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城市更新时代，他们如何造房子？
“我们必须使城市恢复母亲般的养育生命的功能，独立自主的活动，共生共栖的联合，这些很久以来都被遗忘或被抑制了。因为城市应当是一个爱的器官，而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应当是关怀人和陶冶人。”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城市更新，在当下中国正以多元路径、多样手法展开着。它对建筑师的设计方式、策略，乃至对建筑学本体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次对谈在实践轨迹各不相同的六位建筑师之间展开，意在探讨城市更新背景下建筑学的转变与未来。
对谈主持
范文兵：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主任
对谈嘉宾
童明：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梓耘斋主持建筑师
薄宏涛：筑境设计董事、总建筑师
庄慎：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
张斌：致正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
王硕：META‒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燕京里创始合伙人
何勇：好处MeetBest 创始人、CEO
——下文摘引自《建筑实践》2019年7月刊
“对谈：城市更新时代的建筑学”
……
庄慎：城市更新和空间生产、经济发展的关联特别紧密，因为很多形式是由经济决定的，这很理性。我们处在建筑学很没落的一个时期，将建筑学和其他学科相比，它的引擎发动得慢，但熄火得比别人早。
现在正是一个经济转型的时期，会产生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在此时讨论城市更新、讨论建筑学，在认知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能够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看清楚我们学科的边界，不是说要固步自封，而是面对跨学科协作时，你要知道自己的边界与核心在什么地方，这样才能有一个讨论的范畴，离开它你就无从讨论。
常州“棉仓城市客厅”，阿科米星，2018
薄宏涛：目前国内的城市更新项目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的，类似于首钢这样的由政府或城投等国家资本来主导推动；一类是自下而上的，由民营资本推动，这里面既有传统的更新租赁方式，也有基于互联网共享概念的新运营模式。两者是两个资本阵营的代表，它们空间生产的操作路径有非常大的差别，核心利益诉求和最终评价标准也存在差异。
北京首钢西十冬奥广场，筑境设计，2017
张斌：建筑学的创造（在经典意义上）总归是和空间形式相关联的创造。然而自二战以后发展到现在，整个城市系统的发展基本上是在隐形化、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中（包括互联网的产生）。建筑学已经被嵌入到这个巨大的系统当中。因此对城市更新这件事情我比较悲观，因为其实建筑学也很难再创造什么。
童明：我倒不认为建筑学只能落后于时代之后，或是为其他事务充当副手。从历史上看，空间变革实际上是先手。从奥斯曼时期的巴黎改造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在德国很多城市出现的大规模住宅，再到20世纪60、70年代在纽约等地呈现的那些Soho之类的小空间改变，实际上都是先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转型的，城市空间率先做出变革，为其他的发展带来了可能。对于建筑学而言，城市更新是一种更为现实的挑战，它意味着一种触动和反应，也就是建筑设计如何面对现实做出回应。
当前时代，我们很多的语境确实有所落后，的确有很多社会经济因素已经超出我们对于建筑设计的那种考究性的理解。但相应地，在现实中存在大量微小、不规则的建筑现象早就已经开始了，要看我们如何用一种思维方式能够把它进行理念性的研究，这对建筑学而言是一个新的机会和挑战。
金桥镇佳虹社区入口绿地改造，梓耘斋建筑事务所，2019
王硕：的确，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其实也产生了许多新的空间类型，这些东西一开始并不一定是建筑师设计出来的，许多可能是使用者或者运营商冒出来的一些“招”，但是我觉得建筑师可以思考的是：如何通过一种后设性的观察，把里边的核心要素找出来，吸纳到建筑学体系里面，变成建筑学领域中可以探讨的城市更新。
燕京里，META-工作室，2017
张斌：当然，建筑师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肯定会积极投入各种城市更新的工作中。一个是你的职业冲动决定的，第二你也没有其他选择。各种大机构也已经没有那么多增量项目可以做。但是我觉得不太能指望说，因为大家都做城市更新了，中国的建筑学就会有一个新的方向和结果，对此我比较悲观。因为其实所有项目逻辑都是一样的，这个逻辑跟过去数十年的增量时期没有任何变化。
深圳盐田大梅沙村改造，致正建筑，2017
童明：无论是怎么样的建筑，本质上都差不太多。不过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在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部分其他项目是在一种资本生产体系的控制之下形成的，而在我们的共识中，所谓城市更新，本质上不全是受制于这个体系，而更多的是从公共性的意图进行思考。
庄慎：很难说跳离了那个体系，两者肯定是同时存在的。
张斌：以前在增量时期，主要是地产商垄断的商业开发，没有小资本的空间。现在这样一种类似于轻资产或者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提供了一种小资本的可能性。小资本作为中介渗透进城市发展和更新，这可能也是中国社会急需的。
何勇：是的，在城市更新时代，考虑到移动互联网飞速发展，基于对效率的追求，许多线上的行为取代了线下。也许可以说，程序员的职业范畴和技术能力替代原来实体空间中建筑师的角色。而当强调效率的行为大量集中在线上之后，线下的实体空间就会将它的关注点更多转向体验、品质、公共性等因素，这对建筑学来说也算一种机会。
好处Meetbest，2016
童明：其实除了经济方面，城市更新还需要讨论空间和组织方面的问题。社会生产的组织方式，与其空间结构之间存在着必然关联，任何一方的调整与改变，都会引起其他领域相应的一系列后果，这需要一种慎重而精密的操作方法，同时突破一些原有的边界。其实，这也对应了建筑领域的很多思考。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就开始出现鼓励开放私有空间，并将其作为公共场所进行使用，同时在其他方面给予奖励，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与空间相结合的设计。
王硕：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工作过程，就是如何让城市更新纳入到建筑学体系中被讨论，而这个体系核心的过程是什么？这可能是需要被研究和讨论的。
童明：建筑学正是从这个（城市更新）语境里面诞生的。18、19世纪时期的巴黎改造，既是城市变革的一种表现，也是现代建筑的一种发端。而第一次真正大规模、有意图的城市更新，我认为实际上是在罗马。当教廷于15世纪回归罗马之后，人们面对一堆自1000年前罗马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废墟，萌发了文艺复兴的运动，这（建筑学）也是从中世纪的那种腐败中间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讲的建筑“秩序”“崇高”等这些从文艺复兴来的概念，实际都是与此相关的。到奥斯曼巴黎改造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同样的情境，在那种臭水横流、流氓乱窜的城市环境里面，如何通过有秩序的空间营造来解决社会问题……
左：巴黎埃蒂安纳街
右：奥斯曼改造过程中建成的巴黎歌剧院
1927年建成的德国魏森霍夫住宅群
所以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种建筑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是从这一（城市更新）语境中发展而来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生产状况之下，建筑学有着不同的应对手段。因此，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城市更新”这样一种议题，它并不新颖，新颖的地方在于它的历史时期特征，也就是在当前的时代环境下，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建造？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使命。
范文兵：谢谢各位的发言。在我看来，“城市更新”这件事情应该真正地让一些人获益。尤其需要关注的是，项目结束后真正的后续发展如何。我们应该思考更新究竟带来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这也是与理论研究相比，落地项目最直观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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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关注《建筑实践》2019年7月新刊
编辑 / ethan
视觉 / jol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