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当我们讨论乡建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本文摘引自《建筑实践》2019年8月刊
“对谈：乡建与建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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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玮：乡村实践是个落地性非常强的事，请问在座的三位老师，这种实践对你们的教学有什么影响吗？
周凌：中国的建筑设计行业受专业分工体制影响，各专业、各阶段相对独立，各自为政，缺乏综合性。在乡村里，由于资源限制，行业分工不明显，适用于城市的规范也不能覆盖乡村，因此，乡村建设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对综合知识的要求很高。乡村实践对我们的建筑学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在教育中也能让学生掌握更加全面的知识。
王维仁：我认为教设计的老师一定要实践，避免只做纸上设计，或者只跟学校设计院合作，去做一些尺度大、研究性低的设计。假如研究生只跟老师做这些，之后转换到设计院的大型项目，很容易一下丧失掉尺度感、建构感——而尺度较小的乡村建筑恰恰能够避免这样的缺失。而且，相比于单纯的小住宅，乡建还多了一层挑战，那就是对于乡民、乡村社会关系的理解与处理。所以乡村实践对教师和中国整个年轻建筑师群体来讲，都是很好的训练机会。
香港菜园村重建，王维仁建筑设计研究室
何崴：乡村实践对中国大学教育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参与乡建的人在学校的话语权。乡村实践为教学及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可能，它不同于按西方教育结构和城市大分工逻辑建构的现代建筑体系。我认为中国的乡村一直处于前工业时代，当代社会属于后工业时代，而我们的建筑学教育思维基本还停留在工业时代，设计思维缺乏整体性。乡村是一种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到乡村去，把里面的整体性、尺度、建筑作品和使用者之间的关联性带回学校，这对教育很有意义。
宋玮：与城市项目不同，乡村实践的资金来源似乎不那么直接和稳定，那么乡建项目的设计、工程费会对你们造成困扰吗？另外，乡建的工作方法与城市项目有什么区别吗？
孟凡浩：资本本身是一个中性的词，看你怎么去利用它。资金来源和项目的规模、类型及业主相关，必要时也会适当在设计费上做一定让步，来换取创作的自由度。
王磊：由于“美丽乡村”是一个全系统的事情，是把农民的组织建设、产业建设与整个环境规划设计、三农问题一并完成。所以从整个项目的开始，财政就需要提供足够的资金来匹配到整个县域范围，把它整体的产业都带动起来。另外，要让团队在区块内稳定地运作，成为扎根在乡村的一个根据地，那么政府就需要打包我们的全套服务。乡村里的工作模式比设计院灵活，我们不应该被框在建筑设计师的角度去思考乡建，而站在社会工作者的角度——这是未来的走向。
烟台市长岛县北城村环廊，王磊联合建筑事务所
王求安：我们一般单个项目周期要两年，说服村民就要花费半年时间，真正用于设计的时间可能都不足四分之一，很多设计院、事务所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这些社会工作。乡建与城市项目的区别之一就是需要大量的现场作业时间——大量场地、人员、材料、工艺的问题在随时产生，设计师和施工负责人几乎要全程驻场，图纸也会根据现场情况不断调整。总的来说是一直处在出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状态。
佟阳：免费做设计虽然不可持续，但确实很有话语权，可以做很多在城市项目里没法实现的东西。其实不同类型的项目担任着不同的角色，这类项目更像是搭了一个平台，每年做一两个还是可以的。
蓝田县油坊坪村景观设计
中建西北院建筑装饰与环境艺术工程设计研究院景观所
宋玮：在乡村目前多元、甚至过热的情况下，产生了大量被简化的节点、构造和材料——相对宽松的乡建环境，是否意味着建造门槛的降低？乡建会不会在给年轻建筑师提供机会的同时，弱化了建筑学的本体，或是使其发生了一定向的变化？
安吉云图民宿，宋玮建筑工作室
王磊：我受过专业的建筑训练，但在乡村有时也用糙办法做。乡村工作并不那么乐观，许多实际问题发生时，你不可能用建筑学的标准来要求建造和完成度。在这个阶段，我们是根据实际情况来往前推进的。一味要求建筑高完成度是不可能的，应该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这种情况。
孟凡浩：村民们也需要有品质的房子，在技术和热工性能上的要求一点也不比城市低。原来老房子的质量是由当时的结构体系和围护材料决定的，我们现在盖新房子，肯定要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
东梓关回迁房，gad·line+ studio
周凌：乡村建筑有一些特征，但很难被精准定义。法规中，乡村建筑是位于农村土地上的建筑，它与农业生产、与农民相关，接触自然，建筑密度低。上面两位的案例正好代表了面对不同类型的乡建采取的两种不同策略——孟凡浩做的项目代表了发达地区的乡村，或者叫近郊乡村，它需要做保温、做构造，以达到城市的品质；而王磊他们是通过乡村内置金融来实现乡村的产业振兴，是真正地在社会学层面上深度参与乡村建设，与农民和农村土地有关。建筑学自身是覆盖不到金融的，王磊他们是将建筑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不能说乡建改变了建筑学，而应是增加了建筑学的一个品类。
徐家院村民活动中心，周凌工作室
何崴：乡建本身不等同于在乡村建筑。如果把乡建狭义地定义为在乡村建筑，就会存在它到底是解构或是重构，还是扩大的传统建筑学问题。我们谈的乡建或者乡村振兴，建筑学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建筑被重点关注是因为它是显性、前置的，也很容易给地方带来政绩。而像农业和土壤改良还有内置金融，都很难在三、五年内见效。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西河村村民活动中心，三文建筑
宋玮：孟凡浩是通过乡建来做一些节点和材料上的突破，寻求建筑学本身的价值；而王磊和求安的策略，是通过产业化的操作，给乡村带来新的价值——各位认为乡建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
孟凡浩：乡村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环境。职业建筑师终归是有一定社会性的，城市中，我们实践的社会性往往被淹没在资本力量之下，而在乡村里，建筑师对社会的改变还是有一定作用的。乡村建设才刚刚开始，建筑师为乡村发展领路、探索一些具有推广性的模式还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在整个建设类型上做提升或系统优化，而不仅仅是形式层面上的推广。
王求安：我国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农民，但由于设计收费高，农村长期以来不是由建筑师、规划师，而是乡绅或者风水先生控制建设的。村民有跟风的心理，那么建筑师有责任来给他们做一些示范、引导他们。国家现在开始关注这个领域，乡村建设越来越多的现实可能会逼着建筑学打开视野，不再单一地待在一个小圈子里；另外，也是特别实际的一点是它能提供很多的实践机会。
清水村村部，安哲建筑
周凌：乡建对我国建筑学的发展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之前，我们一直在追随西方理论的脚步，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建筑理论基本停滞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必然要探索自己的道路——乡建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让我们通过建筑学的手段，在自己熟悉的乡村环境中去探寻、解决各类混杂的问题，以产生属于我们自己的新的建筑语言；同时，中国乡村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养料——不同的聚落和文化可以带来建筑语言的丰富性。扎根乡村，用新的建筑语言去解决实际问题，价值自然就会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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