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的真实原因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之职，原因众说纷纭。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人物》接触的每一个武大学生都告诉记者，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永远的校长
80岁以后，刘道玉先生基本不到「外面」走动了。2008年春末的一个晚上，他为武汉大学学生作了一场题为「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的闭门讲座，演讲结束后，他宣布：今后不再为校内外的学生作演讲；不再参加社会重大活动；不再担任任何社会兼职。
他已经在武汉大学校园里生活超过35年，天气好的时候，会绕着珞珈山散步，上午、下午各一次，总遇到熟人，要被问一声刘老校长好。这一叫，周围的人都知道了，「所以我现在有很多朋友」，修鞋的，报摊的，卖菜的，收废旧物品的，「这些人我都认识」。他还有许多「小朋友」，年轻学生的邮件常常塞满了他的邮箱，他来者不拒，端坐在小书房里，拿一只放大镜对着电脑屏幕，慢悠悠地看，慢悠悠地回。
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在当代中国，他或许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担任武大校长期间，他倡导平等、自由、民主、开放的校风，高歌猛进进行教育方法和制度改革，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卸任校长之后，他也不曾离开教育改革的阵地，长年探索创造教育的方法，尖锐抨击中国教育的积弊，同时也提出积极的建言。
学校里如今没有刘道玉的任何题字，也没有任何一座建筑、任何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1988年，刘道玉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免职，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改革过于激进，触犯了某些高层的利益，也有人认为是刘道玉性格太硬，在政治上「过于单纯」。在很长一段时间，武大校长的名册里甚至没有刘道玉的名字，校报也不刊登他的文章。然而，《人物》接触的每一个武大学生都告诉记者，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是他们「永远的校长」。
刘道玉今年82岁了，近20年来，一直隐居在武大幼儿园对面的一座家属楼里。他和老伴在阳台上养了许多兰花，暗翠的叶子争先恐后从防盗栏杆里伸出来，老远就能看见。一大早，记者还在楼下，他就打开门探出头，笑眯眯地打招呼，「欢迎各位啊，你们路上辛苦了。」坐下来，先用一张武大抬头的信纸记下了所有人的名字，老先生有点得意地说自己还是「中年人的记忆力」，这些年来，每一个来访学生的名字都一字不错地记得。
他形容自己现在是「随遇而安，随遇而眠，随遇而学，随遇而写」，80多年走过来，波澜荣辱都归于平静。每天早上5点起床，保健按摩40分钟，然后洗漱，给老伴做早餐，白馒头就着果酱和花生酱，再冲一小碗葛根粉。「这是老年人的作息时间，苏东坡的养生方法是：「无事以当贵，早寝以为富，安步以代车，晚食以当肉。」」刘道玉信奉这些箴言，他说，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已经没有什么不满足。
他的耳朵已经不太灵光，但是他并不以为意，平日也不爱戴助听器，「这让我没有任何的事前顾虑，我很乐意。你知道耳不听，心不烦嘛，是不是啊。」他侧过头，让记者对着自己的左耳说话，「左耳好，我不爱听保守的意见，只听改革的声音。」
改革是刘道玉一生的关键词，际遇、世故、权力甚至岁月都无法从他身上夺走对教育改革的执着。2011年，由于中风的后遗症，刘道玉的右手无法写字了，他从78岁开始练习用左手书写，平均每年记两厚本读书笔记，写15篇文章。近20年，他总共出版了18本著作，发表文章300多篇，积累了两本未出版的书稿，「虽然我不敢说语不惊人誓不休，但不谦虚地说，文无新意不发表。我认为自己的文章基本上都有创意，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如今，他每天固定工作4到5个小时，读书，写文章，给青年学生回邮件，要了解最新的教育形势。
学生们说，老校长并非脾性圆融之人，早在他当校长的时候，就有不少人见过他为了保护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公开跟省里领导叫板，批评某位省委领导「水平连生产队长的水平都不如」。现在年纪大了，说起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刘道玉还是很容易激动，他看不惯的现象越发多了，常常感叹，「我爱莫能助呀！」他对记者说，「我姑妄言之，你们姑妄听之，能写的就写，不能写的你们不写，你们不能丢饭碗，是不是啊。我无所谓了，我饭碗也可以丢，头也可以杀，做之认之，如果没有这个担当，你就枉然当了一个知识分子。就像钱穆说的，只认得真理，不认得利害，即使放到刀俎上，也只认真理，所以我这一生很坎坷，就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在加拿大念书的小孙女大前年回来，刘道玉带她逛校园，路过树林中某一任校长的雕像，小姑娘用生硬的汉语问他，爷爷，你的石头在哪里？「我说爷爷没有石头，不要石头。」2007年武大首届作家班的22位作家准备捐款给刘道玉建一座铜像，刘道玉忆称校方以「校园没有合适的地方」拒绝了。对这一切，刘道玉显得平静。
2007年，文化学者易中天回母校武大演讲。他是1981年武大中文系的代培硕士毕业生，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必须返回生源地新疆工作，刘道玉看重他的才华，层层争取，甚至找到了教育部。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武大用5个本科生的名额交换他留在武大任教。导师胡国瑞告诉易中天，当年他希望就此事约见校长，刘道玉在电话里说：「自古以来只有官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官员的道理。我去看胡先生。」
演讲当中，易中天提到这位改变他命运的、20年前离任的老校长，台下坐的大多是85后、90后一辈的学生，他当时还想是不是该做点说明。但出乎意料，话刚落，台下掌声立刻就炸响起来。
「20年前的事情他们又怎么会知道呢？」易中天说，「那就只能说明是一代一代的在流传。」
改革的黄金时代
1980年代，刘道玉带领下的武汉大学是中国高校的一面旗帜。那是改革浪潮席卷中国的时代，人们连走路都是在跑步前进，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里昼夜灯火辉煌，教师自觉加班，誓言要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成功推动高考恢复之后，刘道玉在1979年主动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任上请辞，回到历经政治动荡、百废待兴的母校，誓要重铸武汉大学历史上的辉煌。
1981年，他48岁，成为当时中国重点大学当中最年轻的校长，也是最富有改革精神和勇气的一个。他被武大学子誉为「武大蔡元培」，上任不久，就大刀阔斧，从教育体制入手，进而对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推行新制度的时候，他从不向上头打报告，坚持认为这些都是校长的职责和权力。这一系列现代高校的教育制度和管理模式，均始于武大。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自此拉开，扩散全国，武大也被称为高校战线上的「深圳」。
1978级历史系学生、现任武大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星久还记得，当时的武大充溢着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氛围，「就是感觉每天都有一种新气象，每时都有新的空气」。学分制令有想法的学生获得充分空间，周围的同学有写小说写出名气的，也有不少人在本科时期就发表了在学术界引起轰动的文章。一大批社会作家通过插班生制度进入学校。学生可以随意选修其他专业的课，可以谈恋爱、跳交谊舞，可以穿最时兴的大喇叭裤，还有超过400个学生社团可以自由选择。自学和创造得到充分鼓励，校长在开学第一天就讲，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你们可以不听，自学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追求自由可能是武汉大学的一个特点，」武大哲学系教授赵林评价，「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刘校长当校长的时候培育、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一直到今天还是能看到他的一些影响。」
那是刘道玉最怀念的年代，经年累月之后回忆起来依旧有热烈之色，「人人思改，人人思变……改革的黄金年代啊！」他忽然又黯淡下来，「现在呢，一切向钱看，人人思钱，除了金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
制度层面之外，刘道玉给学生和老师们的印象是毫无官僚味道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家里总是门庭若市，学生来找他，一定会接待，老师在工作中可以直接否定他的意见，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得了。「他很平常，大家也很平常」，以至于学生们慢慢养成了这种习惯，从转专业到社团活动报批，「好像一搞事情就直接找校长」。毕业时节，每个学生都要跟他合影，成百上千张照片里，校长总是「面目和蔼，举止优雅」。
2015年的5月，武汉溽热，刘道玉穿一件熨帖的蓝衬衫，外头罩着面料挺括的西装马甲，一双老式粗布鞋，如学生们描述的一般优雅。采访之前，他花一下午时间准备了三大张手写提纲，细细密密的小楷，整整齐齐。
好几个老一辈的学生告诉《人物》记者，即使是在突然被免职那段最艰难日子里，老校长也没有失去一个知识分子的体面。那时候他生病住院，硬是被拉出来检讨，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但他拒绝写一个字的检讨。学生们去看望，见他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清瘦了些，但是面色从容平静。
1985级武大学生、《刘道玉传》的作者野莽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刚被免职的时候，刘道玉内心其实是有埋怨的，「他有岳飞式的愤怒，屈原式的牢骚，怎么就不能理解他教育改革的一片良苦用心呢？当时他认为这是上面领导的压制」。直到70岁以后，他完全放下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他的心灵好像彻底解放了。」
这次采访之前，刘道玉特意强调，希望「一定在文稿当中适当的地方要反映我的观点」，「我不是大师，真的我不是大师，我不是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我仅仅就是一个热爱教育，一个执着的教育改革者而已，仅此而已，别的什么名誉啊、荣誉什么对我来讲都是身外之物，都是附加给我的。」
不过，武大学生以及所有关心教育改革的人们更愿意把这看成一种谦词。1989年年中，张星久去鄂西北的一个偏僻县城讲课，当地领导是老三届的大学生，饭桌上第一杯酒举起来，敬的是刘校长。「他就是大家心目中一个大学校长，一种说不清的，就是应该这个味道。」在张星久和他的老校友们看来，刘道玉已经成为了一个参照系，后来人会不自觉地将其他校长与老校长进行比较。「他之所以那么持续得到大家敬仰，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尤其在我们的教育现在在某些方面有些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觉得他的东西弥足珍贵。」
1988年1月25日至31日，国家教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直属院校工作会议，部署了新的一年工作的安排。回校后，我向中层以上的干部传达了会议的精神，要求各院系、各部处在放寒假以前，提出本单位新学期的工作计划，重点是转变教育观念，制定加大教学改革力度的措施。与此同时，我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法学院、经济学院、图书情报学院、管理学院、中文系、化学系进行调查研究，直到2月9日上午，我还在物理系召开教师座谈会。我的打算是，在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寒假的时间，制订《武汉大学第二个十年教育改革纲要》，以便从寒假以后的新学期开始，掀起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二次高潮。
可是，到了第二天（2月10日），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是日上午，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组长张文松通知我到东湖宾馆谈话，宣布免除我的党委副书记、校长的职务。当天晚上，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我职务的传真文件。
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校内外为我请愿的信函纷纷寄到北京，质问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于事无补，但是为我鸣不平的深情，却使我得到了极大的慰藉。正如一位教授对我所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我心想，是呀，我32岁任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所以，有人说，我是个超前的人，不仅教育观念超前，而且任职和离退也都超前了。
过去，有不少人曾不解地向我提过相同的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任职和拒绝出任武汉市的市长？要不然，你现在也能当上一个什么大官了，至少地位、物质生活条件要比你现在强多了。”在某些人看来，这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有些人为了往上爬，削尖脑袋投机钻营，到处跑官、要官，甚至不惜用重金去买官。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人各有志，人各有求嘛。尽管人性中有一种迷恋权势的倾向，但我却重义轻利，重术轻权。我国自古就流传着：“文人不做官，做官的非文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崇尚自由，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不愿任人摆布，想说自己想说的话，不愿鹦鹉学舌。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上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中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当然，我先后多次婉拒了堪为要职的安排，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放弃，可能使我失去了本可以得到的某些东西，但是我并不后悔。其实，在我的一生中，还有过很多的放弃，如放弃了在前苏联学习研究的优越条件，放弃了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机会……对此，有人就说：“刘道玉太傻，不该去响应什么‘反修’的号召，如果像其他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门作研究’，他肯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副博士学位，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勤奋精神，或许也评上了中科院的院士，也会名利双收。”但是，我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我们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扮演某一个角色，有的是自己选择的，也有的是阴差阳错促成的。我认为，在人生的舞台上，不管你担任何种角色，只要你尽心尽力，光明磊落地做人，那么你就问心无愧。因此，我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无论是追求也好或是放弃也好，我都无怨无悔。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我很欣赏这一句话，也很敬仰这位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的做人行事的典范。
我信奉孟子的“性本善”的观点，在教育实践中也一贯倡导博爱精神。因此，对于我来说，不存在“有过许多敌人”，更不可能“有一个私敌”。但是，我崇尚教育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教育改革，在改革中两种观念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于是，那些抱着极“左”路线不放的少数几个人，对我妒忌，左右都看不顺眼，把我当作“敌人”，总是欲除之而后快。我突然被免职以及以后所遭受的打击，就是他们这一思想的表现，是对我的报复。其中的一个人，在他整我的目的达到以后，曾洋洋得意地对人说：“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还是这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一个青年教师进京告我的状，并说如果没有路费，可以到他那里去报销。本来，这个教师是我的学生，他原在外省的一所普通大学任教，但是他工作了十多年后还没有提升为讲师，他感到受压。于是，他写信给我，希望调回母校，报效母校。我觉得那所学校的做法太过分了，出于保护学生的思想，我把他和他妻子（本无对口工作）一起调入了武大。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很快解决了他的讲师职称，我还亲自为他的一本书写了序言。但是，他并不满足，紧接着他又要求提升副教授，我未予同意。就这样，他反目成仇，并立即投靠了那个搞“左”倾的人，充当了反刘的急先锋。
但是，这个教师恩将仇报的做法暴露以后，很快遭人不齿。他无法在学校呆下去了，于是要求调走，再次改换门庭。不知是出于良心自责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在离校前居然来向我告别，并征求我对他的意见。我接待了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十分重视道德文章，我认为你缺少的就是品德修养。尽管你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但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还是不忘传道之责，至于听不听由你。怎样做一个德行高尚的人呢？我赠送给你三句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以好恶判是非，不以得失分亲疏。”接着我解释说，这三句话是我的信条，包含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要争取胜利而避免失败，但是对胜利与失败也必须作具体的分析，那种靠整人起家，踏着别人身子而爬到高位的胜利，是“胜”而可耻；而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受到打击或因改革而遭受的失败，虽败犹荣。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是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的。亲与疏也应当建立在正确的价值观念之上，不能因为得到了某人的好处就亲近他，或者反过来就憎恨他，如果这样，那岂不是把人降为普通动物一样了吗？
类似的情况，在我的经历中还有很多很多，真是不胜枚举。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是，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对此，一些好心的人问我：“你对那些无情无义的人怎么看，是否后悔过？”人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从个人总结识别人的教训来看是应当的，但后悔却是不必要的。我的信条是：宁可人负我，而我决不负于人。我还认为，爱是奉献，是以不求回报为前提的，如果你要求索取，那就是把爱心当作了商品，这是对伟大爱的亵渎。因此，我对任何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自觉自愿的，是无怨无悔的。
1988年7月中旬，我的学生田安邀请我到通山县九宫山去避暑，正好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在那里写书，于是我同意了。说实在的，我太累了，在任副校长、校长和高教司司长的15年间，没有过一个寒暑假，没有游览过名山大川，甚至连校工会组织教职工分批到庐山夏游，我也未能享受。被免职以后，我真正品尝到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时所发出的“无官一身轻”感叹的滋味！
一天，我携带一箱图书和文献资料只身上山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到避暑胜地过暑假，一切费用完全自理。那时，旅游条件比较差，道路还是碎石路，坑洼不平，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沿着崎岖的山路，到午后1 时才攀上海拔1500多米的九宫山的天池，在一个县乡镇企业管理局的普通招待所住了下来。
8月5日，学校派车把高伟送到九宫山我住的招待所，她的突然出现使我惊愕不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问：“你怎么来了，出了什么事？”她说：“几天前，学校党办打电话找你，说教育部要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告诉他们你出差去了，没有写信回来，现在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对他们说，刘道玉已经免职了，还找他干什么，没有什么好谈的。可是，昨天他们又来电话说是李铁映要找你谈话，好像很急迫似的。所以，我们商量一下，看去还是不去？”
我突然被免去校长已6个多月了，事前事后均没有任何领导人给我做工作，为什么现在要找我去谈话呢？我们分析意图有二：一是对我免职的做法不民主、不公平、不公正，因而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的反响，以至于教育部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他们请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出来约我谈话，目的可能是安抚，变被动为主动。二是可能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被免职以后，教育部一再放出了风声。我们认为，我被免职与李铁映同志无关，因此无论从组织原则抑或从礼貌上说，我还是应当去。于是，我和高伟乘火车于8月8日到了北京。
9日上午，教育部人事司负责人安排我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见面，当我得知其中有实际上的一把手参加时，我提出不愿与他见面，如果他出席我就不参加，因为免我的职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而且是借机发泄对我进行改革的不满。关系弄得很僵，一个想参加，另一方不要他参加，相持不下。怎么办呢？最后，朱开轩副主任多次给我打电话，说明那位负责人是诚恳的，是专程从北戴河赶回来见我的，希望我消除误会，有话当面说清就是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再坚持，还算是顾全大局的了。
谈话的场面十分尴尬，似乎谁也不想首先发言。沉静片刻之后，还是那位一把手先开了口，他说：“道玉同志，我们之间有太多的误会。其实，我们对武大的改革一直是肯定的，对你的工作也是肯定的……”我插话说：“不是什么误会，而是你对武大的改革成见太深，你不是说：‘学分制在美国失败了，苏联不搞学分制也出了优秀的人才嘛！’这怎么能说你对武大的改革是肯定的呢？你既然对我的工作是肯定的，又为什么不明不白地免除了我的职务呢？校长可以不当，是非必须澄清。还有，1986年12月15日，我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一个《关于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报告。可是，会后你派人搜集我发言的录音带，其用意何在？这是极不光明正大的，这篇发言在《高等教育学报》和《上海高等教育研究》都发表了，还用得着你去搜集吗？这是违法行为，粗暴地践踏了学术研究政策。”
那位负责人辩解说：“我不是对着你的。听说武大有个教授在会上发言时很激动，宁肯被开除党籍也要批评国家教委。我以为这一个教授是对我有意见，因此想找到录音带听听，以便检查自己的工作。”
“不，绝对是冲着我来的，后来的一系列的事实均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在改革中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但决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打击报复持不同意见者。”
谈话当然没有结果，最后不欢而散。下午，人事司负责人陪同我们到了北戴河，住在全国教师休假活动中心。
按照约定，8月10日上午去接受李铁映同志的会见。那是一栋两层楼的别墅，隐藏在参天青松翠柏之中，四周是绿茵茵的草地和盛开的鲜花。教委人事司的负责人陪同我，穿过了戒备森严的层层守卫，最后来到了接待大厅。谈话是在我与李铁映同志之间进行的，他的秘书和人事司的负责人均没有参加。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彼此寒暄了几句。他首先打开话题说：“这一次请你来是个人间谈谈心，主要是想听听你对教育形势的看法，特别是希望你谈谈教育改革的建议，对国家教委工作的意见。同时，也想就你的工作安排问题交换一下看法。”
既然已经出了题目，我就本着实话实说的态度讲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我介绍了武汉大学8年以来的教学改革的情况。总的说来，我们思想解放，改革步子迈得比较大，紧紧围绕着教学制度改革这个重点，创建了6种新的教学与管理制度，使教学质量大大的提高了，学生的素质全面提高了，毕业生深受社会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欢迎。此外，还进行了科学研究体制、人事制度、后勤工作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使学校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科研成果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收。因而，武汉大学被誉为“高教战线上的深圳”。
其次，对全国教育改革形势也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步伐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1985年通过的《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基本上没有落实，教育经费不仅没有增加，而且绝对值的比例下降了。教学领域的改革根本没有列入国家教委的工作日程，以至于旧的教育观念、教学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我们学校教育中占着统治的地位。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这种情况正如维新变法先驱者梁启超所说：“变法不变本源，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非徒无效，只增弊耳。”今天，我国的教育改革形势正是如此，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其前景则是令人忧虑的。
再次，关于武大的所谓领导班子调整问题。我认为，这次班子调整是不民主、不公正、不分是非的。工作组在长达21天中，不仅没有进行广泛的民主测验，而且只找了6个教授个别谈话，置全校95%以上师生员工的意见于不顾。所谓正常换届，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的任命本无任期，如果一定要4年换届的话，那也没有到期，而且与我同时任职的一位61岁的女副校长仍保留职位，却要免去一个励志改革、年方54岁的校长职务。对此，我口不服心亦不服，校长我可以不当，但我要求说明原因，分清是非。
最后，关于工作安排问题。我说，既然已经免职了，我希望就不要再安排了。同时，我国的干部仍然是终身制，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高不能低，只能官不能民，这种情况，迟早是要废除的。我既然励志改革，那么也就决心从我做起，我愿意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再说，干领导工作就像吃大肉一样，也有吃腻的时候。我现在腻厌了，太累了，我需要休息，尝试另一类的生活。
李铁映同志耐心地听完了我的介绍，中间基本上没有打断我的讲话。待我讲完以后，他针对我的讲话，一一作了表态。他说：“关于武汉大学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教育界的反映也是好的。你富有改革精神，事业心强，工作作风踏实，密切联系群众，这些都是必须肯定的。至于 武汉大学领导班子的调整，我完全不知道情况，因此我说不清当中有什么问题。不过，既然已经调了就要面对现实，承认现实。我希望你向前看，改革的成绩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是非将来自有公论，现在就不必再提了。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你的工作安排好，继续在改革中发挥作用，工作实践将说明一切。至于你的工作，你自己可以选择，来北京也可以，去沿海城市也可以，到国外大使馆当参赞也可以。不过，我希望你到北京来，最近准备成立一个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工作，建议你来抓这项工作。怎么样？如果你现在定不下来，回去考虑后再作决定也可以。”
时针已指向12点了，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似乎应该结束了。于是，我说：“铁映同志工作很忙，感谢你拨冗接见。至于你谈到的工作安排建议，我还需要认真考虑再作答复。”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事再联系。”
实际上，这些都是客套话。我所说的“认真考虑”，只不过是礼貌性地、婉转地回绝了他的建议；他说的“再联系”，也是客套话，以后我们彼此再也没有联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