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与张宇星的对话：漫谈深圳
张宇星 ZHANG Yuxing
东南大学建筑学博士，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
趣城工作室创始人、主持设计师
全文将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11月《特辑：深圳特区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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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深双”展场：南头古城厂房展区及古城展区航拍
©UABB 摄影：张超
编者按
深圳是两面的。
它占据科技、经济高地，同时也离不开百姓生活的“柴米油盐”。放眼深圳，林立的高楼间处处可闻到高新科技的气息。当我们拨开那层光鲜的外衣，目光钻进高楼围困的缝隙时，无法视而不见的，是深圳最熙熙攘攘的城中村。
事实上，它是深圳的“城市母体”。不仅是助力深圳发展的根基，如今它还是承载着近一半深圳人的居所。毋庸置疑的是，这座“新”城的发展自由而蓬勃、开放而包容，给所有敢于拼搏的人一片广阔天空。此次与张宇星先生的漫谈，在我们面前铺陈开了一个立体丰富、宽松生长的深圳图景。
张宇星于1992年初探深圳，自1995年博士毕业后来深。他见证了深圳特区“黄金时代”至今的城市变迁。基于其20余年在政府规划系统各项职务（包括规划国土部门城市设计处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前海办主任和副总规划师，以及光明街道办副主任、罗湖区政协副主席等）中积累的经验，他具有宏观的、从决策角度思考深圳城市问题的视角。他也是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的发起人、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之一，同时还担任UABB学术委员会主任和深圳市双年展公共艺术基金会理事长等职务。
2018年，张宇星作为研究员进入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担任本原设计研究中心副主任。还成立了趣城工作室（ARCity Office），以诗人、策展人、建筑师、城市研究者等多重身份，介入深圳以及中国的城市实践。
1992年，深圳街景。
（摄影师：马克 · 吕布）
AP /您是否可以向我们讲述一下您来到深圳的故事？当时的深圳在您眼中是怎样的？
张宇星（以下简称ZYX）
1992年我第一次来深圳，正值邓小平南巡。虽然当时的深圳走过改革开放的十多年，但作为特区，其发展依旧存在一些阻力。许多人批评深圳的发展过快、偏离了方向，而邓小平南巡肯定了深圳的开放经验，提出应把深圳作为中国发展的榜样。
那年正值我硕士毕业，我的师兄孟建民正在深圳组织创办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回到学校找师弟去深圳帮忙。当时他给我买了一张火车票，从南京坐了一天多的火车到广州，再从广州坐小巴到深圳的一个城中村。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当年就是在一个叫“黄田村”的城中村里创办起来的。
那时的深圳和中国内地城市有着很大差异，特区内外的区别也相当大。当时深圳特区的范围比较小，特区内外的 “二线关” 边界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只包括了现在的福田、南山和罗湖等。进入特区需要的“边防证”要由单位专门开具。
“三来一补”（*编者注：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的开放政策吸引了很多香港以及外资企业进入特区，当然宽松的政策也吸引了全国各地来特区创业的人。
当时，几乎每个深圳人的眼睛都是闪闪发亮的，聚在一起聊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创业”、“赚钱”和“个人发展”。那时的深圳几乎可以被称为完美的“梦想之地”。
深圳确实是一个窗口。很多外资企业和外资品牌在中国的首次出现都是在深圳。这里很早就开始建设高楼、快速道路，1985年落成的国贸大厦是当时中国第一高楼。在深圳可以看到很多在内地看不到的东西，像是进口商品、进口超市等，比如中国第一家麦当劳就开在罗湖的东门。
深圳与香港的联系也极为紧密——从身边开过的香港大货柜车、沙头角中英街来自香港的日用商品以及电视里看到的香港明珠台、翡翠台电视节目，就能感受得到，甚至汽车收音机就能清晰听到香港电台的广播。
罗湖东门，中国第一家麦当劳
图片来源：南方视觉
AP /在您看来，深圳、深圳人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
ZYX.
深圳由全国各地带着梦想和憧憬而来的移民构成，整个社会氛围充满开放性与包容性。这里不强调本土的岭南文化和粤语，也没有传统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包袱。这种移民文化很像是一种“熔炉文化”。
早前的深圳被评价为“文化沙漠”，近年来它开始内生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许多文化品牌开始在这里自由生长，各行各业也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形象。它们高度杂糅并融合在一起，呈现出深圳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进而有可能孕育出深圳所特有的文化基因。
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看，深圳也是一个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城市。一方面，它的规划控制性特别强，比如福田区中心区、南山高新区等都是严格按照规划建设的；另一方面，这里也存在许多自下而上的“弱控制”情况，比如城中村。深圳是自上而下的“强控制”与自下而上的“弱控制”这两者控制状态的混合体。
而深圳人几乎没有任何地域偏见。“来了就是深圳人”是很早以前的一句话，而现在则是，“来了就是深圳人，但来了还是湖南人，来了还是北京人”。这种双重身份的认同体现了深圳更强的包容性与“熔炉文化”特征。
深圳人应该也是中国最具有理性精神和理想情怀的一群人——他们遵循经济理性和竞争法则，因此深圳也常常被评价为缺少人情味的城市；他们也喜欢谈论理想，但不喜欢空谈，更喜欢讨论实现理想的现实路径。
深圳仿佛是一个“中国城市实验室”。虽然被称为一线城市，但我认为深圳更像是中国所有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城市的聚合体。深圳的很多区域看起来其实也很像县城与乡镇。正因如此，中国某个县城可能无法学习北京、上海，但它可以踏踏实实地学习深圳。
很多国际品牌之所以难以在深圳生存，是因为这里善于把很多先进的东西拆解成单元，再将这些单元按照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做到极致，然后再拼装起来。这种拆解再组装的能力并不能简单地被定义为“山寨”。这是深圳的特殊竞争力，这种竞争力实际上属于一种“中国智慧”，是非常实用的生存方式。
中午在蛇口学校广场等待学生下课的家长
AP /“趣城计划”是一个由政府部门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宏观项目，但却能落脚于微观的人的具体使用层面，请您谈谈这项计划的原定目标与具体执行策略。
ZYX.
2010年我发起“趣城计划”时，深圳主要的控制性规划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城市设计方面也基本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完整体系。这一套体系实际上属于被动型、控制型的方法，它的作用其实有限。于是，我开始思考能否主动做一些事情？
参考了纽约和伦敦等城市的做法后，我们收集了国外成熟的城市实施案例，于是“趣城计划”先建立起一个案例库，搜集了约100个国内外关于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基础设施、城市事件等六大类的案例。
随后，我们与深圳的设计师合作，以案例为对标在深圳做出具体的项目模拟提案。以高线公园为例，我们在深圳找到一条类似的废弃铁路，把它作为对象来做虚拟提案，最终完成了“趣城计划”的“案例+提案库”。
之后我们把“案例+提案库”发给各区政府，实际上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城市行动手册。这也促成了“趣城计划”与盐田区政府的城市实践合作，启动了“趣城 · 盐田”项目，也实现了“趣城计划”的第一次落地。“趣城 · 盐田”前后共邀请了6位设计师走进盐田区，各自在城市空间里寻找适合的项目场所，比如街头空地、桥下空间、路边栏杆等，都可以成为他们实现想法的对象。
在他们最后提出的约50个提案，区政府召集了专家评议会，选定了其中的十几个去实现，譬如结合道路栏杆做的座椅装置、在立交桥下做的灯光装置。这些提案基本上都是把城市消极空间转化为积极空间。
接下来的“趣城 · 蛇口”和“趣城 · 迳口”也都采用上述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逐渐让“趣城计划”走向了城市实践。
趣城 · 沙井古墟
AP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创办于2005年，从2007年开始香港受邀加入，到现在为止已举办到了第八届。其最初创办的契机及愿景是怎么样的？展览背后运作机制的形成和转变又是如何？
ZYX.
2003年左右是深圳从特区向大都市转型的关键时期——深圳的高科技刚刚开始发展，同时面临着特区内外一体化的问题。
当时的深圳人对城市的认同感其实非常低的，都感觉深圳是个临时创业的地方，绝大多数人都仅仅把它当成一个临时落脚地。最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春节前几天的街道上，人越来越少，深南大道上几乎没有车了，深圳成了一个空城。这个城市没有给人认同感、归属感，不像是一个正常城市。加之当时中国其他城市的改革开放也开始喷发，很多人觉得到家乡周边或长三角地区也能发展得很好，于是纷纷离开深圳。那时的一篇著名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写出了深圳当时所面临的艰难局面。
双年展的发起部门是当时刚刚成立的深圳市规划局。大约在2004年10月份，我和孟建民先生在会议间隙一起讨论，能否为深圳做一点增强城市认同感的大事？恰好想起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我们设想，在深圳能否举办类似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这样的城市事件，为城市发展提供一个长期的思想平台和实验机会。这个设想被时任深圳市规划局局长王芃先生欣然接受，同时得到时任深圳市副市长闫小培女士的高度赞同，于是立刻启动第一届深圳双年展。
2005年12月份举办的第一届“深双”，计划邀请当时刚刚宣布担任MIT建筑系系主任的张永和老师担任策展人，他愉快地答应了邀请。第一届“深双”选址在现在深圳最有趣的华侨城文化创意园——那时还是一片荒芜，由于深圳正在经历转型，废弃的康佳工业区被很多人用来养猪、种菜。张永和老师作为策展人调动了他所有的资源，邀请的参展人中有建筑师、艺术家、服装设计师和戏剧表演家等，举办了一届给我们带来巨大冲击力的“城市，开门！”展。
2005年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城市，开门！”新闻发布会
这届展览的举办也为“深双”积累了经验，并奠定了之后的格局——“深双”需要以城市为主体，直接面向城市问题和城市发展的前沿趋势，并不是一个展示建筑师作品的小圈子展览，并且要具有跨界性。同时每一届“深双”都应该立足于深圳，保持很强的在地性。因为深圳本身面临的城市问题非常尖锐、超前，很多中国城市问题都是首先在深圳出现，因而“深双”也是紧紧围绕着中国城市的发展线索。“深双”把城市作为一个实验室，在展览中直接呈现当时全球城市最有意思的话题。每届“深双” 面向全球招募的策展人会提出一个具有方向性的概念主题，这有点像是命题作文的性质，让参展人作出回答。
“深双”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由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承办。从第一届开始就有一个稳定的运作团队，也有非常强大的学术委员会，保证整体方向不会偏。学委会成员包含了一批中国最有思想的建筑师、理论家和艺术家，成员每隔一两届就会进行改选、甄选和补选，以保持其鲜活机制。早期“深双”的资金来源几乎都是依靠社会募捐，很多企业成为了双年展固定的赞助方。目前，我们成立了深圳市双年展公共艺术基金会，希望未来能以更为成熟的基金会机制运作，更好地保证其独立性和可持续性。
AP /可以请您就“策展城市+城市策展”这个概念展开谈一下吗？
ZYX.
这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城市策展”是以城市作为策展主题、线索的展览策略；而“策展城市”的核心思路是用展览事件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参与城市的生长过程，成为一种改变城市的行动。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就是“城市策展+策展城市”的最佳实践，“深双”特别强调“城市现场”这个概念，希望一个关于城市的展览能更多地发生在城市现场，而不仅是以城市为主题的室内展，实现从研究型的精英化展览转为发生在城市现场的展览事件。被置于城市现场的展览本身必然会与城市方方面面的要素产生关联——首先，会牵涉到政府的各个部门，比如公安局、交通局、城管局、地铁轨道等，还有区政府、街道办、社区和城中村等，策展人、参展人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制定相应的策略；其次，与城市空间的直接对话也会使展览状态也与传统的室内展场完全不同。同时我们把展览作为一种策略去改变城市。首先是关于展览场地，每届“深双”的场地都会更换，所选的位置都是非常特别的地点，比如城中村、高铁站、废弃工业区、市民中心广场等等，也会让策展人或设计师对它进行临时改造。“深双”作为事件本身，更会给这个场地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力。当展览撤离，影响还会继续存在，甚至会激活这个场地。“深双”把场地设在这些理论上不适合举办展览的地方，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水里，激起涟漪。
2007 “深双” 展场 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AP /城中村是深圳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空间类型，这也是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主题，那里承载了相当大一部分深圳人的生活。在政府的城市发展政策下，它面临要被改变的命运。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ZYX.
城中村不是深圳特有的，但深圳城中村是中国最典型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深圳，其实是在村庄上建设起来的，先有村落，而后城市才进来。
深圳城中村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城市形态，是高密度、高度发展地区的一种极致状态。今天，我们希望能把城中村更多地保留下来。并不仅仅是要留下这段历史，而是因为城中村本身就是这个城市未来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深圳还有接近有一半的人住在城中村里，因为城中村的租金相对比较便宜，很多来到深圳的年轻人将其作为第一落脚地。所以大规模拆掉城中村会带来一个显著问题——年轻人进入深圳的门槛变高了。城中村像一个鱼塘，让小鱼小虾可以生存，他们慢慢变成大鱼大虾后会离开，给新的小鱼小虾腾出空间。
从2009年至今，城中村已被大量改造。若无人呼吁，或者没有一个事件向社会传递“城中村非常重要”的讯息，那么它很可能就会在未来十年内完全销声匿迹。可怕的是，等你发现其重要性时，已经没剩下几个城中村了。所以我们主动策划了一届以城中村为主题的双年展，以“城市共生”为主题的2017年“深双”对之后深圳政府加大城中村保护力度的举措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2019年3月深圳出台了一个文件，规定原特区内75%以及原特区外54%以上的城中村被划为综合整治分区（*综合整治是指政府投入资金，将城中村里的下水道、电线落地，改善上下水、垃圾处理站等基础设施环境），这个政策大大化解了城中村被大规模集中拆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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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以“城市共生”为主题的“深双”展览现场
©UABB 摄影：张超
AP /深圳作为一座“崭新”的城市，迅速发展了40年，基本上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已开始从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土地经济的效益日趋渐微。那么现在的深圳城市更新是怎样的模式？
您也曾说过“土地经济的衰亡意味着空间经济的兴盛”，请问“空间经济”将如何影响深圳未来的城市发展？
ZYX.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在2009年颁布了一项创新性的政策——《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其核心是允许在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原产权人具有自行改造的部分权利，这一政策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广东省城市更新事业的发展。深圳立即制定了关于城市更新的相应细则，以回应这个文件。至今，深圳城市更新办法还在被不断地修订之中。
从2009年开始深圳就启动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这是一个系统性、结构性的创新工程。这个城市更新主要包括两种更新模式，一种是“拆除”，就是现在进行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把一个旧的地区拆掉重建，增加它的容积率，并进行功能调整；另一种是“综合整治”，不完全拆除建筑，只是对这个地区进行“修改”。这两种模式在深圳并存，但主要还是第一种更新模式，即增量模式——拆除容积率较低的城中村、厂房，再提高容积率并优化功能，也就是把土地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的典型的“土地经济”模式。土地经济模式可以快速改变城市面貌、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
但它所带来的后遗症也很多。假如所有城中村都被同一个模式抹杀掉，除了会令整个城市空间单一化，也会影响社会结构。如果无限制地用这种方式更新改造城中村，那么现在约900万住在城中村里的人都要搬离，这就意味着一半的深圳人无法继续在深圳生存，这对整个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土地经济这种模式也在不断地给城市增加压力。当你建更多的房子，就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公共医疗设施等等，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需要土地的。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水加面、面加水”的问题。
土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其边际效益就会降低，即若要获得与上一阶段同样的效益，就需要投入更多成本。所以我提出“空间经济”这种方式，以存量为主，进行微更新、微改造，利用设计改造空间，通过改变空间内在的结构和功能，提高空间本身的价值。现在有些城中村的改造，就是通过相对简单、低投入的改造方法，保有原有的功能，增加一些商业性和创新性的业态。在不费大力气的情况下，将深圳老旧的存量空间改造成更有活力的空间。
东角头社区出入口景观改造现场前后对比照片
蛇口学校广场景观设计改造现场前后对比照片
AP /有人赞扬深圳遍地高楼，迈向了超级城市的行列，也有人评论深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城市。回首深圳这40年，您觉得深圳是个怎样的城市？
ZYX.
深圳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混合状态，不能被简单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单一城市。
某种意义上，深圳是多种城市状态的集合。深圳这种复合的状态有着非常复杂的成因，首先在于早期深圳特区内外的二元分割。当时的特区有一个“二线关”铁丝网——特区内是以规划控制为主导建立起的高度现代化的城市空间；而特区外则处于自由生长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深圳是这两者互相融合的中间状态：在原特区外的地方开始产生了一些点状的现代空间，比如在较为偏远的坪山和沙井出现了非常现代化的城区。
反向地，原来特区里的城中村还存在，村民们还留存着很多原初的生活方式。这两个极端的状态在深圳并存，不相互干扰和影响，它们有各自的运作方式和边界，之间又存在着内在关联。比如在皇岗村居住的人，可能是周边五星级酒店里的厨师、服务员，或者城市里的出租车司机。而很多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也住在城中村里。在这样的状态下，整个城市形成了两个极端又相互高度融合的状态，这与空间单一的城市是不太一样的。
深圳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城市，这表现在城市对不同人群的极大宽容，给他们提供了最基础性的落脚地点和生存尊严，包括最基础性的工作机会。比如曾经的“三和大神”这样的极端现象，之所以能够在深圳出现，也反过来印证了深圳的包容性。
三和市场一角
图片来源：《在三和玩游戏的人们》
AP /从一名普通深圳市民的角度来看，您对深圳未来的城市空间有怎样的想象与期待？
ZYX.
深圳现在的城市状态就很具有未来性了。比如城中村就是典型的具有未来性的空间，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城中村是来自未来的世界遗产》，可能未来哪一天我们会发现，梦想中的房子就是城中村的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把城中村保护好，再转化为更有趣的空间，那么城中村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具有未来价值的空间原型。作为一名市民，并不希望深圳维持现状，而是希望它把现在的空间精神内化为城市基因，并永久传递下去。
我也希望这座城市能最大程度地保持它的包容性。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了包容性，也就离死亡不远了。包容性本质上就是可以让相互矛盾的双方得以共存。这种能够让矛盾共存的包容性，将使得深圳成为一个具有超级复杂性的国际大都市，如同一个热带雨林一样，既有大树参天，也有杂草丛生。总之，我对未来的城市空间状态没有什么特别预设，我更加关注的是，深圳能不能产生一大群具有未来思想、能够创造未来而不是默守陈规的人？因为，有什么样的人，城市就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采编 / 罗靖琳、徐抒文、赵莹才
视觉 / Sai
© 建筑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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