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云奎｜深度复盘华为逆势生长｜连载之一
企业能否活下去，取决于自己，而不是别人，活不下去，也不是因为别人不让活，而是自己没法活。活下去，不是苟且偷生，不是简单地活下去。活下去并非容易之事，要始终健康地活下去更难。因为它每时每刻都面对外部变化莫测的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内部的复杂的人际关系。企业必须在不断地改进和提高的过程中才能活下去。
任正非：《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2000[1]
2018年爆发的华为危机，是过去三年全球商界最大的新闻事件。一家制造和经营通信设备与消费终端的中国公司，遭遇了美国政府最严厉的制裁。
2018年12月1日，美国政府以司法互助为由，要求加拿大警方逮捕了在温哥华转机的华为公司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罪名是欺诈和阴谋实施欺诈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于12月6日表示坚决反对并强烈抗议，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他们立即恢复孟晚舟的人身自由。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司法和外交努力，2021年9月24日（北京时间9月25日凌晨），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了延期起诉协议。加拿大法官鉴于美国方面已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从而失去了继续拘押孟晚舟的理由，因此而免除了孟晚舟的所有保释条件，并允许她自由离开加拿大。
孟晚舟于当日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国。任正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回来还是做她的CFO，当然，这个CFO的意志更坚强。”任正非说：“正常的历史长河中，磨难都会出英雄。孟晚舟经历的磨难也会对她的意志有很大的提升，这是她的财富。”[2]
2021年9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调孟晚舟回国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重申了“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并认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题为《那抹中国红是最坚定的信仰》[4]的评论，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孟晚舟事件及其他涉及海外中国公民利益的外交事件中体现出的强大力量。
华为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它并不单纯是一起商业违法事件，其背后隐含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冲突十分复杂。也许，它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以华为为代表的全球通信业新的竞争格局正在形成。为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财报分析结论的意义，我们先简单梳理一下华为被美国制裁事件的始末。
华为遭遇美国封杀始于2012年10月。美国众议院下面有一个情报委员会于当年着手调查中兴与华为是否涉嫌“为中国间谍活动提供便利”。虽然这一调查最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具体证据，但自此以后，美国政府在主观上已经将这两家中国公司列入了会“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黑名单。[5]
2016年3月，美国商务部因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出口禁令[6]而将其列入“实体清单”，剥夺了中兴在美国的正当贸易机会。一年后，中兴同意支付8.92亿美元罚款，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并换取在“实体清单”中除名，恢复与美国公司的正常商业往来。2018年3月，不幸再次降临中兴头上，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未严惩涉事违禁员工再度遭受美国商务部的重罚[7]。
以上重罚虽然只是针对中兴，但制裁行动则把华为也列入在内。因为美国在惩罚中兴的同一天（即2018年4月16日），由4位跨党派参议员审议的《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所加入的新的修正案，将华为也一并列入了封杀之列。该法案禁止美国所有政府机构购买或租赁中兴、华为及其下属或子公司之通信设备产品和服务，同时禁止美国政府利用提供补助及贷款方式来资助中兴、华为及其下属或子公司[8]。由此可知，美国的制裁目标既包括中兴，也包括华为。
从表面上看，美国制裁中兴与华为是因为伊朗禁运，但实则是对中国通信制造业公司迅速崛起的担心。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A. 雷出具证言时说：“在我们的电信网络中，我非常担心，由外国政府所控制的企业或实体与我们秉持不一致的价值观，从而导致我们的政府权力被外部掌握。”[9] 出于美国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担心，中兴与华为的贸易事件迅速从企业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商业层面上升到政治和文化层面。
2019年5月16日，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利用总统特权将华为及其70家子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希望瞬间瓦解华为的供应链体系。但令特朗普和整个世界深感意外的是，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华为在更早的时候就准备了“备胎”计划[10]。
2019年5月17日凌晨，华为海思半导体有限公司[11]总裁何庭波发表了一封全员信，表示“多年前，还是云淡风轻的季节，公司做出了极限生存的假设，预计有一天，所有美国的先进芯片和技术将不可获得，而华为仍将持续为客户服务。为了这个以为永远不会发生的假设，数千海思儿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为悲壮的长征，为公司的生存打造‘备胎’”，“今天，是历史的选择，所有我们曾经打造的备胎，一夜之间全部转‘正’”[12]。这封公开信，虽然宣示了华为的强大和生存的意志，但也增加了美国对华为崛起的进一步担忧，引来了更为严厉的制裁。
2019年7月22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美国谷歌（Google）、高通（Qualcomm)、思科（Cisco）、英特尔（Intel）、美光（Micron）、西部数据（Western Digital）和博通（Broadcom）高层，讨论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一事，[13]这些与华为有普遍业务往来的高科技公司在禁售令发布之后，实际上一直在游说政府，允许它们恢复对华为的销售活动。因为禁止它们与华为交易，并不符合它们的商业利益，华为一贯的策略是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健康商业生态，所以，中美公司之间实际上在国际分工中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美国政府迫于各种压力，对华为的禁令也因此被一再地延期。[14]
然而，在美国政府的强力推动下，美国公司先后启动了四轮对华为的制裁。
第一轮，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限制美国企业供货给华为。谷歌公司在特朗普的要求下，首先开始限制安卓系统和相关应用在华为的使用。随后，Meta也宣布不再允许华为今后发布的新手机预装Meta及旗下应用程序WhatsApp和Instagram。这极大地影响了之后华为手机在海外市场的销售。
第二轮，2020年5月，美国升级制裁，凡使用EDA（美国技术）的厂家，比如台积电、中芯国际，不能给华为代工芯片。
第三轮，2020年8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华为以及被列入实体清单上的华为在境外的附属机构采取进一步的限制措施，禁止它们获取在美国境内外开发和生产的美国技术和软件。美国商务部产业安全局还决定把另外38家华为关联实体列入实体清单。受禁令影响，美光、三星、海力士、台积电、联发科、英特尔、高通、索尼、铠侠以及中芯国际在9月15日后开始停止与华为进行业务往来。[15]该禁令限制了华为采购外国制造商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
2020年11月17日，华为发布声明称，为了产业链自救，让荣耀渠道得以延续，决定出售荣耀业务资产给深圳智信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出售后，华为将不再拥有荣耀任何股份。任正非送别荣耀时鼓励新荣耀拥抱全球化，做华为最强的竞争对手。他在谈及华为出售荣耀的原因时表示：“美国某些政客不是为了纠正我们，而是要打死我们。华为短期的困难，我们有能力克服。我们不因自己受难，而要拖无辜的人下水。但分布在 170 个国家的代理商、分销商，因渠道没有水而干枯，会导致几百万人失业；供应商也因为我们不能采购，而货物积压，销售下滑，拖累股市。”[16]
华为在面对美国乃至全球制裁的背景下，整体出售荣耀，虽是无奈之举，但也是明智的选择。出售既保护了荣耀产业链的完整，又缓解自己的资金压力。可以说是当时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
第四轮，2021年4月，美国限制华为的器件供应商只要涉及美国技术的产品，就不允许供应给华为的5G设备，从而导致华为在禁令生效前余下的5G芯片都将无法使用5G功能。[17]
2019年2月18日，当任正非接受BBC亚洲商务记者卡利什玛·瓦斯瓦尼（Karishma Vaswani）采访时被问道：“从外界来看，美国想把华为描绘成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公司，因为华为多次盗窃美国技术，之前思科、北电、摩托罗拉都曾指控华为偷窃想法或技术，美国因此说华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公司，对此您如何回应呢？”
任正非说：“其实我们非常多的技术远远领先了西方公司，不仅是5G光交换、光芯片……这些领先的数量之庞大，是非常非常复杂艰难的技术，同行会比较清楚。因此，美国指控的这些东西只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华为是不可能靠偷美国的东西变成今天这么强大的。现在我们很多东西美国都没有，怎么去偷呢？”[18]
2019年5月21日，任正非在接受中国媒体记者采访、回应热点问题时指出：“在5G技术方面，别人两三年肯定追不上华为”[19]。
特朗普政府封杀华为，很可能是出于情报误判。第一，特朗普有预料到华为有深谋远虑的备胎计划，之前华为向美国公司的各种采购，更多的是为了打造商业共同体，而不是自己不能做；第二，特朗普也没有预料到华为在5G等细分领域早已走在了美国乃至世界的前面。任正非说：“我们在光系统上，是领先美国，是远远领先美国，是绝对领先美国。”[20]但在特朗普的主观世界里，中国或许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农业时代，是一个靠“偷窃”度日的落后国家。
他在各种场合表示，中国偷走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作，偷走了美国的知识产权，大骂中国是史上最大的工作偷窃国（jobs theft），他甚至在2018年4月4日发推文说：“我们不是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战，我们多年前已经因为愚蠢或自大的美国代表而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每年都有5,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知识产权盗窃损失另外3,000亿美元。我们不能让这种形势继续了！”[21]他频繁使用“偷窃”一词，并到处威胁美国盟友不要使用华为设备。同时还以限制这些不听话的盟友分享美国情报相威胁，毫不掩饰他的轻蔑与不屑一顾。
由特朗普一手导演的中兴与华为事件，逐步被华为扭转为一次世界性营销事件。这种转“危”为“机”的能力，世所罕见。在这个意义上，任正非堪称是当今世界当之无愧的营销大师。
华为事件以这样的方式演绎，大概完全出乎特朗普和很多美国精英人士的预料。特朗普甚至不愿意再提起华为的名字。2019年9月4日，当记者让他谈谈华为事件时，他不耐烦地告诉记者：“我们将看到中国会发生什么，但华为一直不是我们想要讨论的角色，我们现在不想谈论。”他只是一味地强调“这事关国家安全”，“华为是我们军队和情报机构的一个重大担忧，我们不会与华为做生意。”[22]
与特朗普的争功邀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9年5月21日，央视记者在采访任正非时问道：“很多人认为当美国压境的时候，您是民族英雄。您愿意接受这样的称号吗？”任正非回应道：“不接受！嘿嘿嘿，我根本就不是啥子英雄，我从来就不想当英雄。”[23]
2019年1月17日，任正非在接受央视记者董倩专访时说：“首先感谢党和国家，对一个公民权利的保护。我们能做的还是要靠法律的力量。”[24]2019年8月20日，任正非在接受美联社记者访问时，美联社记者转达特朗普总统的暗示，如果北京同意就贸易协定和技术争端达成一致，可能可以解除对华为的限制。
任正非郑重表示：“中国很多老百姓是贫穷的，让贫穷的老百姓让一些利益给美国，来救一个有钱的华为，我良心上过不去。……在这点上，我完全没有考虑，我也不会去求中国政府给美国好处，放华为一马。不放一马，我们就是发展慢一点，孟晚舟多待一点时间，多受一点苦难，但是对中国人民、对国家有好处，我心里就舒服一点。我们毕竟有钱，还能扛得起打击。”[25]
任正非说：“美国今天把我们从北坡往下打，我们顺着雪往下滑一点，再起来爬坡。总有一天，两军会爬到山顶相遇，这时我们决不会和美国人‘拼刺刀’，我们会去拥抱，我们欢呼，为人类数字化、信息化服务的胜利大会师，为多种标准顺利会师。我们的理想是为人类服务，不是为了赚钱，也不是为了消灭别人。大家共同为人类服务，不更好吗？”[26]
本连载系列所要讨论的华为公司，全称为“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没有特别说明的前提下， “华为”或“华为公司”，都是指的这一会计主体。但本系列对华为的复盘并非只限于华为一家公司，而是要复盘与华为关联的一系列可比公司。除华为外，其他可比公司均为公开上市的公众公司，包括但不限于美国思科公司、瑞典爱立信公司、芬兰诺基亚公司、中国中兴公司、美国高通公司和美国苹果公司等。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对比复盘有点类似于电信设备及移动通信领域的全行业分析。之所以说这些公司与华为关联，是因为它们的某些业务在市场上形成了竞争关系。通过对比，可以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华为的核心能力，以及它在全球市场上的“江湖”地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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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感谢研究助理刘雪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