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与城市性|在西岸美术馆背后
西岸美术馆作为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DCA）在国内的最新作品，于2019年11月8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并与蓬皮杜艺术中心（Centre Pompidou）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展陈合作项目，DCA与蓬皮杜在业界的知名度也使该项目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建筑实践》2020年2月刊《Mega-Culture》特辑中，我们采访了西岸美术馆的项目建筑师陈立缤，请他与我们分享这个历时6年的项目背后的故事。
人物：陈立缤
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
上海办公室合伙人
采访：唐杰
慕尼黑工业大学建筑学博士候选人，德国注册建筑师
访谈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02期P122-131，点击原文购买。
“当前建筑学的危机是建筑师被鼓励建造易于传播的签名式建筑——只在杂志上看起来很漂亮，但年纪渐长的我越来越不关心建筑本体，反而对社会属性感兴趣：如何处理城市发展、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问题。”
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和您一同探讨西岸美术馆项目。能否请您先简要介绍西岸美术馆的设计概念？
陈立缤：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DCA）在2013年受业主邀请开始这个项目的设计工作。由于立项时美术馆运营方的缺席，对于后期展览内容和形式的认识比较模糊，所以当设计工作开始时，整个设计任务书并不完善清晰，只要求建筑由四个展厅和一个多功能厅组成，每个厅的面积大约在1,000㎡—1,500㎡。
所以在设计之初，方案主要从基地出发。博物馆位于距离黄浦江20m的滨江范围内，在这里建造大型的重要公共建筑是一个极为宝贵的机会。虽然当年还未实现黄浦江沿岸整个45km滨水区域的贯通，但在徐汇滨江，一个沿江公共空间的示范区已初露峥嵘。基于此，我们的设计重点是建筑的公共性。设计之初着重考虑两点：（1）如何服务整个滨江游客群体，为大家提供一个公共活动场所；（2）保持城市到滨江的渗透性。
西岸美术馆东立面 © Simon Menges
这块基地是一个不规则的三角形，如果按常规做法把22,000㎡的建筑设计成一个方盒子，会导致建筑成为横亘在城市和滨江之间的一堵墙。所以我们的策略是化整为零，把一个大型体量变成三个小体量，每个体量上下两层，容纳四个展厅、一个多功能厅和一个大型库房。西岸美术馆即这三个体块的组合。考虑到美术馆的采光需求，上层的三个展厅做了屋顶天窗采光；为了让下层的两个展厅也能通过高侧窗采光，我们对两层展厅的标高做了特殊处理——上层三个展馆位于+6m标高，下层三个展馆位于–6m标高。
这样带来了两个好处：（1）保证五个展厅都有自然采光；（2）将±0标高开放给公众。三个体量中间的连接体，即建筑的中庭，成为了城市公共空间，与博物馆的运营保持相对独立，在闭馆时保证其可达性与开放性。
（滑动查看更多西岸美术馆图纸）
您提到了西岸美术馆的公共性。戴卫·奇普菲尔德曾经说：“当前建筑学的危机是建筑师被鼓励建造易于传播的签名式建筑——只在杂志上看起来很漂亮，但年纪渐长的我越来越不关心建筑本体，反而对社会属性感兴趣：如何处理城市发展、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的问题。”我想请问，为什么DCA在设计中会把公共性放到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来进行讨论？
陈立缤：DCA的设计通常从城市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城市和建筑的关系应该是共生共荣，二者无法割裂讨论。所以我们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停留在建造一座楼的层面上，而是去建造一座城市。秉承这种理念，DCA在设计所有的建筑时，都把公共性作为建筑融入城市的一个连接点。
“对于复杂且周期长的项目，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但会尽力让这些变化和设计的核心概念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只要有充满意义的概念在背后支撑一个建筑，那么无论它的形式怎么改变，本质是不变的，这是我们决不妥协的地方。”
西岸美术馆沿街立面 © Simon Menges
让我们从城市层面进入建筑层面继续讨论。这个建筑的构造和材料，在不少地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立面大量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玻璃材质，其温润的效果非常惊艳，也成了本项目的一大亮点，DCA在2009年落成的德国埃森的弗柯望博物馆也曾使用过这种材料。您能否简单介绍这种玻璃材料的特性？它的首次本土化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是否带来工程造价的提升？
弗柯望博物馆内院 © Ute Zscharnt
陈立缤：这种玻璃确实非常特殊，厂商称之为玉石玻璃。它是通过对回收的废玻璃再加工制成，经过高温压制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纹理。这种材料的优点是拥有石材的厚重观感，兼具玻璃的透光性能，我们将它和不同背衬材料叠合，并与普通玻璃一起使用，实现幕墙不同层级的透明度：全透明、半透明和不透明。而它的缺点则在于比较厚重，约2cm左右，而且在国内属于新型材料，尚未证明其安全性，因此也无法通过国内幕墙安全评审。我们的解决方式是在玉石玻璃后加一块普通安全玻璃形成夹胶玻璃，虽然我们认为玉石玻璃本身安全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玉石玻璃由一家广东的生产商首次发明并投入量产，价格并不十分昂贵。西岸美术馆使用的玉石玻璃全部由国内供应商提供。
从詹姆斯·西蒙画廊外廊看向新美术馆 © Simon Menges
建筑内部的混凝土处理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DCA在德国的几个新项目，包括柏林新博物馆和詹姆斯·西蒙画廊等，都大量采用了混凝土表面喷砂工艺，呈现出一种高品质的颗粒美感。但在西岸美术馆，中庭混凝土表面采用的是一种真石漆涂面。这种特殊处理背后的设计思考是什么？
陈立缤：方案设计阶段确实是想做清水混凝土。但后期，我们发现国内的工艺实现还是有难度。几经尝试，我们选用了一种比较优质的质感涂料，粉刷在混凝土之上以寻求一种表面的颗粒感。
改造后的柏林新博物馆楼梯材质细节 © Jörg von Bruchhausen
据我所知，这个项目从设计到建成的过程中有过巨大的修改。比如，2018年DCA在维琴察曾展出一版西岸美术馆的模型，中间连接体由大量的柱廊构成，和门口现有的巨柱一起，形成了非常戏剧化的效果。但在落成后的建筑里，柱廊荡然无存，致使入口巨柱显得非常突兀。设计方案发生如此剧烈的变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陈立缤：维琴察展出的模型是一个非常早期的方案，柱廊当时是一个室外/半室外空间。通过柱廊，我们希望将中庭公共空间和滨江步道直接联系。后来在业主的建议下我们把咖啡厅从龙腾大道挪到了滨江一侧，也在龙腾大道一侧释放出更多展厅面积。由于后期的功能变化，原来的室外和半室外空间也需要变成室内空间，柱廊的概念没有实际的意义，所以做了修改。
另外一个比较重大的修改在中庭空间。中庭最初的概念是一个没有屋顶的纯室外空间——即一个位于地下一层（标高–6m）的下沉庭院。
如今这个下沉庭院变成了一个室内的天光中庭，标高也从–6m提到了±0。改动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随着蓬皮杜作为美术馆运营方介入后，很多空间使用要求发生了改变。比如蓬皮杜需要一个完全的黑匣子展厅（black box），即位于现在中庭地板下方的黑空间。二是业主预估参观人流的压力非常大，而原设计因为在连接体中间挖掉一个庭院，导致±0标高的面积过于局促。出于这两点考虑我们把内院改成了中庭。
西岸美术馆中庭 © Simon Menges
柏林新博物馆埃及庭院回廊 © Ute Zscharnt
既然提到了中庭，我想在这里把柏林新博物馆埃及庭院和西岸美术馆的中庭进行一个比较。柏林新博物馆埃及中庭加建中，玻璃栏板嵌在两根柱子中间。同样是柱廊设计，在柱子和栏板的关系处理上，是什么造成了两个项目的手法区别？
陈立缤：新博物馆埃及厅中庭中间部分由纯预制混凝土构件加建而成，空调地面出风，设计意图是将所有结构构件，包括柱、梁和楼板都清晰地表现出来，所以栏板在柱子中间，是希望在内外都能看到柱子的完成性。西岸美术馆在结构施工和机电配合方面都无法实现暴露结构的纯粹，所以我们把柱子面向中庭的一面暴露出来，强调整个中庭的竖向线条，然后利用栏板、侧面出风格栅和吊顶搭配，形成包裹楼板、梁、设备的第二层级元素，把相对混乱的部分隐藏起来。
但这种外挂栏板带来了一个问题——在参观过程中，管理人员禁止游客倚靠在栏杆上，仿佛有安全隐患。
陈立缤：这种构造做法本身是足够坚固的，目前这种情况完全是管理人员对非常规做法的一种误读。我们绝不认为这个构造有安全性的问题。
西岸美术馆教育空间 © Simon Menges
在参观过程中，最大的意外是地下一层最大的展厅——儿童多功能厅——呈现出的一种未完成的状态，包括只有空间高度二分之一的展墙、没有粉刷的砌块、暴露的天花板，造成这种未完成性的原因是什么？是设计如此，还是资金、工期、运营或别的原因？
陈立缤：我们原本在天花板下设计了一层透光膜，通过透光膜过滤入射的天光，形成均匀柔和的光线，结合人工照明，保证展厅永远有一个稳定、优质的光环境；同时室内也会呈现出一种简洁、干净的状态。但在蓬皮杜运营方进入之后，提出当代艺术品对于光的要求并不太高，他们也并不太在意整个空间是否有简洁的装修效果，反而是对吊挂、设备接口等要求大大提高。所以原先的设计并不符合当代艺术品展陈的运营要求，需要大幅度修改。于是我们决定暴露结构，放弃昂贵的采光薄膜，仅使用更具工业感的金属网滤光。展墙只设计了6m高，其他地方也保持土建完成后的砌块材质，以保留那种充满力量的原始感。尤其是室内天花板的混凝土横梁，保留了混凝土浇筑完之后的模样，没有做特殊处理，因为我们认为它原本的模样就已经非常有力。同时这种策略也清晰再现了相对永久、稳定的建筑和相对临时、多变的展览之间的关系。
西岸美术馆施工过程 ©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
可以看出西岸美术馆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充满了妥协，虽然这种妥协某种程度依然是积极的。您如何看待设计中的这种妥协与非妥协？
陈立缤：欧洲的大环境都是比较稳定的，而国内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有更多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周期远远小于一个中等规模建筑从设计到建成的周期。对于这个项目，很不幸，蓬皮杜没能在设计初期就介入，虽然把蓬皮杜带到上海本身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的专业是建筑设计，但我们需要应对的需求远比建筑更宽泛。建筑很重要，但满足社会需求，满足展览需求也同样重要。对于复杂且周期长的项目，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但会尽力让这些变化和设计的核心概念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只要有充满意义的概念在背后支撑一个建筑，那么无论它的形式怎么改变，本质是不变的，这是我们决不妥协的地方。
其实DCA在业界受到认可的原因并不在于其设计有酷炫的颜色或乖张的外形，而更多是一种本质的力量。我想您刚刚的这一席话可能做了很好的诠释。
陈立缤：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柏林新博物馆改造工程。位于中庭的那个巨大的楼梯曾经雕梁画栋，我们没有重建它的装饰，仅仅用新的混凝土材料恢复了以前的空间秩序，楼梯的形式也和以前一模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我们希望说明的一点是：当人走入一栋建筑，他是能感知空间的，也是被空间所震撼的。就好像在柏林新博物馆中，无论中庭有没有那些雕梁画栋的壁画，它依然是一个值得庆贺的空间。在新博物馆中，本质上更重要的不是装饰，而是空间。而在西岸美术馆这个项目里，本质上更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建筑的公共性。
柏林新博物馆原楼梯
改造后的柏林新博物馆楼梯 © Jörg von Bruchhausen
“在中国，业主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建筑师。”
DCA在欧洲非常成功，进入中国市场也很早，从早年的良渚、西溪到最近的浙江安吉和西岸，已经完成了很多项目。一些外国建筑师，尤其是欧洲建筑师在中国水土不服，相比之下DCA显得较为成功。这些年一路走来，有何经验与感想？
陈立缤：DCA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要追溯到2003年。总结这十多年的实践，我们认为好的业主十分重要，在中国，业主的重要性甚至高于建筑师。这些年，我们感受到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建设量在下降，但对设计的品质要求在不停提高。所以，十年前很难得到理解和尊重的设计理念，如今已经慢慢得到了认可，有了推行的可能。这其实也是市场驱动下的行为。如果市场需要质量，那么开发商肯定也会追求质量。因此，我们坚信未来会越来越好。
杭州九树山房 ©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
杭州莫干山路办公楼 ©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
第二，从应对方式来说，很多项目之所以能呈现出极高的建筑品质，得益于欧洲优异的施工质量，但这点在今天的中国依旧很难，所以我们必须准确了解在中国哪些材料和工艺是可以实施的。
第三，在中国，我们非常强调概念的重要性。因为欧洲的施工质量很好，甚至反而弱化了概念。而在国内的每一个项目里，我们都追求一个极强的概念。好的概念是每个项目的底限，而施工质量是加分项。相比于欧洲市场，概念在中国显得更加重要。
良渚博物馆 © David Chipperfield Architects
既然您刚刚提到施工质量，我这里想拿良渚博物馆做个比较。2008年完成的良渚博物馆完成度非常高，甚至接近了欧洲建筑的品质。但去年底落成的西岸美术馆，完成度却并没有达到10年前良渚博物馆的水准。DCA的很多建筑极为简洁，需要靠高完成度来传递一种品质感，很可惜这种品质感却在西岸美术馆缺失了，比如中庭的钢梁，显得非常粗野，和DCA作品里一贯优雅简洁的风格格格不入。您是怎么看待这次的完成度和品质感的缺失的？
陈立缤：首先，良渚博物馆的业主是私人开发商，其目的相对纯粹简单，而西岸有蓬皮杜的中途介入，还要面对政治、文化等其它方面的需求；其次，良渚工期相对充裕，设计和工程的复杂程度也远远小于西岸美术馆——西岸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一个如此规模的美术馆，经历了不少设计修改，而且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施工，尽管我们对西岸这个项目的投入比当年良渚的更多，这两种条件下所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一个建筑的最终完成水准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中间有建筑师的专业能力，有业主和施工单位的因素，项目管理和规划也很重要，只有这之间达成很好的平衡，才能最终实现一个成功的建筑。
西岸美术馆面向的黄浦江景 © Simon Menges
关于西岸美术馆，业内一直存在一些批评或者争议的声音。那么DCA如何评价西岸美术馆这个建筑？
陈立缤：我们跟业主在落成后聊过一次，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美术馆。
从建筑师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一个博物馆本身并不需要创造未来，博物馆只需要提供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所以建筑本身并不需要成为网红，戴卫总是说：我们只做一个盒子。
至于西岸美术馆，虽然从2013年至2019年共持续了6年时间，但是中间暂停了3年。2017年蓬皮杜作为运营方宣布跟西岸合作，其实当时所有施工图已经完成，地下室结构也已经出地面。蓬皮杜介入后设计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调整。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西岸美术馆做了明确定位：（1）这应该是一个服务于展览的美术馆；（2）这应该是一个服务于城市的公共建筑。
戴卫在落成后自己来视察建筑时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他觉得整个建筑所构想的公共性还是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出来，也满足了蓬皮杜的各种功能需求，施工也达到了上海建筑施工的平均水平。
那么如果你们自己给这个建筑打分，会打多少分呢？
陈立缤：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戴卫吧。（笑）
本文图片由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提供
编辑 / 史佳鑫
© 建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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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概念，城市空间与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