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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A:中国当代艺术的最佳探索

AP Editorial 建筑实践 2022-04-24

采访全文将刊载于《建筑实践》028辑特辑:

艺术跨界,文化联盟

UCCA:

中国当代艺术的

最佳探索

田霏宇 Philip Tinari

摄影:Stefen C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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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霏宇

Philip Tinari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及CEO



自2011年田霏宇(Philip Tinari)出任馆长以来,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下文称UCCA)已举办了70多场展览和上千场公共项目,每年向超过百万观众介绍中国和国际知名的艺术家及艺术新秀。UCCA在他的带领下,由私人美术馆成功转型为UCCA集团,旗下包括一座由北京市文化局认证、于多地运营的美术馆,一个公益基金会和一组以艺术为核心的企业。


2009年至2012年,田霏宇创办了中国首个国际发行的双语当代艺术杂志《艺术界LEAP》,并担任编辑总监。此外,他还是国际知名艺术杂志《Artforum》的特约编辑,并曾担任Artforum中文网的创始主编。


田霏宇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有多年的研究和写作经验,他曾任2017年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大展“1989年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的联合策展人。田霏宇在2015年被世界经济论坛提名为“全球青年领袖”,2016年被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选为“公共知识分子”项目的成员。田霏宇自2001年移居北京,获有杜克大学的文学学士学位以及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硕士学位。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摄影:边洁


AP / 请您谈一谈2011年决定接任UCCA馆长的原因。

田霏宇

“这个工作最大的乐趣是每年完全不同的内容,每个新的展览、每次跟艺术家的合作都会让我学到很多新东西。”


这和做杂志不太一样:虽然杂志可能每期内容也不一样,但形式大同小异;而做展览会放开尺度。我们每次都会收到艺术家不同但都很疯狂的想法,然后找到办法将它们实现,并最终呈现、分享给大家。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工作。


UCCA从很早起就是我非常仰慕的机构,因为最早的798艺术区是很偏僻的地方,没有别人会在那里投资、建设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当代艺术馆。而自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于2005年开始筹备,直至2007年开馆期间,我一直是这个过程的“目击者”之一,并以当时的媒体身份参加了开馆的仪式和活动。


经过几年积累,也就是在我就任之前,它的展览规模、影响力,以及在公共心目中的位置都首屈一指。但是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最初四年的运营中,它也经历了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就任的时机其实也有一定的风险。


我当时是一本我很喜欢的杂志的主编,所以我并不是以“找工作”的心态去衡量这件事,但同时我也一直希望可以从写作者,转变成为能够在实体空间中做展览,或者是参与机构运营的角色,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机会的出现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经过仔细地计调和考察后,我做出了接任的决定。




AP / 2021年是UCCA的第14年,也是您在UCCA的第10年。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在UCCA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几个时间点以及相应的事件?

其中,您与UCCA一同经历了哪些挑战?


田霏宇


现在已经是我们按照新模式工作的第四年,每年都会有新的突破和挑战,UCCA也逐渐从单一的艺术场馆,变成了更广泛的品牌,或是概念上的多元化机构:它涵盖了多地,也涵盖了学术和商业。


2016年和2017年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时刻,是我们从尤伦斯先生本人的光环下,通过股权交易的方式转型成为公共机构的转折点。那时候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是以公司的形式在运营,但是它的形象、理想、操作模式其实已经偏向慈善和非营利的模式,我们一直在为社会做展览、做贡献。


在2016年尤伦斯先生决定把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卖掉后,我们有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都在进行对机构的梳理和深思,并且发现通过从2007年到2016年近十年的积累,我们已经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艺术研究、呈现艺术的方式和在广泛人群心目中的位置,以及赋予其团队以专业的立场和能力。这些都是很难具体去定价,也很难再从零开始做到的事情。

2007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开馆时外景

于是2017年底,我们进行了重组,加入了新的股东(董事),也重新梳理了业务。重组后的体系将UCCA转型成了一所真正的美术馆,也获得了包括北京市文化局认证的美术馆资质。同时,我们把商业板块用更商业的方式去考核、推进,所以有了UCCA Lab等项目的出现。


有了这样稳定的方向后,我们开始去思考开设新馆的事宜。比如说现在今年要在上海开馆的UCCA Edge将是UCCA新的里程碑,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在更多地方给观众呈现艺术。




AP / 能否简单介绍UCCA现在的主要部门及相应职责?

当前的UCCA集团架构将商业和艺术板块作了非常清晰的分割,UCCA集团是否已经达到一个相对完善和稳定的状态?


田霏宇


UCCA集团的主要板块是北京的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也就是我们的美术馆。美术馆中最核心的是做展览策划和制作的展览部,以及做学术出版和展览相关的所有写作、翻译等内容输出工作的研究部;还包括做展览相关线上或线下讲座、演出、工作坊的公共实践部北京尤伦斯基金会负责公益方面的事务,比如将我们的课程输出给不同背景的艺术教育群体;观众部负责最直接跟观众接触的事务,工作包括从前台、卖票、会员到导览等;发展部负责所有的合作和资源征集。集团层面最主要的部门是品牌市场部,这个部门负责整个美术馆的形象,即它的营销、宣传、公共面貌,比如日常网站管理或者微信推送、视觉与平面设计、广告的投放、渠道合作等;除此之外是最基本的财务、人事、运营等部门。


商业板块则主要是四个部分。现在最大的是UCCA LabUCCA Lab是2018年从曾经的特别项目组升级为小型公司级的部门。这个团队非常厉害,他们负责实现各种商业合作。目前国内很多品牌与美术馆之间的合作仍然采取的是最传统的模式,比如由品牌赞助展览、品牌logo露出、做活动,品牌方在展览开幕式发言等。但是我们也意识到,这种模式对很多品牌来说没有效果;品牌其实也希望围绕艺术产出新内容,而UCCA Lab这个部门就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在北京有专门的UCCA Lab空间,可以用于这样的展示,但很多项目也可以落在中国的其他城市,也可以在线上,甚至海外都有。此外,商业板块中还有零售,但随着整个中国以及世界的零售环境的演变,所以这部分的工作现在更多与IP的开发和延展相关。


我们还已经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UCCA 儿童艺术中心 (UCCA Kids)。这是一个儿童教育平台,他们有非常有趣的儿童艺术课程体系。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内部空间(2020)


AP 通过UCCA的发展历史,我们了解到,这是一座可以说包含了东、西方双重背景的艺术机构。

那么,东、西方美术馆之间的差异性在UCCA中是如何得到平衡的?

UCCA的“无馆藏”和“公共性”的定位是在一开始就有的吗?还是逐渐摸索出来的一条道路?


田霏宇

“对UCCA来说,首要责任是服务好观众群体。虽然场馆所在的地点决定了它需要本地化的考虑,但是它同时也可以很国际化,这并不矛盾。”


如果我们放大语境去看,西方背景,或者说对于国际介入的包容度一直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存在。换句话说,当代艺术领域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全球化的领域,对于国际介入的包容度是有助于形成自然、有效的交流。


就法律上来说,尤伦斯先生的收藏从来都不在UCCA机构名下,尤伦斯收藏、尤伦斯基金会跟UCCA只是平行和合作的关系。但我们不排除未来有收藏行为的可能性,也就是“永不说不”(Never say never)。只是在每年的计划当中,如果要在呈现更多能够放大公共性的项目,与以同样的资源去收购作品之间做取舍的话,我会认为通过做项目产生的影响更大,也更适合中国快速变化中的社会环境。比如我老家的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虽然它的馆藏是从古罗马到19世纪的画作,很多展品的位置甚至从未发生过变化,这种像记忆宫殿一样的感受非常棒,会让人联想到多年前看同一幅画时的情形。UCCA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空间和条件,与此同时,我也更希望UCCA是一个不停地发生变化的、动态的机构。




AP / 作为中国民营美术馆“井喷期”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您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

您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和美术馆热潮之间的关系?


田霏宇

“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是紧跟改革开放的进程在往前走。”


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末,有体量地出现了一批艺术家,80年代经历了实验期、1989年后重启,20世纪90年代初又随着邓小平南巡等事件提速发展。而当中国于2000年加入WTO之后,当代艺术又慢慢从“地下”走到“地上”,并且出现了上海双年展这样兼具国际性与本地化的展览。


美术馆开始大量出现的现象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我觉得其中有不同的原因。尤伦斯先生创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模版”也为很多中国收藏家提供了思路。这一现象跟文化政策也有关系。当时很多市级或省级的政府开始注重文化、艺术的发展,也会开辟空间,给更专业的私人或像UCCA这样的艺术机构去做这项工作,并且提供一定的支持。798艺术区也从那时由地下艺术聚集地成为了文化旅游景点。这都是中国当代艺术文化公共化的过程。




AP / UCCA在展览主题的选择和策划上有怎样不同的视角和侧重点?


田霏宇

“我们的展览的DNA主要有三个维度。”

1.

从开馆以来,我们一直在进行对中国当代艺术系统化的解读,往往通过个案研究来呈现。比如说今年3月12日开幕的曹斐大型个展“曹斐:时代舞台”(Cao Fei: Staging the Era)。在此之前,我们也与很多中国当代艺术非常核心的人物合作过,也做过许多围绕某个主题,基于学术研究和考量的艺术史群展。

 “曹斐:时代舞台”展览现场图

摄影:Stefen Chow

曹斐与田霏宇

摄影:Stefen Chow

2.

我们希望找到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当代艺术的连接点。比起拿某位艺术大师的作品过来“朝拜”,我们更希望能够在中国的语境之中,更加全面地讲述全球当代艺术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在选择要呈现的国际艺术家时,最核心的考虑是该艺术家跟中国语境的联系。另外,比如我们在2020年呈现的展览“伊丽莎白·佩顿:练习”(Elizabeth Peyton: Practice)。中国有着深远的具象绘画的传统,但是我们看佩顿的作品,一看就能看出她与中国美术体系的具象画家的区别,但是这种媒介仍然是与中国的语境有着相似与关联的,这也是很好的思考切入点。


3. 

我们希望给新兴声音亮相的机会。在2020年末呈现“2020年第八届华宇青年奖入围展:漫长的问候”中,UCCA展出了15位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以及我们呈现大中华地区新兴艺术家作品的“新倾向”系列等。


2020年年中的展览“紧急中的沉思”则包含了前面所讲的三个维度。我们每次开会讨论选择和呈现艺术家都是基于这三个维度,但是在每个展览或者场馆里面,呈现的具体的逻辑会有所不同。




AP / 请您谈谈对UCCA三座城市的三个美术馆空间的理解和分别的使用感受。

这三个艺术展陈空间分别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和定位?

各自的展览和活动安排是基于怎样的原则分配和布置的?与建筑的环境相关吗?


田霏宇

“建筑空间其实会深深地影响策展思路的。”


在北京,我们拥有相对“空白”的展览空间。北京的美术馆空间里有一个面积高达1,800m2的大展厅,展厅层高9—13m,展厅中没有任何柱子。这一展厅最初是由德绍设计学院的东德建筑师于20世纪50年代设计、建造的厂房。


2007年,经过建筑师让·米歇尔·威尔莫特(Jean-Michel Wilmotte)与马清运的改造之后,成为了非常好的“容器”,让我们可以在其中呈现不同艺术家或者策展思路的展览。

2007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入口夜景

2012年,由张永和改造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入口

2019年,我们与荷兰OMA合作,对建筑空间和外立面进行了全面升级,这也意味着我们对场馆与公众的关系进行了巨大的调整。这次改造也产生了不同的小型展览空间和公共区域,场馆的建筑变得更多元化。但在展览方面,我们还是以大展厅一年三次的展览为主,以此带领整个机构往前推进。

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摄影:边洁

UCCA沙丘美术馆很特殊,我认为它是中国当代建筑的杰作之一,现在由我们来照顾、爱护这个建筑,在里面呈现展览。当我在古根海姆美术馆策划“1989后的艺术与中国:世界剧场”(Art and China after 1989: Theater of the World)时,有一位资深策展人说,古根海姆美术馆的每个展览其实都有第三或是第四个策展人,那就是美术馆的设计者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因为建筑本身对展览的影响非常大。

UCCA沙丘美术馆“太空奇谈”展览现场图

在UCCA沙丘美术馆最初的几个展览中,建筑师李虎的参与也非常多。但同时,建筑的设计也确实对展览有一定程度上的定性。例如UCCA沙丘美术馆位于海岸上、自然中的位置决定了它不可能是标准的恒温恒湿的美术馆空间,所以UCCA沙丘美术馆的实验性更强。


最开始在沙丘美术馆的展览都是由我们的策展人,按照自己的研究主题组织的群展,去探索年轻艺术家相关的话题。同时,我们也不排除在未来专门为建筑进行委托的展览或项目。

“后自然:UCCA沙丘美术馆开幕展”展览现场图

摄影:吴清山

“后自然:UCCA沙丘美术馆开幕展”展览现场图

上海的UCCA Edge是最不一样的,因为前两者都是在园区里。不管是文化园区或者是度假园区,它们的观众门槛虽然不一样,但都仍然存在。而UCCA Edge则是位于两条地铁线的交汇处之上,面对静安大悦城这样的日常消费环境。除此之外,它所在的新静安区如今也正在经历城市改造。


UCCA Edge“藏”在外形独特的商业建筑体里面,与城市只有一架扶梯的距离。在选择建筑师的时候,我考虑的是一定要是对动线、空间性质,甚至对美术馆理念非常感兴趣的建筑师,才能够很有说服力地把美术馆放到一座已建成建筑中。

UCCA Edge所在建筑盈凯文创广场(EDGE)外观

图片由 嘉华集团提供



AP / 请简单介绍一下将在今年五月开馆的上海UCCA Edge将呈现的展览、公共项目或研究计划。

你们为此作了哪些准备?


田霏宇

“我们不希望UCCA变成联盟式、加盟式的美术馆,而是希望能够作为存在于多个地点、媒介、维度上的完整机构,这个方向就决定了UCCA Edge的学术定位。”


2000年左右,上海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当代艺术生态中的重要发生地,因此我们正在筹备的UCCA Edge开馆展“激浪之城:世纪之交的艺术与上海”(City on the Edge: Art and Shanghai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的出发点,就是基于对当时的情况的整理和研究;

黄永砅,《沙的银行,银行的沙》,2000

沙与水泥 349.9 × 600.1 × 429.9 cm

上海UCCA Edge展览效果图

管艺当代文献馆收藏,致谢沈远

图片由SO – IL提供

8月,我们会做刘小东的个展“刘小东:你的朋友”(Liu Xiaodong: Your Friends),展览将通过他众所周知的画风和画法,展现他的与亲朋好友的世界;

刘小东画阿城,2020年10月7日

图片由施谦提供

11月,UCCA Edge将呈现安迪·沃霍尔的大型全景式展览“成为安迪·沃霍尔”(Becoming Andy Warhol),这将是对于这位艺术史上重要人物的阐述。

安迪·沃霍尔《自画像》,1978

亚麻布面丙烯及丝网 101.6 x 101.6 cm

致谢安迪·沃霍尔视觉艺术基金会

收藏编号:1998.1.807

图片由安迪·沃霍尔美术馆提供,建馆藏品

我们在UCCA Edge做的一切都会具有非常明确的方向和焦点。北京的场馆因为位置、定位、历史,决定了它会承担更加全面的责任。有时我们会说,UCCA在北京,就像是北京当代艺术圈的“客厅”,有很多活动都会想到在UCCA举办。而当今上海的艺术生态是很发达的,我们可以更明确地围绕着自己的展览内容出发,形成独特的气氛,比如在展期的三个月内都进行从展览主题直接或间接延伸出来的探索,包括传统或多维度的导览,或围绕着展览本身直接跟观众互动。




AP / 您提到的“北京当代艺术的‘客厅’”是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是否可以展开谈谈?

另外,您对于美术馆的定义或者期待是怎样的?


田霏宇

“做一个机构最大的乐趣就是可以让它的某一个展览或空间,甚至整个机构,成为城市共同记忆的一部分。”


这跟我们的出现时间也有关系。2007年开馆时,北京很少有类似的地方,所以很多艺术活动都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空间进行,我们也很欢迎。在上海,由于可能还有挺多观众对UCCA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们会希望先通过我们的展览内容去证明自己。我们同时也对UCCA Edge的建筑设计,特别是对美术馆内部公共区域,和周围社区、业态的关系进行了仔细的考虑,希望通过不同的形式与周边产生多样的联结。我们不可能快速复制北京目前的状态,但我们肯定要拥抱这座城市。

UCCA Edge所在建筑盈凯文创广场(EDGE)外观夜景

 图片由嘉华集团提供

AP / 中国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双年展,比如说上海双年展、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田霏宇

“双年展的普及甚至泛滥,其实是艺术圈永久的话题,我们不用对这件事情本身有太强的主观判断。”


从20世纪90年代,即后冷战的时代起,就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的双年展。双年展的形式很适合一些地理、资源等条件尚未能够支持建立一所长存的展览机构的区域。其主办和组织的方式其实是文化节的形式,可能从筹款、拨款、组织直到发生,都是考虑到去凸显该地块的特殊人文生态或者地理位置。


中国这些年新出现的双年展,还有沙特双年展,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可以进入更广泛的观众视野当中,吸引大众来关注这件事情。所以这肯定是好的趋势。




AP / 现在除了双年展越来越多,美术馆的跨界也越来越多。比如说一些文化旅游的项目,像是大地艺术祭在乡村建造美术馆,作为艺术振兴乡村的手段。

在您看来,美术馆的社会意识是否越来越丰富?

在未来将发展出哪些更多元的社会职能?


田霏宇


日本的越后妻有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例子,包括其班底后续开创了例如濑户内海等项目,都是为了复兴日本人口稀疏或者相对衰落的区域。还有所谓的目的地艺术,比如说德克萨斯州的马尔法(Marfa),是因为艺术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自1970年代开始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之后,在当地形成了氛围。这其实是跟大家目前在追求的特殊艺术体验相关的,未来在中国可能会看到更多这样的趋势。


当然,和包括日本和欧美在内的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很不一样。欧美最近比较明显的趋势是尝试放宽美术馆包容度的社会实践。


这一角度可能是经由身份政治等立场去讨论,展出更多不同种族、性别、身份的艺术家的作品;同时,机构也在思考如何面对观众做出更开放的姿态,来迎接社会各不同阶层的人。在这个领域里面,我比较佩服的是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ACMA)的馆长迈克尔·高文,他委托彼得·卒姆托设计的新馆是希望在洛杉矶四个金融条件没有那么好的地区,成立临时的卫星馆,把藏品放到一些以前万万想不到会有博物馆出现的街坊邻里当中。


中国这几年扶贫的力度非常大,所以我预计,可能很快也会有类似的形式出现;这方面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如果说艺术到底能再触达到多少人,在中国肯定是无限量的。有很多人希望通过艺术得到精神层面的提升,所以我很期待能做这方面的探索,但在此之前我们的多馆运营模式还需要更成熟。

UCCA展览海报



AP / 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建筑实验场”,而文化建筑项目的特殊性和灵活性又给予了建筑师极大自由度去设计和创作,然而很多项目由于缺乏策划或后期无人经营变成了“空置的艺术品”。

对此您有何看法?您如何看待这些空间的未来?


田霏宇

“每个建筑空间都需要寻找属于自身的定律,并不是每个新建的空间都要成为产出大型展览制作的场馆。”


我们经常跟各国的艺术机构合作,在欧洲偏僻的小城镇也有藏品优秀且学术定位明确的美术馆。这只是时间积累的问题,方向都会变得越来越明确。而且目前,国内年轻的后辈都是充满了活力,也具备很专业的学术背景。所以我其实很期待未来的发展。


除标注外,本文插图均由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采编 / 陈居曈

新媒体编辑 / 赵莹才,彭丹阳

版式制作 /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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