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鉴别黄色歌曲
来源:世纪历史
上世纪80年代之处,“黄色歌曲”曾引发热议。港台及外国流行歌曲的大量输入和流行,引起了不少社会人士的警觉,激发了人们对曾经风靡一时的“黄色歌曲”的再研究。1982年,这本配合批评声音的《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便应运而生。这本仅60页的小薄本,将近5万字,定价两毛二。
第一篇文章《一种精神腐蚀剂——对我国三十、四十年代黄色歌曲的认识》中,原《人民音乐》副主编、中国音乐家协会原书记处书记伍雍谊对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做出了详细的分类和解释:
第一类是表现女性期望男性的爱。如《郎是春日风》,采用比喻的手法,表现一位女性对于男性的渴求:“郎是春日风,侬是桃花瓣,但等郎吹来,侬心才灿烂。郎是春日风,侬是静空云,但等郎吹来,偎郎一同奔。”
许多表现妇女失恋或被遗弃时哀怨悲苦情调的黄色歌曲,它们并不是出于对这些被凌辱的妇女的同情,也不是为了表现她们的不幸,而是为了她们要博取廉价的怜爱的需要。
第二类是描写男女两性的结合的歌曲。这种结合,大多是萍水相逢,一见钟情。如《满园春色》中描绘的“好花前,明月下,双双对对似神仙,人生结合多奇幻,萍水相逢,一见情牵。”这种所谓奇幻的结合,如歌中所赞的,是“好一段欢喜姻缘。”这种姻缘不是结为终身伴侣,而是时间有限的“一段”,而结合的机缘仅仅是偶然的相会。由此种种条件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所宣扬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结合了。
第三类的主要内容是描绘女性的美色。如在当时曾广泛传播的《妹妹,我爱你》一曲,表现一位男子对一位女子的赞美,逐一形容她的头发、眉毛、眼睛、脸蛋、嘴唇如何如何美,这些都是他所以爱她的原由……歌中描写男性生人公为女性而“陶醉”的,只是她们肉体的外表。在这里,人类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两性之间产生爱情的种种因素都消失了,在起作用的实际上就只不过是一种动物性。这种描写,并不是对女性美的赞扬,也不是表现什么真正的爱情,而是反映了那些玩弄女性的顾客们的心理和他们的需要。
其它的就是描写性生活的黄色歌曲、直接描写舞场、妓院生活的歌曲以及着重宣扬“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应乘早”之类醉生梦死的颓废思想歌曲。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这本书不仅提供了通过歌词意涵鉴别黄色歌曲的方法,专家们甚至还有音乐性方面的专业解析:
1.音乐并不是和黄色的内容表现无关的东西,而是形成整首歌曲的黄色感染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2.黄色歌曲的特点是:音乐上,大量采用软化,动荡,带有诱惑性的节奏;旋律多采用叙述性与歌唱性相结合的写法;配写比较细致的伴奏。演唱上,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唱法;以其裹声;吐字的扁处理;大量使用滑音与装饰音;演唱中出现歌腔延迟和重音倒置。
说到80年代的“黄色歌曲”,就不能不说邓丽君。邓丽君在大陆当红的八十年代,一直都被作为“靡靡之音”、“黄色歌曲”的代表,是一个来资本主义社会台湾的花花舞女的声音。她的歌只能通过敌对势力的电台和私下翻录的磁带来收听。
当时最早传进大陆并流行开来的邓丽君歌曲是《何日君再来》。然而这样一首在今天看来中规中矩的情歌,被当时的《人民音乐》杂志分析为“这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一首调情歌曲,不是艺术歌曲而是商业歌曲,是有钱的舞客和卖笑的舞女的关系……但《何日君再来》不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而是流露出对这种生活的向往。”最后定性为“三十年代的黄色歌曲”。八十年代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组也多次运作邀请她参加,但都没有成行。直到八十年代底,邓丽君才得以正式合法进入大陆。
年年上春晚演唱《难忘今宵》的李谷一,在80年代也曾被批为黄色歌女。1980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播出歌曲《乡恋》。这首歌是风光片《三峡传说》的插曲,是李谷一演唱的。由李谷一在演唱时,学习邓丽君使用了轻声、气声唱法,被一些人认为不妥。1980年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头版刊登文章《不成功的尝试》,批评“《乡恋》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甚至《乡恋》一度成为“禁歌”,李谷一也成了黄色歌女。
直到1983年。由于当年的春晚第一次开通电话点歌,观众纷纷打来电话要求李谷一演唱《乡恋》。据当时的春晚导演黄一鹤回忆,点《乡恋》的点歌单足足装了五盘。当时在现场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最终才拍板上节目,一首“靡靡之音”这才解禁。
与李谷一差不多同一时期的苏小明也曾被批为“靡靡之音”、“低俗”。1980年秋,苏小明演唱《军港之夜》一举成名,然而很快批判接踵而至。“曲调咿咿呀呀,没有革命气势,纯属靡靡之音”,“当兵就要提高警惕,我们的战士怎么能好好睡觉而不去站岗放哨”,“战士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睡觉的时候都应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军港之夜》曲作者刘诗昭还记得当时老一代音乐家反对之声尤其大,甚至有人说,听到这首歌就像听到过去在三十年代的旧上海迎接外国水手的妓女。
就连儿童歌曲《童年》也都曾遭遇过严厉批判。《童年》是最早引进的港台歌曲之一,因较少“意识形态色彩”而成为公开演唱较多的歌曲。但随着“清除精神污染”的深入,《童年》也被批判。1984年5月25日《北京音乐报》发表了署名“任真”的《〈童年〉不是一首好歌》,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让我们的青少年口口声声地唱着情调不高的什么‘迷迷糊糊的童年’,什么‘孤单的童年’之类,能起到积极作用吗?”
还有作者问道:“在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用什么样的思想、情感、美学趣味来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一代?是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来教育青少年呢”还是“用台湾校园歌曲《童年》那样的情调和所谓的‘多样化’来‘化’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下一代?”(勤思:《读〈‘左’相可掬〉所想到的》,《人民音乐》1984年第7期)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评邓丽君的歌曲《蔷薇处处开》:
这首歌曲从旋律结构看是三段体的曲式,由于采取返始演唱的记谱方式,因而歌曲的前十六小节(前奏除外)实际上就是它的始段和末段。和这里的旋律相对应的就是歌词的始段和末段。
歌词前段中的“天公要蔷薇处处开,也叫人们尽量地爱”可以说是全曲思想内容的总结。人类之爱是多方面的,在这首歌里说的是男女两性之爱。我们不能一般地赞同或反对歌颂男女之爱,问题是看你提倡的是什么样的受。
歌曲的中段说明了这个问题:“春天是一个美的新娘,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只要谁有少年的心,就配做她的情郎。”这里采取比喻的手法,说的是春天,实际上 指的不是大自然的春天,而指的是某一个女性。因为,歌曲的主旨是歌颂“人们尽量地爱”,这里所说的当然就是人们之间的爱,不是人对大自然的爱。如果只是表 现一个人对于春天的喜爱,也完全没有必要用做“情郎”来比喻,这种比喻根本不能正确表达人们对于春天的感情。因此,这里的“春天”,只不过是一个女性的特 殊的代名词而已。对于这个女性,不管是那一位男子,只要他有所谓“少年的心”,就可以做她的情郎。这就是歌曲中所宣扬的爱情。
这是什么样的爱情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来者不拒。因为,按她提的条件,如果有多少人有“少年的心”,就有多少人可以做她的情郎。
这样的“爱情”能算得上是什么真正的爱情吗?它只能算是当时都市生活中的丑恶一面的写照。一方面有被迫出卖肉体的妇女,一方面有依仗自己饱满的钱袋来寻欢作 乐的男性,这就是产生这样的歌曲的生活基础。尽管它用美丽的蔷薇装饰起来,你如果仔细辨别一下,你就不难看出那用粉红色的帷幕掩盖着的污秽的交易。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的只是歌词的内容呀,它和曲调有什么关系呢?它的曲调不是也很好听吗?
这首歌曲的曲调,正是在表现这种思想感情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的。它以比较婉转流畅的旋律,刻画一种柔媚之情,特别是在“就配做她的情郎”一句的“情”字上,用了一个回转型的拖腔,表现出有点羞羞答答的样子。这种种表现,都是为了造就一种诱惑感,和整个歌曲的内容是一致的。
如果这样的歌曲,它在音乐表现方面使人一听就感到厌恶、感到难受,那就不可能实现原有的创作意图。正因为它具有使人还感到“好听”的因素,就有可能使人在这“好听”的直感中不知不觉地接受它的影响,思想感情进人它所创造的意境之中。糖衣裹着的毒药,就是让人们在甜蜜的愉快中吸收它的毒性的。
近一时期,由于从外面渗入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由于我们许多青年对我国音乐的历史缺乏了解,缺乏鉴别音乐的美与丑的知识和能力,因而三十多年前曾经起 过消极作用的黄色歌曲,以及继承它的衣钵而以新的面目出现的黄色歌曲,竟然在一部分城市青年中传播,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自然,听了一首坏歌,不一定就 会受它的影响,思想感情马上就被毒化。但是,如果对于有害的音乐没有批判的能力,没有抗拒它的腐蚀的力量。
这类歌曲听多了,尤其是你衷心地喜爱它了,你就必然会受它的影响,思想感情就会被它潜移默化过去。
黄色歌曲的传播,对我国青年的身心的发展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因而,它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害的东西。我们对它应落有正确的认识。(节选自《人民音乐》1980年第7期)
互联杂谈后记: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丑的,也许因人而异,但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所有钳制人类思想的企图都是愚昧的,最终也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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