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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冬，侵华日军已经从上海沿沪宁路直迫首都南京，我的家乡扬州也岌岌可危。我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从初一起一直在省立扬州中学就读，当时正上高三，十一月中旬，学校奉命解散，全校师生聚集树人堂，唱起《松花江上》，泣不成声，随即纷纷离校，各谋生路。当时家父因事去溧水未归，大哥和两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我刚十七岁，生怕当亡国奴，就征得继母同意，先跟同班同学胡寿田回他在苏北汜水的家，再一起策划远走高飞。
到了胡家，寿田在外地上学的两个哥哥已经回来了，全家人正在作“跑反”的准备。突然来了这个非亲非故、未成年的大孩子，怎么办呢？兵慌马乱，带着我一起跑？万一出了事，怎么得了？于是，胡家打算雇一辆人力车，送我回家。我又面临当亡国奴的威胁，不知如何是好。也是天意莫测吧，正在这时，忽然收到一封从家里转来的挂号信。给我写信的是前一年春天我在镇江参加集中军训时的区队长王克勋，他是青海王马步芳选派到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受训的，夏天毕业后仍回青海部队服役。抗日战争开始后，马步芳派出暂编骑兵第一师参战，克勋任三旅一团中校团副，已随军驻防陕西醴泉。去年他回青海之前，曾来我家盘桓了几天，对我家情况有所了解。眼看日军逼近扬州，他为我的安危担心，便敦促我到他军中暂避，再作计较，并随信汇来二十元作旅费。我正在走投无路，就立刻拿着信去找芮昌祝兄商量。汜水是个繁荣昌盛的乡镇，芮家和胡家都是殷实的大户，都送儿子到外地的好学校就读。昌祝也上过扬州中学高中，比我早三年。他和胡家兄弟很熟，我来后常和他一起玩，一见如故。昌祝只比我大三岁，却处处像老大哥一样待我，他的寡母也很疼我这个早年丧母的孩子。昌祝兄看信后沉吟了一下就说：“这个朋友对你这么好，我当然也应该帮忙。”他原先也一直在考虑离家远行，他曾在西安工作过一年，现在既然有人邀我去避难，他也乐意和我同行，再出去闯一闯。他随即向母亲请示，芮妈妈虽然舍不得让爱子又远离膝下，也不愿儿子留下当亡国奴，就含泪首肯了。为了防止意外，也要作好远行的准备，当天芮妈妈就叫我从胡家搬过来，和昌祝同吃同睡，形影不离。晚上陪芮妈妈摸麻将，老人家还在煤油炉子上煨冰糖莲子，必然先给我盛一碗。我从小没妈，父亲是聋子，家里又穷，从来没有过这样写意和温馨的生活。有一次，芮妈妈倒下牌高兴地说是和（音胡）了，我一看刚要说“诈和！”昌祝在桌下轻轻踢了我一脚，我才恍然大悟我太不懂事了，我们是陪老人家解闷儿嘛。从这件小事我也看出昌祝的孝心和细心。老人家问寒问暖，见我衣裳单薄，立即教裁缝给我做一件羊皮袍，又添置了内衣和鞋袜。我俩出走前夕，老人家又给我两枚金戒指，教我一路戴在脚趾头上。她又一再叮嘱昌祝，一路上一定要仔细小心照顾我，不许出任何差错。我幼年丧母，而且她在自缢以前早就神经失常，我没有体验过母爱的温馨，此时此刻我忍不住哭了。老人家拉着我的手说：“别哭啦，孩子！妈妈会想你们哥儿俩的。”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南京沦陷前夕，我们哥儿俩辞别芮妈妈和各位兄嫂，踏上了前途渺茫的征程。我们要向北先去数百里外陇海路上的运河站，搭慢车去徐州，再换快车去千里之外的西安。可是，从汜水到运河站已经没有任何公共交通，昌祝骑一辆自行车，我只有“自力更生了。我俩每天只能赶四五十里路，“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路上，昌祝对我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不但保证吃得好、睡得好，还随时随地注意我的健康情况，既要赶路，又不让我走得太累，路边休息时还给我讲故事解乏。我俩花了好几天工夫才走到运河站，再搭火车到徐州，挤上从徐州到西安的客车。一上车，就交了新朋友。车上很挤，原来坐两个人的座位现在要坐三个人。周煦良先生和未婚妻陈忠榴，还有同行的忠榴的堂兄忠襄和嫂子。他们已经坐定在两个座位上。看到我俩讲扬州话的学生模样的小青年，周先生就邀我们同坐。于是，我就在通道旁靠他右手坐下，忠榴姐靠他左手；昌祝面对着我靠忠襄兄左手，嫂夫人靠他右手。周先生三十来岁，十分亲切友好，一口扬州话，问长问短。他听我说我在扬州中学已读到高三，毕业后如有机会进大学，很可能按母校的传统读理工科，不过我也爱读文学作品，小小行囊里还带着一本《词综》和美国作家Washington Irving的The Sketch Book（《伊尔文见闻录》）。他听了以后就说，他本人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读的是化学系，毕业以后，父亲因他参加学生运动，怕他闯祸，就送他去英国留学，随他学什么。他一向喜爱文学，便到爱丁堡大学研究院去读英国文学，几年前拿了学位就回来了，在大学里教英国文学。当时，他正应邀前往四川大学外文系任教。他觉得，我的气质更适于学文哲，并希望我和他保持联系，他会尽量帮助我的。我俩谈得很投机，可惜我因旅途劳累，天一黑就呼呼大睡了。一夜无话，天亮醒来，发现自己的脑袋是靠在周先生的右肩上，忠榴姐靠在他的左肩上，他笑呵呵地说：“我当了你俩的枕头啦。”车到郑州，他们要转车去武汉，然后乘江轮入川。分手之前，周先生又鼓励我学文科，并愿意帮助我。一位萍水相逢的长者对我如此关爱，让我在漫天烽火的流亡路上再次感到人间的温暖。我和昌祝到西安后，很快就和克勋大哥联系上了。他领我俩先去临潼师部拜见师长马彪，威武的老将军热情地欢迎两个来自远方的小青年，请我们和他一起吃羊肉包子。交谈中他听昌祝说有修理无线电的经验，这正是师部电台所缺的人才，便立刻留他当机务员，官封骑兵少校（非中央正规部队，待遇低，级别高。）他听我说我刚十七岁已读过十多年书，就笑着说他没上过一天学，大字不识几个，问我愿意不愿意留下给他当个上尉秘书。我受宠若惊，但我高中还没毕业，怎能当师长的秘书，便婉言谢绝了。师参谋长和两位处长都是克勋在军校的同班同学，也热情地欢迎我俩。我随克勋大哥去醴泉，在团部住下。团部设在县城外一座较大的民房内，十分简陋。我俩睡的是土炕，吃的是馒头就葱花，可是大家都很热情。我很快就学会了骑马，每天清早，由一个年轻的骑兵陪同我去跑马。给我骑的是一匹“死马”，万一我在奔跑时从马背上摔下来，它就会死死地停下来，决不会拖着我跑。克勋大哥怕我闲得无聊，有时带我进城到县长家和负责城防的中央军连长家作客，或者到临潼和昌祝一起去华清池沐浴，还带我登上华山。时间一长，他觉得我应当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三月中，他送我去兴平，到他的同班同学、一旅参谋长姬绍谋处，帮他做点文书工作。这位上校参谋长也像老大哥一样待我。旅长马元祥将军也夸我的“文才”，他给马步芳的一封信是我用文言写的。四月，山西日军向黄河推进，直逼潼关，陕西告急。骑一师随时会有作战任务，我怎么办？克勋大哥说自己是军人，杀身成仁，义不容辞，我必须向安全的后方转移。他立即和师部任职的同学们计议。恰巧这时师部要派三名青年军官去武汉参加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政训班受训三个月，他们就决定把一个名额给我，我的身份是“骑兵上尉交际参谋，现年二十三岁”。马旅长给我定做了两套布军服，发给我旅费，并嘱我受训后回到他身边工作。五月初，我和另两位上尉一道到达武昌南湖政训班报到。不久之后，克勋大哥也奉派来中央训练团受训，团址就在风景秀丽的东湖珞珈山武汉大学校园，周末我常去他那里盘桓，经济上也靠他资助。到武汉之后，偶然从报上看到周煦良和陈忠榴的结婚启事，上面有他俩在汉口所住旅馆的地址。一个周末，我找到那家旅馆，敲他们房间的门。周先生打开门，看到我一身军装，衣领上佩戴着骑兵上尉的领章，大吃一惊，问我怎么回事。听我说明原委之后，他和榴姐都哈哈大笑，说我胡闹，叫我受训结束后尽快入川，争取早日进大学读文科。他俩留我过夜，要和我好好谈谈，并指给我看屋内除了他俩睡的大床还有一张单人床，只要我不介意，他俩是不在乎的。一对新婚夫妇，竟然会留一个非亲非故的“男子汉”在新房里过夜，真是闻所未闻！在这个期间，我也有过一次不同的遭遇。有一天在武昌路过一座办公楼，门前挂着“国民政府救济委员会”的大牌子，我想起一位舅父是那里的委员，便走进去问一问。一名茶房说他正在办公，让我在会客室坐下，他进去给我通报。自从妈妈自裁丧葬之后，多年来我难得见舅父一面。如今，流亡途中，他乡遇亲人，我太激动了。舅父出来了，一身洁白的夏装，和我寒暄起来，对我的处境没表示任何兴趣，也没问我家里人的情况，大约十分钟后就“端茶送客”了。一个月后，周先生夫妇乘船入川。行前每逢周末，他俩都邀我去玩，不但带我上冠生园等餐馆吃饭，有一次饭后还带我上咖啡馆吃冰激凌，周先生为我叫了一份“lover’s dream”（情人梦），让我这个乡巴佬大开洋荤。周先生还单独带我逛书店，指给我看许多当代名作家的作品，让我大开眼界，还买了一本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送给我。回到旅馆之后，他又给我讲解其中的几首诗，给我上了新诗的第一课。当时，他已开始翻译英国诗人A. E. Housman的名著，A Shropshire Lod（《西罗普郡少年》），曾把其中几首诗的译稿朗诵给我听，开始把我引进英诗的殿堂。我在武昌受训期间，大哥已带着淑姐和慧妹入川了。淑姐是学蚕桑的，已在川北一个蚕桑单位找到工作。大哥是学化工的，已在合川国立第二中学找到工作，慧妹已在二中女部就读。大哥敦促我也尽快入川，到二中读完高中，考大学，而且二中教师队伍的骨干力量就是我的母校扬州中学的老师，我便决定入川复学。主意已定，我就写信报告已在成都川大任教的周先生，他回信赞许并欢迎我过境时在他家小住。八月中，战干团受训结业，我没有回骑一师，也没有接受团领导桂永清将军点名要我去他正在组建的集团军司令部的任命，便先乘火车回陕西，到临潼昌祝兄处告别，再辗转入川。他见我又要远行，不知后会何期，便坚持陪我从西安乘火车去宝鸡，送我搭上川陕公路的长途汽车，前往合川国立第二中学复学。这条公路是新修的，十分简陋，一路颠颠簸簸。每天要在一家客栈过夜，司机通宵赌钱宿娼，白天照样开车。有一天，他半睡半醒，开到一段狭窄崎岖的山路，车子就在一个悬崖峭壁上翻了。乘客受伤的不少，我竟幸免。从武汉到成都整整走了一个多月，十月中才到成都。一下车，我就直奔周先生和榴姐在市内祠堂街的寓所。周先生和榴姐见到我十分高兴，仿佛欢迎浪子回家一般。他俩告诉我去重庆的长途汽车每天只有一趟，要乘车的人很多，购票要先去车站登记等候，我要住下来耐心等待。果真一等就是一个月，我成了周府的食客，不仅是“宾至如归”，他俩对“小巫”还照顾得无微不至。有一次，我偶然在街上碰到宁淑姐的一位中学女同学，异地相逢，十分亲热。她约我次日下午到市内看电影，我当然答应了。回家后告诉榴姐，她知道我从来没有和女朋友出去过，也知道我身上没有多少钱，就马上给我几块钱，还嘱咐我和女孩儿出去玩一定要准备会账。周先生有空就领我去杜甫草堂等名胜观光，逛书店，买碑帖。他也带我上小馆子，我至今还记得一个“不醉无归小酒家”，多么雅，多么令人陶醉的名字！他家常有外文系的同仁来作客，我和谢文炳、朱光潜、罗念生等名教授都交谈过。在家里，他有空就指导我看英国小说家Somerset Maugham（毛姆）和John Galsworthy（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我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大概也是天意莫测吧。一九三九年夏，从国立二中毕业后，我考上了西南联大外文系。当时克勋大哥在重庆中央训练团任职，帮我联系搭军用卡车去贵阳，再换长途汽车去昆明。我进人联大以后，他仍资助我生活费，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一年秋我开始工作才停止。在这期间，昌祝的五哥昌祉当时在成都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也受昌祝之托，定期给我汇款。从重庆到昆明走了一个多月，十一月中才到达大西门外的联大新校舍。到校后不久就收到周先生为我写的三封介绍信。一封给他的堂弟珏良，他刚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可惜他后来携新婚的夫人回天津了，无缘再向他请教，直到九年后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同学，同时受教于同样的老师。煦良先生的第二封信是给吴宓教授的，他是我二年级的必修课“欧洲文学史”的老师，我在上课前去拜见了他。可惜我二年级读完就去给“飞虎队”当翻译，再也没机会得到这位大师的教益。煦良先生的第三封信是给卞之琳的。卞老师原先在北大任教，一九三九年入川后在四川大学任教，一九四〇年夏才转来联大的。他一到校，我就拿着介绍信去拜见。当时他是英语讲师，教大二的公共英语，我没有上过他的课，但是常去看望他。这时我已读过他的《鱼目集》，其中有好几首诗我都看不懂，正好当面请教，他总耐心地为我讲解。我每次登门拜访，卞先生都要借几本文学作品给我看，有英文原著，也有外国文学的中译本，我和西方文学的接触就是这样开始的。一九四三年初，克勋大哥因患肺结核从重庆回西宁疗养，我十月赴美，后来就逐渐失去联系。一九五一年八月，我从美国回国以后，从宁慧妹处得知他在几年前“起义”，住在兰州，并有地址。我立刻去信，热切地指望和这位老大哥重续旧缘。不料原信因“查无此人”被退回，从此音讯断绝，生死莫卜。我和昌祝兄失去联系数年，抗战胜利之后，从华盛顿打听到他已在南京参加军方工作，终于取得联系，还托友人给他带去几样小礼物聊表相思。后来内战重新爆发，他辗转去了台湾，我也离开空军，从此又失去联系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患难馀生回到北京，偶然和他在南京的五哥昌祉兄取得联系，才得知他子女已成行，全家在台北安居乐业，我又重新和他取得联系。一九八二年我应邀到Irvine加州大学访问一年，恰巧昌祝兄夫妇来美探望已成家立业的儿女，便来我处团聚。不通音讯三十余年，昌祝兄和全家人都一直为我的生死安危焦虑，异国重逢，悲喜交集。这时我才得知芮妈妈已于多年前逝世，我也无从实现报答她老人家恩情于万一的夙愿了。随后十余年中，我们曾先后在北京和美国欢聚，以为今后可以常来常往，退休后一同回扬州定居，欢度晚年。不料一九九三年我在美国出英文版回忆录后，竟然因此又被打入另册，有国难归。而他俩乡情萦怀，却决定先我回大陆定居，并已在扬州购置了房产。一九九九年春，他和风芝嫂从台湾回大陆，先在南京小住探亲。万万没料到昌祝却因病住院，竟一病不起，于五月二十四日辞世。后来，凤芝嫂整理昌祝兄遗物时，发现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所手写的《我的回忆》，记录了从一九一七年二月出生到一九五一年三十四年中的亲身经历，长达五十四页，寄给我一份复印件。其中他一再深情地回顾了我俩从萍水相逢到患难与共的往事。这时候，他写道：“我希望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到现在为止，我们分别已十数年了。我们的友谊是深刻的，他给我永远的怀念。”我一口气读完了昌祝的回忆录，十分感动，对他的为人和操守更加敬重。昌祝是我平生第一个朋友，六十年生死不渝，我再也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朋友。他的爱心是我终身难忘，终身受用不尽的。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在成都告别煦良先生夫妇后，十多年间虽天各一方，一直保持联系。一九五一年八月，我从美国应聘回国，赴京前先在上海探亲访友，得和榴姐久别重逢。当时煦良正在北京参加民主党派会议，我到京后才有机会和他叙旧，他很高兴当年我听他的话选择了文科。后来，他每次来京开会，一定安排时间和我小聚长谈。好景不长，一九五七年后，我入了另册，流放北大荒，不得不与亲友断绝交往。一九六二年我到安徽大学任教后，恢复与煦良先生夫妇通信。“文革”期间，我全家被流放安徽农村，我成了无业流民，更无人问津。“文革”后期，我去上海探亲，决心去看望两位老友。给我开门的是榴姐，她绷着脸问我：“你找谁？”我说：“找你。”她又问：“你是谁？”我说：“小巫。”她惊呼：“小巫！我们哭都哭过了，原来你还活着！煦良！小巫没死啊！”我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我的死讯，咱们苟全性命于乱世吧！”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好歹还活着，两位老友却早已先我而去了。想当初，我少不更事，身无分文，竟敢独自离家流亡。幸而流亡途中，几位忘年之交从天而降，拯救我于危亡，熠熠生辉的情爱照亮了我坎坷多舛的命途。而我多年来流寓他乡，欲归无计，“亲故凋零哭亦迟。”八九愚叟，一事无成两鬓霜，愧对漫天烽火忘年情，西望云天，遥祭英灵。（2009年8月于维州猎人森林 一室一厅藏拙处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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