起的年代，以色列的养猪业早已式微，当地居民的主要蛋白质来源是牛和羊。而牛羊都是反刍动物，所以“反刍”才成为可食用的标志。

反刍动物的胃。反刍是指动物将胃内的食物倒流回口腔内再次咀嚼的行为，需要分为多个胃室的胃，主要出现在哺乳纲偶蹄目的部分草食性动物身上

《旧约》对猪肉的排斥看似多此一举，实则不然。宗教要在一个地区有效传播，就不能与当地习俗发生冲突，反之，还应将其列为教条。“反刍+分蹄”的公式并非强加给信众，而是把后者已有的饮食习惯制度化神圣化——除了猪之外，犹太教还禁吃塘鹅、鸬鹚等海鸟，当时生活在内陆地区的以色列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这些动物。

伊斯兰教诞生的地区，气候、自然条件比以色列更不适合养猪——不难想见，猪在这样的地区很容易在观感上沦落到今天多数中国人心目中蛇、老鼠、果子狸之类的地位——英国人一度少吃猪肉后对猪的观感就是这种情形。

而蝗虫及其一干亲戚昆虫们，虽然在现代人看来，被当成食物未免令人不适，尤其是其“烹饪”方式，无论从北非还是到东亚，都缺少基本的讲究，却在《旧约》中被特别列明网开一面，是因为它在当时还是人们经常食用的食物，比起水生动物中那些无鳍无鳞的奇怪生物，蝗虫显然要亲切得多。

在基督教诞生前，西亚地区影响最广泛的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祆教） ，同样有不食猪肉的教规。历史上，在从北非、地中海东岸到中亚地区广泛传播过的宗教，其不食猪肉的禁忌，与其说是互相影响，不如说是对本地习惯性观念的确认和强化。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对骆驼肉的不同态度，也能说明饮食禁忌更与地域习俗而非宗教相关：由于进食动作与牛羊非常相似，骆驼被古以色列人误认为反刍动物，但其生育缓慢，通常作为沙漠坐骑而非肉食来源，因此《旧约》在规定可食用动物特征时，除“反刍”之外特意加上“分蹄”，将其排除在外。

与以色列不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沙特阿拉伯完全处于沙漠地带，骆驼不但是重要的骑行工具，骆驼奶也是沙漠民族主要的蛋白质来源，在骑行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宰杀充饥。所以《古兰经》未把骆驼列为禁食肉类。

沙特美食——骆驼肉手抓饭

伊斯兰教的古典传播边界清晰地勾勒出了猪肉禁忌与地域之间的关系——在非洲，气候干燥的北非迅速实现伊斯兰化，但在适合养猪的撒哈拉以南地区，伊斯兰教就难居主流；而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局限于干旱或半干旱的西部省区，在适合养猪的传统农业地区则始终难以扎根。

与猪肉禁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斯兰世界内部对酒的不同态度。《古兰经》明确规定穆斯林不得饮酒，在沙特和伊朗，违令饮酒会遭遇极重的惩罚，但中亚穆斯林社会的酒文化却相当发达——他们本来就不吃猪肉，完全能接受猪肉禁忌 ，但如果不让喝酒则绝难执行。

马肉能不能吃，也体现出这种因地制宜。穆斯林在碰到畜类时，也用“反刍+分蹄”标准判断是否可吃，中国回、维吾尔、东乡等定居穆斯林民族因此将马、驴列为不食，而游牧的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则酷爱吃马肉。

哈萨克妇女正在处理新鲜的马肉

在文化和经济交流空前广泛的今天，游牧穆斯林给定居穆斯林带来一个巨大的困惑：标注为“清真食品”的哈萨克马肠、熏马肉到底能不能吃？这是近年来穆斯林社区虔诚的穆斯林经常会问到的问题，此外，各种海产品能不能吃也颇让人头疼。

很多穆斯林的态度很简单：除了猪不吃，其他都可以。

【最在意猪肉禁忌的人群】

有些穆斯林出国后与伊朗、沙特等这些印象中最保守国家的人打交道后惊讶地发现，他们往往在饮食上远不如中国穆斯林这么讲究——他们对旁边有人吃猪肉熟视无睹，而且往往不会刻意选择清真餐馆。

中亚国家的情形更令人惊异。哈萨克斯坦人基本已不在意吃的是猪、马、牛还是羊肉，只是尚存口味偏好之别，乌兹别克斯坦人虽不像哈萨克斯坦人那样全然无忌，但偶尔还是会有人吃猪肉，不过将之称为“药”——通常，游牧社会的宗教意识通常总是比定居社会更淡薄。

他们的态度或许更合本意——《古兰经》虽然禁吃猪肉，但也强调，对于“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者”，即使吃了猪肉，“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对于违令吃猪肉者，经文中也没有列明惩罚措施。

在《古兰经》中，猪肉是与自死物、血液、以及诵非安拉之名而宰的动物并列的，若严抠字眼，现代流水线作业加工的牛羊肉与猪肉一样，皆在禁食之列。

与之相比，回民对猪肉的极度反感令汉族人印象深刻——他们不但不吃，看到都会觉得恶心，对接触过猪肉的炊具、餐具，都要远远躲开。在宁夏、甘肃等地，回民甚至忌用“猪”字，把猪称为“狠宰惹”，属猪的人自称属黑。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比中东的穆斯林更加虔诚。回民对猪肉的反感，其实是他者认知和自我认知不断强化的结果。例如肯尼亚游牧的山布努人，就和他们捕猎采集的邻居形成了一套将对方经常食用的动物当成禁忌的默契。

回民的祖先虽然包括粟特人、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多个源头，但历史上的回汉通婚导致汉族与回族在语言和外表上已无法区分，而汉族是个缺少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全民信仰的民族。回汉很难从宗教角度去理解和识别彼此，猪肉便成了一个最容易分别彼此的标志。

中共建国后，“回族”第一次确立为一个独立民族。毛泽东对回民的认识，巩固了回民的自我认知。作为著名的猪肉爱好者，毛在一次视察过程中向边区老乡询问有无回民，当被问到什么是回民时，他做出了高度概括：“就是不吃猪肉的人。”

回民与猪肉的恩怨在文革期间曾上升到顶峰，为了迫使穆斯林改变生活习惯，有些地区提出不吃猪肉就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并指出“不养猪积肥是回族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所在”。在部分回族聚居区，有的干部还强迫回民吃猪肉，并制定了“党团员带头养，贫下中农说服养，四类分子强迫养”的工作方针。

与见不到猪肉的穆斯林国家相比，回民在猪肉爱好者犹如汪洋大海的中国，无论是对猪肉憎恨的共同历史记忆，还是强化自我身份认同的需要，都会将猪肉禁忌上升到是否是穆斯林的唯一标准。

相比之下，“属于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的饮酒、赌博、拜偶像、求签，以及是否能做好五功，已经不重要了。

【“这不科学”不科学】

今天，中国穆斯林在网上最困扰的大概就是被求知欲强的汉族人反复追问：“为什么不吃猪肉？”即便被告知这是《古兰经》上的明文规定，仍有一些人紧抓不放：“为什么真主不让吃猪肉？”

从所有试图为不吃猪肉找到科学解释的尝试都遭到无情嘲弄和反驳的结果看，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并不是因为无论怎么努力，都会被认为是“这不科学”，而是宗教饮食禁忌本身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经验被神圣化，它是基于特定文化习俗和传统，强化集体身份认同的产物。

让汉族人觉得郁闷的是，穆斯林不但认为猪肉不洁，而且很多人强调它是臭的。从进化角度而言，人天然喜欢肉类味道，但观念确实会强烈影响人对食物味道的判断。从没吃过海产品的人会觉得海鲜腥味异常，但接受它是美食后，会逐渐适应；而穆斯林和犹太人觉得猪肉有特殊酸涩味，不仅有像从没吃过羊肉的人觉得羊肉腥膻这样的因素，还有观念对主管感受的强化。但最强大的则是有些素食主义者——他们无论碰到什么肉，都不像常人一样闻到的是肉香，而是腥臭。

传统习惯上的饮食偏好或禁忌，很难用科学角度去论证其是否合理，尤其是上升到宗教层面之后。我们今日众多的饮食偏好和禁忌，几乎没有一样来自科学理论的指导。只是，饮食偏好或禁忌总是难免成为文明高下的话题。

比如广东人由于食谱海纳百川、兼容并包，他们很难避免被中国其他地区的人居高临下做道德审视。因为人们一般总是这样认为：不加挑选什么都敢吃的人，通常是野蛮落后的，而文明人的特征之一就是不乱吃各种奇怪的东西。

广州火车站外，爱猫人士打出的“拒绝吃猫”宣传语

如果珠三角碰巧不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而是贫穷落后地区，很难想象广东人对自己的“重口味”还有如此强大的文化自信，至于今天用奇怪眼神打量广东人的外地人，大概会将他们的乱吃与野蛮落后总结出因果关系来。

饮食禁忌其实无处不在，只是我们很难觉察，最极端的例子，是今天即便对食物无论多么百无禁忌的人，也不会吃人——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已经很难再接受吃胎盘了。

紫河车。在中医学中，由胎盘制成的紫河车被认为具有滋补功效，用于治疗不孕不育、阳痿等疾病

而食人曾经是太平洋岛上极为广泛的行为，其千奇百怪的吃法在今天看来毛骨悚然：譬如西方殖民者改变风俗前，巴厘岛上的土著有这样的葬俗习惯，他们把死者盛敛在棺材里，下置盆碗，以承接尸液，家属用以拌饭吃。

而今天即使是行为艺术家吃死婴，也会被认为是对公众情感的莫大挑战。如果仅从科学角度而言，除了“朊病毒”外，食人行为甚至可以认为是环保低碳的，但这几乎是所有现代社会都不能触碰的底线。

其实，知道穆斯林不吃猪肉是《古兰经》的规定就足够了，它不需要科学的回答和解释，如果有一天中国人一大半是广东人，他们问你为什么不吃老鼠、不吃蛇、不吃肉牙时，你能拿出一个足够科学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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