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如果被禁，就太可惜了（只发一次）
多余的话——
不错，这是广告，但却是良心广告。
听说很多人都梦想过自己做广告代言的那一天——不管你想没想过，反正我是想过。
我是这样想的：我推荐的东西，一定要自己试过，我觉得好才推荐。
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就像“假如我当了领导”、“假如我当了明星”、“假如我当了富翁”一样，通常属于白想。
但是没想到，折腾半生，猝不及防地，真地有人找我做广告了。
我是不是应该说：“一直以来找我的人很多，我都推了，直到……”
但事实上我想说，我很鸡冻。
这鸡冻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我终于有了不忘初心的机会。自从这个号召发表以来，我一直就想响应，但我的初心里简直没什么好东西，我巴不得忘掉它们。所以我一直认为，可以“不忘初心”，这是个国家级的待遇。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听着
我以我已逝的青春的名义宣布：不管以后还有没有人找我打广告，我推荐的，一定是我觉得好的。
实话实说，若搁现在，这本书根本出不来，内容独家而敏感，人物内心活动栩栩如生，非常感人。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许多章节不能在此体现。说的大多是新闻联播和教课书上没有的事，这本书如果被禁就太可惜了：在此祈祷，千万别禁，真实的历史，确实给人启迪，有必要让更多人，了解那个特殊时期一代人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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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夏日，夜读《南渡北归》，依然让我从心里感到寒意。窗外吹进的是丝丝热风，心里涌出的却是冰冰的寒凉，没有一点温热的感觉。
《南渡北归》，讲的正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决策，及其走上不同的道路之后，各自命运的遭遇和剧变。《南渡北归》，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系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
1949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幻想彻底破灭，中国开始建立新的政治格局。
这一年，毛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未来命运画了一条深刻的分界线。
这一年，有些知识分子留在了大陆，有些知识分子去了台湾；之后，又有很多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自世界各地回国建设新中国，只有少数知识分子坚守国外的阵地。
回望历史，有时如梦一般，真实与假设难辨真伪，清晰与模糊交替出现。
1951年7月，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的巫宁坤接到国内急电，请他回国到燕京大任教，他随即中断学业回国。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员和讲师的李政道前往送行。巫宁坤突然问李政道：你为何不回国工作？“李笑着说：我不太适合
此后的1957年，巫宁坤被打成右派，受尽迫害。同一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28年后，二人再度相会。此时，李政道是中国政要迎接的贵宾，巫宁坤是刚从牛棚放出来内部控制的“牛鬼蛇神”。当时，巫宁坤正回京办理“右派改正”手续，偶然从报纸上看到“爱国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博士”从美国回来讲学的消息，便跑到北京饭店国宾馆看望老同学。相见匆匆数言，临别时，巫宁坤忽发奇想，如果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任教，结果会怎样呢？
历史不能假设，历史只能总结。
为了对民国及194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一个更直观的印象，我们选择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更能把历史的真实面目看得更加清楚。
—— 吴晗与胡适：师生的殊途——
吴晗是著名的明史专家。1948年11月底，时为清华教授，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高官的吴晗，派人找到胡适，让胡适留下，不要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当时这边许诺，让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兼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斩钉截铁地给来人以著名的三句话拒绝了，哪三句著名的话呢？这里不说了，大家可以自行查证。
胡适南行之后，曾多次对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他这样说，是因为吴晗曾经是他的得意弟子，他不愿看着吴晗从此走上不归路。吴晗随后以接收大员的身份，掌控了北大、清华。意气风发时，越发认为胡适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师生都认为对方走错了路，其实，没有谁对谁错，每条路都有他的不确定性，特定的年代也有特定年代的局限和历史环境，本文不以当时的事例映射当下，毕竟时代在进步，国家在发展，只想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警醒后人，对社会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1948年底，胡适离京南行后，受蒋委托，以私人身份赴美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一做，就是10年。蒋政权逃离大陆后，胡适在美自谋生路。这么大一个知识分子，与其他人一样，填表求职，买米买面，其间苦痛，不足为外人道也。
1957年，蒋介石亲请胡适回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离美赴台。
1962年，当吴晗在北京副市长任上时，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一时，台湾大恸，蒋介石为之亲挽：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只会打麻将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看着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对长子胡祖望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份上，不容易啊。
台湾人所以会对胡适先生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49年前后，当时所有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么就留在大陆，要么就流亡海外。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时，连教师都招不够，还是用从大陆史语所跟过来的研究员们当教授才解决了当时的困难。所以，以胡适当时的地位，在台湾非常困难的时候，愿意回台湾担任这个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台湾的老百姓从心里觉得胡先生是认同我们的，来支持我们的，对他非常感激。那种感激之情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吴晗有一个革命的老婆叫袁震，袁是中共早期党员，是一个思想极激进，身体极虚弱的女人。吴和袁是姐弟恋，吴对袁的爱情，确实纯之又纯，因为袁震身体的缘故，据说连夫妻生活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爱情感动了当时的许多人。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正处于八年抗战最艰苦的时段。作为教授，吴晗与他体弱多病的妻子和其他教授一样，过着贫病不堪的生活。自此时起，吴的人生道路，开始由袁震引领，为党开始工作并出了大力。后来的结果是，文革期间，吴晗因《海瑞罢官》开始受到批斗。继而又挖掘出建国前他写给老师胡适的信，这就变得更加严重了。妻子袁震也跟着被揪斗。
1969年春，袁震因病被允许自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在同院的万里送来一碗红豆粥以示慰问。想不到，这碗粥竟成为袁震最后的晚餐。身体早已跨掉的袁震，当晚被只有10岁的养子和养女用平板车拉到医院，医院因其身份拒绝抢救。凌晨，躺在医院大厅冰冷水泥地上的袁震撒手归天。死时，两眼半睁，死不瞑目。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焕然一新。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就是他那段时间的写照。
1956年，吴晗找郭沫若、茅盾、邓拓等人，联名上书周恩来，要求挖掘十三陵中规模最大的永乐皇帝陵——长陵。很多专家坚决反对发掘行动，但是那时吴晗风头正健，时常出入毛主席的书房，最后决定拿出个定陵让吴晗“试掘”，长陵才算保存下来。
发掘定陵是吴晗一生最大的败笔。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真是一句辛辣的谶语，吴晗一生没有亲生子女，他后来种种不详的遭遇，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1966年文革开始后，吴晗也没能逃脱文革的狂飚，其与胡适的书信，成为其投靠胡适的死证。他数次被迫跪在地上接受批斗，受尽羞辱：在关押期间，他的头发被拔光，胸部被打得积血，1969年10月，吴晗被斗死。死前未能见养子养女一眼，只留下一条满是血迹的裤子。
胡、吴师生的道路选择不是个例。那时，选择离开的必经过深思熟虑。留下如能相安无事，谁愿选择颠沛流离，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例如胡适、傅斯年、梅贻琦、钱穆、梁实秋等人。选择留下的，当时其实已经左倾，他们或者对国民政府彻底失望，或者对新政权抱极大的热情与期待。例如吴晗、冯友兰、陶孟和及后来大批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只是没过几年，梦想就被击得粉碎。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何以走到这一步？当时政治的原因我们不去谈它，从知识分子自身的思想和行为来进行讨论，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依然只能靠别人恩赐而无法自己掌握。
—— 陈寅恪：谁的骨头最硬 ——
陈寅恪，自早年起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13年，精通多种语言。陈先生读书只为知识，不为学位。虽学富五车，却无一张文凭。上世纪20年代中期，清华大学开办国学研究所时，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举荐他。曹校长觉得陈寅恪无“名望”、无“博士”、无“著作”，是“三无学者”，梁启超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几百字有价值。清华不请，国外的大学就一定要请了。曹校长一听，赶快聘请。35岁时，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48年底， 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之时，陈寅恪虽然与胡适一起离京南飞，却因了种种际遇留在大陆而未去台湾。
有一种说法，陈初时并未受到中共的关注。1949年底，毛泽东第一次访苏为斯大林祝寿时，斯大林突然问起陈寅恪，以示关心，因斯的著作《论中国革命问题》引用了陈的文字。毛当时并不知道这位著名教授的下落，回国查访，才知道他留在了广东岭南大学。
陈寅恪因其学问广博，在史学界的地位如泰山北斗。50年代初，中央一再邀请陈寅恪赴京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但屡被陈拒绝而不得其职。但陈真正让当世及后世学者高山仰止的乃是其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高贵品格。陈曾向北京方面提出两条要求：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参加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气势够强的，这骨头够硬的。
毛在40年代曾评价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然而奇特的是，1957年反右期间，毛在上海小住，罗稷南先生曾向毛提出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沉思后回答：以我估计，（鲁迅）要么关在牢里还要继续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鲁迅已死，寅恪尚存。我认为陈先生的骨头才真正是最硬的。 ↓
文革爆发后，双目已盲，浑身是病的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以中山大学“特号反动权威”被批斗。1967年夏，因妻子唐筼屡被“革命者”乱拳打倒，被折磨得心脏病发作，生命垂危。陈寅恪担心妻子先他而去，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预先写下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时已80高龄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被赶出家门。10月，终衔冤负屈而去。
一代巨儒，含恨逝去。
骨头硬如陈寅恪者结局如斯，骨头软的结果如何？
说冯友兰吧。
从冯友兰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读书，虽然可以使人有知识，但不一定能使人有胸怀；虽能使人知荣辱，但不一定使人有勇气，也不一定使人有骨气。
有些知识分子，看上去挺高，其实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以气节来求全如冯友兰等知识分子，实在无异逼人做烈士。但我想，在这样的时代，即便做不了英雄，也不必去做了帮凶。这也是一种气节！
—— 梁思成与林徽因：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祖国——
世人知道梁思成和林徽因，大多是因为林与徐志摩，与金岳霖的种种传说和绯闻。但梁、林真正对社会的贡献却是其对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的总结与发扬。梁思成在其《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曾满含深情地写道：……没有她（林徽因）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1948年12月，解放军进驻清华园，进逼北京城。有一件事让梁、林出乎意外又心存感动。几位解放军代表来到梁家，请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地图上标明北京需要保护的古建筑与文物存放地点，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护。由此，梁、林夫妇自愿留在了清华园。
才女林徽因设计了国徽，参与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1955年，因病去世。林徽因去世的当夜，曾有话要到梁思成说，却被护士以夜深为由拒绝，遂成终生遗憾。林的早逝，是上帝对他的眷爱，是不幸中的大幸。但即便如此，梁思成为其设计的墓碑在文革期间还是被清华的红卫兵砸毁。如果活着，等待她的，不知是何等悲惨的命运。
一个设计了国徽，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的人，却失去了丈夫为自己设计的墓碑，人若有灵，不知林徽因会做何想！
但梁思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文革爆发后，梁思成被造反派打成与彭真一伙的“反动分子、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后又以“国民党潜伏特务”的罪名与外界隔离。梁思成本来身体就不好，二十岁出头时因为追求林徽因遭遇车祸，从三十二三岁时起，上半身就箍着钢架子。一身是病，虚弱到不能站立和走动的梁思成，每到斗鬼会时，都要坐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接受批斗。每次斗完，梁都如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
他曾经绝望地对家人说：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他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梁家其实是两代悲剧。梁任公的一生，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当其时也，纵横捭合，是大剧，正剧。任公是大学者，大英雄，青史留名，又颇得善终，怎么能是悲剧？
梁思成的前半生，特别是抗战前，生活，学术风生水起。北京著名的“太太的客厅”，他是男主人。抗战期间，自北京而长沙、昆明、李庄，都是因了战争的缘故。当时抗战情势危重，“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过程极为艰难。知识分子得蒋公护佑，难则难矣，但多为生活之难，而非心灵之难，思想之难。中国读书的种子和未来的希望得以保存。所以，这段时间，不是悲剧，不是苦剧，是全民抗战的历史大剧。
抗战胜利，内战开始，梁家的悲剧自序幕始，到落幕终，结果已为世人所见。让人不胜唏嘘之至。
突然就想起一句诗来：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史诗巨著：《南渡北归》
曾经留下的，梦想被击得粉碎。
曾经离去的，眼望故土，无能为力，满怀心酸。
整部作品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部分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等。作品对这些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作了细致的探查与披露，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释解，读来令人心胸豁然开朗的同时，又不胜唏嘘，扼腕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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