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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路，写一卷书。我很感激在日本游学的几个月。每当我出门远行，离开平时熟悉和拥有的一切，我会又一次真切感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健康清醒的状态而已。甚至，以前觉得非有不可的书房也不那么重要了。每日每夜，我路过的城市、住过的旅舍、跨过的河流，没有什么是属于我的。然而，世界是这般仁慈，正是这些并不属于我们的人和物，构成了属于我们个人的情感和经验。所谓我，不是别的，就是我所经历的一生。最近又在计划一次远行，我想从南开大学走回江西老家。沿途一千多公里，大概要走一个多月吧。因为伏案久坐的缘故，我的身体这几年出现了严重不适，我想通过一次漫长的行走给身体来一个重启。我相信这将是一次艰辛而甜蜜的旅程。然而因为雾霾过重，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了，心想等夏天来了再说吧。以前喝西北风是因为贫穷，眼下大家都盼着喝西北风了。寂静的山岗，果实累累。大自然馈赠人类太多的恩情。它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免费的东西，而我们却在给所有免费的东西下毒，让清洁的阳光、空气和水不再眷顾我们。它给了人类免费的死亡，人类却没有耐心等待这份施舍，不仅发明了断头台并给刽子手发工资，还制造战争把无数血肉之躯变成炮灰。然而，我还是要感谢大自然有关生与死的无私的施舍，它教会我们要节制贪欲。因为有了这份免费的死亡，我们可以在有生之年积极行善，至于除恶的事情交给大自然就好了。我不敢想象，人类若得永生，这个世界将会进化出多大的一个暴君。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陷》中谈到，人与生俱来有着强烈的侵略欲望。所以，邻人不只是我们可能的帮助者或性爱对象，还是一个诱惑，诱惑着我们用他们来满足自己的侵略性，诱惑着我们去剥削他们的劳动力，诱惑着我们强暴他们，抢夺他们的财产，羞辱他们，侵害他们，杀死他们。翻开日本侵华史，我发现有些内容近乎谜团。为什么像野田毅和向井敏明那样展开过“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日本少尉军官在临死前竟然喊出“中国万岁！”以及“世界和平万岁！”的口号？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要重新回到人的意义本身。人类世界最可怕的恐怕还不是人性，而是为人性提供方向与能量的各种意义。意义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相较人性，我愿意研究的是人的意义，在此姑且称之为“人义”，即人对自我所赋予的意义（meaning）。它不同于《礼记》中伦理意义上的“人义”，也不同于相对于“神义论”而言的“人义论”。简而言之，我所谓的“人义”包括了人对自我、他人和世界以及命运抱持一种怎样的意义上的理解。人是意义动物，人的意义可能是自我生成的，也可能是因外加而被迫接受并内化的。牛顿说：“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在我看来，人性并不疯狂，真正难以计量的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一群人为了抢救几张领袖的照片不惜被淹死，这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纳粹屠杀犹太人，胡图族屠杀图西族，关东大地震时日本人杀朝鲜人，这些都不是人性的疯狂，而是意义的疯狂。能让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孩子而去杀死另一个孩子的，是意义，不是人性。相较于用善恶来定义人性，我更愿意采用非道德化的欲望和恐惧。人性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它包裹的不是善恶，而是合乎自然的欲望和恐惧。善恶是“人义”层面的问题，这种道德激情或意义激情使人可以重新定义一切欲望和恐惧。在自然状态下，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被杀，会有恻隐之心。这是人性。但如果死者被注入意义，比如他是“人民公敌”、“叛徒”、“臭虫”，他就变得“死有余辜”了。这是意义。我在书中提到了石原莞尔、菱沼五郎对杀人的理解，显然这不是人性论所能解释的。事实上，当我们以善恶来区分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在对人性赋予意义，即回到了“人义”的层面。同样是杀人，为什么我们言之凿凿的罪恶，在石原莞尔和菱沼五郎等人看来却是一种为人类或国家做出的“牺牲”？这不是因为人性，而是因为自我意义的设定，即“人义”。好的观念将人带上康庄大道，坏的观念让人万劫不复。当一个国家被一种坏的观念所笼罩，这个国家也就开始了它的灭顶之灾。日本当年就是这样一步步从明治维新滑向“一亿总玉碎”之疯狂的。在这里，“意义猛于虎”。许多人受意义的激情驱使，像弗兰肯斯坦一样生产了意义的怪人，最终又被意义吞没。一个人最终选择自杀，也是因为他不能很好地控制他所生产的意义，而导致自噬。1943年，日本政府曾经发表报告，将日本对亚洲国家的侵略粉饰为一种人道主义介入：“我大和民族现今正流着‘血’，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达成我们在世界史的使命。为实现亚洲十亿人民的解放，更为维持我们在大东亚共荣圈的领导地位，我们必须把大和民族的血植入这些‘土壤’。”而日本的宗教领袖甚至也认为这场战争是一场“慈悲战争”。他们要么隐藏了人性中的欲望，要么活在“人义”的乌托邦里不能自拔。鉴于日本当局和日本社会对侵华战争的种种掩饰，詹姆斯·道斯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和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战争不是发生在中国的战场上，而是发生在两国的记忆领域。而这场战争注定持久，甚至可能从历史烧进现实。究竟要从历史问题入手解决现实问题，还是要从现实问题入手解决历史问题，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回到人的境遇本身。生而为人，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个中国人或一个日本人。我们都会计较现实中的利益，那就应该就事论事地考虑双方的利益。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将有助于我们看清历史并促成人的和解。我在日本的一些乡村旅行时，偶尔会看到几块侵华士兵的墓碑。我知道当年日军如何作恶于我的故乡，然而当我站在这些紧靠村庄的墓地边上，看着远方风吹稻浪时，却一点也恨不起来。他们曾经在自己的土地上世代务农，却背井离乡做了帝国的炮灰。我恨他们犯下的罪恶，但又同情他们在这颗美好的星球上度过了可怜又可恶的一生。我曾和学生们谈到日本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同时指出中国不仅要防止来自外部的杀戮，更要防止来自内部的杀戮。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有个学生反驳我说：“老师，我认为你说得不对。外国人杀中国人，是侵略；而中国人杀中国人，是内部进化。性质不一样。”我无法认同这位学生的观点，但它的确具有代表性。在这里，国民的观念仍然优先于人的观念。理想的状态是：当日本人杀中国人，中国人要对日本的凶手问责；当中国人杀中国人，中国人也要对本国的凶手问责。同样，当日本民众反思战争时，不仅要反思战争给本国带来的痛苦，也要反思战争给他国带来的痛苦。所谓历史和解，归根到底是要重新回到人的命运本身，对人类的苦难历史抱以广泛的同情，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可靠可行的文化与制度，避免苦难再次降临。所谓永久和平，不只是两国不再开战，更是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杀戮。江西曾经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我在星子县寻访抗战史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两位抗战老兵，年轻时他们都当过庐山游击队的分队长和机枪手。临终前的一些日子，两位老人先后和来访者吐露了隐藏多年的心事——他们为自己当年打死过那么多日本兵感到“不安”。一个说，“日本佬也是人”；一个说，“那些被打死的也都是些年轻的后生啊！我感觉我担了‘过分’（星子县方言，意为‘做了缺德的事’），我有罪啊！”没有人会认为两位老兵有罪。我一直相信慈悲乃人之神性，这恰恰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雨果借小说《九三年》强调革命之上有人道主义，我则认为一切正义都应始于慈悲，并终于慈悲。日军当中有些被洗脑者也曾相信他们参与的大东亚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将黄种人从白种人的压迫中拯救出来”。然而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错了。石原莞尔寄望日军像中国古代的“王师”，然而我在他的思想里没有找到一点慈悲。能杀死一个人的，不是刀枪，也不是人性中的欲望和恐惧，而是“人可以被杀”的观念。当这一观念开始“人挡杀人，佛挡杀佛”时，能对它说不的，除了抵抗，还有来自人心底里的那点慈悲的天性与自然的精神。当年日本兵在战死前呢喃着“妈妈”而不是高喊“天皇万岁”，也是受到了人性中那点美好天性的召唤。【摘自：《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作者/熊培云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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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怀本厚西峰读书》
明·谢复
雨水连三月，春光又一年。莺花犹怯冷，云树迥遮天。幢影浮灯外，钟声落枕边。怜君读书处，寂寞似枯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