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日晚间，CNBC消息报道，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享年84岁。杰克·韦尔奇曾缔造了无数传奇，以至于他本人被当成传奇。他被商业评论杂志称为“世界第一CEO”，他尤其受到中国企业界的推崇，被王石、柳传志、李开复等国内知名企业人士视为“教父”级别的人物。各种企业管理培训、MBA课程中，言必称杰克·韦尔奇的管理艺术。“股神”巴菲特评价：“所有的CEO都在效仿他，虽然可能赶不上他，但如果仔细聆听他所说的话，就能更加的接近他一些。”1960年他在伊利诺伊大学获得了化工博士学位，之后在许多可供选择的公司中，他把通用电气公司作为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并为这家公司奋斗终生。1960年，韦尔奇加入通用电气（GE）塑胶事业部。1971年底，韦尔奇成为GE化学与冶金事业部总经理。1979年8月成为通用公司副董事长。1981年4月，杰克成为通用电气公司历史上最年轻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那年他45岁，他在这个位置上呆了整整二十年直到2001年，使GE的市场资本增长30多倍，排名从世界第10提升到第1。他所推行的“六西格玛”标准、全球化和电子商务，几乎重新定义了现代企业。在这一年，通用电气市值一度超越5800亿美元以上，盘中交易最高峰突破过6000亿美元，成为历史上首家市值突破6000亿美元的公司。而这一年中国的GDP刚刚达到1.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GE一家公司的市值，相当于中国一半的GDP！在他的带领下，通用电气从一家制造业巨头，转变为以服务业和电子商务为导向的企业巨人，成为真正的业界领袖级企业。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用来表达GE的多元化业务和GE的无处不在：9.11事件中两架由GE租赁的飞机，装载着GE生产的发动机，撞向了GE投资建造的两栋标志性大楼，大楼和飞机均在GE保险部门投保，现场的一切被GE公司旗下的NBC全国广播公司直播。2017年道琼斯指数上涨25%，GE股价却下跌了45%，2018年以来又继续大跌26%，成为了连续2年表现最糟糕的道琼斯指数成份股。2019年6月26日，标普道琼斯公司宣布，通用电气（GE）被剔除出已坚守百
余年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取而代之的是连锁药品零售企业WBA(沃尔格林)，该变更已于同日美股交易开始之前生效。截止到2020年3月2日，GE市值为980亿美元。比最高峰时已经缩水85%，当下还不及微软、苹果等公司市值的1/10，而且还在持续衰落之中。从数据上，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粗暴的结论：是杰克·韦尔奇创造了GE的神话，在韦尔奇掌舵之前，GE深陷泥沼；韦尔奇任上，GE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韦尔奇卸任之后，GE就每况愈下。这就更加证明了韦尔奇的伟大，化腐朽为神奇。“全球第一CEO”、“美国当代最成功最伟大的企业家”等美誉，当之无愧。韦尔奇退休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对他的职业履历大加赞扬。“韦尔奇先生是一位白领革命家，他在通用电气的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支持激进的变革，打破现有秩序的自满情绪，”社论写道。“他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改变了通用电气，而且改变了美国的公司风气。这种风气重视灵活性、速度和复兴，而不是稳定、忠诚和持久等老的理想。”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杰克韦尔奇重生，是否能够带领通用电气重现辉煌？如果更多的美国经理人学习杰克韦尔奇，是否能够带领如今已经沉疴缠身的美国经济，重新焕发青春？
一位长者说：“人生啊，要成功，不仅要看个人努力，还要看历史进程。”
这句话用来评价杰克·韦尔奇及其身后的GE，都是恰如其分。韦尔奇个人的成功，以及GE作为一家公司的兴衰，都是与美国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韦尔奇的个人命运，只是美利坚这个资本主义帝国潮涨潮落的一个缩影。
通用电气是一家一百多岁的老牌公司，其前身是美国著名工业家、发明大王爱迪生创立的爱迪生通用电力公司。
爱迪生美国工业的一代传奇和象征，是苹果创始人乔布斯的偶像，也是钢铁侠马斯克嘲讽的对象（电动车特斯拉，正是为了纪念曾被爱迪生打压的技术天才尼古拉·特斯拉）。乔布斯和马斯克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了巨大的赞誉，你可以把爱迪生看做一百年前的乔布斯和马斯克合体后的加强版。乔布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信息化浪潮的弄潮儿，爱迪生的成功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气化浪潮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把乔布斯看做是创新的象征，那么爱迪生就是创新本身。有人评价说：“爱迪生是一位从大局思考的概念构造师和一位意志坚定的求解者。”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利用大量生产原则和电气工程研究的实验室来从事技术创新的人。在此之前，发明创造都是个人单打独斗，创新是个人灵感一现的偶发结果。爱迪生在1876年建立的“门罗公园实验室”，“标志着集体研究的开端”。自此他开始组织专门人才分派任务，共同致力于一项发明，进行系统的，复杂的，品类繁多的技术研发工作，从而确立了现代企业以创新驱动发展的模式，大规模的技术创新才蓬勃发展起来。众所周知，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电影摄影机、电灯对世界有极大影响。但爱迪生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并不是电灯泡，也不是留声机和电影摄影机，而是另一项更具革命性的发明：他在1880到1882这不可思议的短短几年时间里，完成了全世界第一套商业化的发电、输电和变电系统。经济可靠的供电系统打开了电气时代的大门。随后，众多杰出的第二级发明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高能灯泡到快速火车，从医疗诊断装置到制冷装置，从庞大的电化学工业到由微芯片控制的小小计算机皆如此。我们至今仍然沐浴着爱迪生天才贡献的光芒。美国正是借力于电气化工业浪潮实现了弯道超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通用电气是美国崛起的助推器，其意义可以比肩东印度公司之于大英帝国的意义。美国人对于GE之父爱迪生无比崇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传奇发明家爱迪生只是孕育了GE，真正将GE带入巅峰的，则是美国产业发展史上更为传奇的金融家族——摩根家族。JP 摩根（1837年4月17日－1913年3月31日）美国国父之一、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91年发布《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提出以国家制定产业规划与贸易保护措施为基础，以金融为辅助，以发展制造业为中心的国家发展计划。然而，汉密尔顿在政治斗争中被打倒，他费尽心机建立的国家银行被抛弃，美国进入自由放任的发展状态。此后，美国政府也曾多次尝试捡起汉密尔顿以金融推动制造业的发展计划，比如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但往往在党争中流产。最终捡起这一发展计划的，不是美国联邦政府，而是摩根财团。在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下，暴涨暴跌是家常便饭。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金融危机的魔咒始终如影随形，1857年、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1907年相继爆发大规模金融危机。金融投机者们不怕股市暴跌，怕的就是股市太平稳。对于他们来说，暴涨暴跌的股市才是好股市，才能成为收割韭菜的狩猎场，于是他们刻意操纵股市，覆雨翻云（当然也有玩失手跳楼的时候）玩到飞起。但是这种玩法，始终是少部分人暴富，大部分人受损，对经济的伤害也非常大。在1893年的危机中，美国有超过500家银行相继倒闭，很多人的毕生积蓄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在这次危机之前，爱迪生通用电力公司在与特斯拉加盟的西屋电气公司的电力标准大战中落败，遭遇重大挫折。这次危机，导致爱迪生财政状况雪上加霜，不得不将爱迪生通用电力公司卖给JP 摩根。JP 摩根并购了爱迪生通用电力公司以及另外两家公司，通用电气正式成立，成为一家典型的摩根系企业。爱迪生与特斯拉的电流之战（已被拍成电影，值得一看）为什么金融危机中，别人都在抛弃重资产，而摩根却逆势收购，玩起了长线投资？对于像摩根这样的真正金融大鳄来说，由于盘子已经足够大，而且已经深度与实体经济结合，形成所谓的摩根化“托拉斯”，他们已经成为美国股市的“庄家”，已经再不需要富贵险中求了，只要美国经济增长，他们就能安安稳稳地赚取巨额财富，而且他们手上的资源也足够进行救市。摩根收购爱迪生的公司之后的1894年，美国的GDP跃升至世界首位（当然，这是事后推测，当时并没有GDP统计）。但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无论是资源禀赋、地缘形势还是经济实力，超越英国跃升世界首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美国成为国际一流金融家族们眼中头号理想的栖息之地，通过海权控制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在美国建立私人控制的中央银行，被提上议事日程。“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定法律。”关于JP摩根财富的各种传闻五花八门。有人说美国总统都得看他脸色行事，连英国财政部都欠着他的大笔资金。芬利·彼得·邓恩，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幽默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里这么描写摩根：“JP 摩根叫来了他的一名办公人员，他是国家银行的总裁。‘詹姆斯，从银行里拿出点钱来，去把欧洲给我买回来，’摩根说，‘我想把它重新组织一下，让它一直给我付钱。’”实际上，摩根的力量总是超过人们的想象力。摩根帝国包括摩根家族以及被称为摩根同盟的外围。摩根家族控制着包括银行家信托公司、保证信托公司、第一国家银行，总资产34亿美元。摩根同盟总资本约48亿美元，由国家城市银行、契约国家银行组成。摩根帝国中，以摩根公司为轴进行董事部连锁领导，与大金融资本以下、超过20万的主力金融机构互相连结，这样就构成了结构庞大、组织严密的“摩根体系”。这一金融集团占有全美金融资本的33%，总值近200亿美元！另外还有125亿美元的保险资产，占全美保险业的65%。摩根财团起家于美国铁路公司债券的承销，其在铁路业上的渗入是尽人皆知。生产事业方面，全美35家主力企业中有摩根公司的47名董事，包括U·S·钢铁、肯尼格特制铜公司、德州海湾硫磺公司、大陆石油公司、GE等。同时，通讯业方向它还拥有ITT（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全美电缆、邮政电缆、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等。摩根同盟的手下有510亿美元的总资产，属下有亚那科达铜山、西屋电气、联合金属炭化物等主要托拉斯企业。
上述所有相加，合计所有总资产，扣掉重复部分，1907年，摩根体系拥有740亿美元的总资本，相当于全美所有企业资本的1/4。1907年金融危机中，JP 摩根在危急时刻紧急召集最重要的几家金融公司的总裁开会，要求大家一起拿出资金帮助面临挤兑的银行。而摩根自己也身先士卒，拿出资金帮助金融市场渡过危机。摩根银行的角色就相当于2008年拯救金融市场的美联储。这场危机之后，摩根财团联合洛克菲勒财团、沃尔格财团、希夫财团以及隐身幕后的罗斯柴尔德财团，共同缔造了受他们控制的美联储，结束了美国没有中央银行的历史。
到此为止，汉密尔顿设想的国家发展体系经历了一百年的波折之后，终于成型。但是与汉密尔顿的构想，存在一处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区别：该体系的控制权不是在国家手中，而是在金融资本手中。
我们常说美国借着两次世界大战发了大财，迅速增强了实力，实际上这话并不准确，因为美国政府并不能从战争中拿到多少好处，真正发财的是摩根家族所控制的产业帝国，通用电气就是其中主力之一。1939年，GE在美国国内所辖工厂只有三十几家，到1947年就增加到125家，1976年底在国内35个州共拥有224家制造厂，在24个国家共拥有113家制造厂，涉及发电、交通、装备制造、医疗、家电、金融等等行业，成为一个庞大的制造业帝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杰克·韦尔奇成为通用电气CEO之前，GE遭遇业绩严重下滑，机构冗余臃肿，公司涉足许多业务但是大都不挣钱，市场份额下滑严重。其一，日本公司的崛起，从低端市场切入，不断蚕食了GE原本占有优势的许多行业，收音机、照相机、电视机、钢铁、轮船等等。其二，当时世界经济与今天类似，遭遇到阶段性的发展瓶颈。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发展起来的各个产业已经发展成熟，已开发市场（当时中国为未开发市场）基本已经饱和，失去了增长空间。其三， 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以摩根为首的托拉斯体系遭至全民愤恨和恐惧，大萧条后上台的罗斯福政府顺应民意，出台了强硬的反垄断法案《鲁宾逊－帕特曼法》以及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前者禁止垄断，强行拆分托拉斯，后者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的同时，也极大削弱了金融资本对实业的掌控。
单独看第三条，两大法案避免垄断，增强竞争，有利于提升国内产业的活力。如果美国的各个行业仍然保持领先于全世界，这两大法案仍然是百利而无一害。首先，这两部法案让美国公司在面临国外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时，却仍然内斗不断，无法凝聚内部力量。例如，电话发明人贝尔所创立的AT&T公司，是摩根系的另一大支柱。在战后曾经遭到多次反垄断拆分。特别是在美欧通信标准竞争正酣之时，从AT&T拆分出朗讯，埋下了美国通信行业衰落的伏笔，以至于如今美国想要封杀华为，却从国内找不到替代品。其次，JP摩根费了半生的精力，将金融和实业捆绑在一起，某种程度上结成了同气连枝的利益共同体。但是拆分之后，金融与实业利益分家，金融不再以实业的长期利益为重，而是追求自身的短期利益，双方裂隙越来越大。当经济发展陷入瓶颈之时，金融为了寻找增量蛋糕，不惜以戕害实业为代价。1981年，也就是韦尔奇荣升CEO的同一年，演员出身的罗纳德·里根成为美国第四十任总统。里根政府为了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应对来自苏联和日本的挑战，终结了二战以来的凯恩斯经济理论主导的宏观调控，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采取了以“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为特征的“里根改革”。表面上看，里根带领美国走出经济低迷，赢得了冷战，被认为是美国的英雄，但是其后果是推动了金融自由化的泛滥，使得本已现出苗头的经济“脱实向虚”进程大大加速了，为美国长期衰落埋下了祸根。里根改革没有动反垄断法，却让金融监管被大幅放松。这个时代的华尔街金融家不会再像JP摩根那样追求长期利益，而是通过放大杠杆做投资，追逐短期利润。饥渴的金融资本为了获得高额利润，不惜向本国实业挥舞锋利的屠刀！类似宝能系恶意收购格力电器的案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层出不穷，美国实业的经营状况急剧恶化，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向国外转移。这一进程在GE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杰克·韦尔奇，但你肯定知道苹果的CEO蒂姆·库克。如果说，爱迪生与乔布斯有很多相似点，韦尔奇在很多方面则与乔布斯的继任者蒂姆·库克接近。如果以短期效益提升为指标，韦尔奇确实是一个超凡的管理型人才，他上任之后对通用电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让通用电气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辉煌时期。韦尔奇担任CEO的十八年间，GE各项主要指标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GE的年收益从250亿美元增长到1005亿美元，净利润从15亿美元上升为93亿美元，而员工则从40万人削减至30万人。从所创下的股东收益方面来看，无论是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英特尔的安德鲁·格罗夫，还是沃伦·巴菲特或者沃尔玛零售大王山姆·沃顿，甚至史蒂夫·乔布斯或者蒂姆·库克，都无法同杰克·韦尔奇相比。
一句话概括：就是用金融魔棒，以牺牲长期增长动力为代价，驱动短期业绩增长！在杰克·韦尔奇的那本著名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窥见韦尔奇的经营理念，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要么“数一数二”，要么“整顿、出售或者关闭”。这种看起来有些简单粗暴而务实的方式尽管遭到方方面面的激烈反对，但最终的结果是，GE通过收缩战略，聚焦于自身具有优势的高利润项目，很快实现了扭亏为盈。大量的抛售与聚焦，确实改善了GE的财务报表，但是GE这种规模的公司，本应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它的目标不仅包括商业利益，也应当为长期发展战略服务。许多业务虽然目前看不挣钱，却起到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运转，为未来发展进行战略投资的作用。GE的战略收缩，不仅影响它自己的长期发展后劲，更损害了依附其庞大产业链的无数中小企业的生存基础。
GE原本就有摩根财团的基因，金融业务是其传统强项，只不过原先金融部门作为主营业务的支持部门，为GE的制造部门提供投融资服务。在杰克·韦尔奇的时代，由于公司的实体业务大幅收缩，于是将战略重点转向金融服务。GE金融的服务对象也不再局限于集团内部，而是扩大到集团外部产业链上下游，甚至各个国际市场。GE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产生了另类的协同效应：GE金融借助GE产业拓展了客户群，并为GE产业带来了丰厚的收益和利润，为GE产业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现金流，并提升了GE产业的信用评级，产业的高信用评级反过来降低了GE金融在金融市场的融资成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效地实现了经营和财务的双协同，二轮驱动成为GE的增长动力。将高回报、快速周转的金融业务作为GE的增长引擎，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时间长到足以让韦尔奇在任时一直处于“神坛”。
正是杰克·韦尔奇本人，把GE带上辉煌顶峰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衰落的祸根！韦尔奇与库克的身份一样，都是职业经理人，所在公司都是上市公司，因此他们的一切出发点都是短期财务数据。因为他们的业绩与财务数据息息相关，干得不好随时走人。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聚焦于公司的短期财务表现，为了把财务数据弄得漂亮，哪怕损害了公司长期赖以生存的根基也在所不惜。金融赚钱这么容易，谁又愿意从事艰苦繁杂而又利润微薄的制造业呢？如此一来，GE的制造业基因就越来越弱，金融属性越来越强，进一步加速了制造业的流失。甚至在很大程度上，GE实际上是依赖金融操作来实现盈利。过度发达的金融资本，侵蚀了产业资本的生存空间。这是美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这个问题在苹果公司身上也有所体现。在爱迪生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美国大规模生产体系，到了乔布斯时代已经被腐蚀得千疮百孔。乔布斯曾致力于在美国建立工厂，却两次折戟沉沙，原因就是上有里根这样推行金融自由化的总统（当然了，他其实就是被推上前台的一个演员），下有大大小小杰克·韦尔奇这样的CEO，为了眼前的短期利益，掏空了美国制造业雄厚的根基，导致美国这个曾经的“世界工厂”，居然连一家合格的电脑装配厂都开不起来！
于是，苹果公司的产业链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布局，特别是在中国这个制造基础雄厚的国度，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苹果产业链企业。苹果公司越成功，美国国内受益有限，反而越发助长了中国这个美国头号竞争对手的实力！蒂姆·库克也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业功成百业枯！过度发达的金融业务，在一段时间内创造了华丽的财务报表，却造成了其他各行各业的满目疮痍！
这不仅是GE遭受的金融诅咒，也是整个美国遭受的金融诅咒！杰克·韦尔奇的CEO生涯，恰好覆盖了美国的这段金融自由化时期，并且在2001年的巅峰之时华丽谢幕，让人们把一切赞誉都落到他头上，却看不到他才是造成GE坠落的最大根源！
当然了，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正是要感谢美国出现了像韦尔奇这样一批大大小小的杰出CEO，让中国通过承接美国的产业转移而崛起。韦尔奇的逝世，提醒我们要深切缅怀这位让中国的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美国英雄！美国人崇拜里根，崇拜韦尔奇，就如同印度人崇拜甘地，南非人崇拜曼德拉，中国需要大力支持鼓励，并乐见其成。当然了，中国自有国情在此，不仅不能效仿，反而要引以为戒。
对于GE和韦尔奇，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进行哪些反思？职业经理人以及资本市场这一对组合，将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上市公司的目标都钉死在短期财务数据上，这既是当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深层弊病，也是已故哈佛教授克里斯坦森所说的“公司难以抗拒价值网束缚”的深层根源。只要股价稳住，高管们的KPI就达标了。KPI达标，那么合同里规定的高额薪酬激励也就可以落袋为安。就算公司倒了，换一家公司继续当高管，薪酬一点不少。当年国企改革之时，人们常说责任和权利严重不对等，严重束缚了国企的活力。而现代经理人制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责任和权力不对等，同样会扼杀企业的生命。难道就没有能同时保证企业发展和个人前途的第三条路吗？在被财务指挥棒牵着鼻子走的芸芸众生之外，也有少数另类。亚马逊总裁贝索斯认为，竞争对手对利润率的热爱是亚马逊的机会。因为对手会受制于此，和这些公司竞争“如同用热刀切黄油”。为了摆脱财务目标的限制，贝索斯找到了一个利器：自由现金流，这也是他把在线零售作为基本盘的秘密，因为足够刚需，池子足够大，即使利润为零，也有足够的自由现金流可供支配。当然，前提是贝索斯能够说服股东投资人陪他一起聚焦长期目标。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于这种弊端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把华为的机制总结为：“第一，我们公司有“力出一孔，利出一孔”团结奋斗的商业平台，这是一种模式，全世界绝无仅有。第二，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每年攻击城墙口的炮弹投入是200-300亿美金。没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愿意这么大的投资，因为股东不会同意。”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和管理理论，都建立于工业时代，其理论基础都是基于牛顿机械世界观和还原论。根据牛顿机械世界观，公司被看做一台精密的机器，任何事情都存在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外界环境被认为是静止不变的。因此可以找到清晰的目标，只要把复杂任务拆分成简单单元，对每个单元分别进行优化，就能够最终实现目标。牛顿世界观适用于工业时代，特别适用于在同一条S曲线上进行连续性改进，但是在联系越来越紧密，变化越来越快的信息时代已经越来越不适用，其中一个重要的负面影响是抑制了创新的涌现。韦尔奇所进行的战略收缩，保留高价值业务，放弃低价值和亏损业务，正是牛顿世界观的影响。更为典型的是根据产业微笑曲线进行产业布局，保留高价值的研发设计和品牌，将低价值的制造外包出去，从而最大可能地获得利润。
这有什么问题呢？这是用孤立静止的观点看待产业链各个环节，实际上，无论是研发还是品牌，本质上都是以制造为土壤。制造环节是技术要素的汇聚之所，是孕育创新的温床。美国三十年来创新能力不断衰落，而且创新成本越来越高就是明证。（详细论述参见：“产业微笑曲线”蕴藏的惊人秘密）当今世界变化越来越快，静止孤立的牛顿世界观越来越不符合现实需求。职业经理人这个群体都经过良好的教育，更是深陷牛顿世界观中不可自拔，因此，经受系统训练的职业经理人反而成了大公司衰落的推手。爱迪生和乔布斯没有接受过学校的系统教育（乔布斯辍学，爱迪生根本就没有上几天学），反而促使他们不被条框所束缚，成为一个时代的创新引领者；韦尔奇和库克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反而使他们循规蹈矩，裹足不前。韦尔奇时代的GE，以践行六西格玛（Six Sigma）管理体系成为行业标杆。最初，六西格玛是一种质量管理方法，原理是如果你检测到项目中有多少缺陷，就可以找出如何系统地减少缺陷，使项目尽量完美。一个企业要想达到六西格玛标准，那么它的出错率不能超过百万分之3.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六西格玛被GE从一种质量管理方法演变成为一个高度有效的企业流程设计、改善和优化的技术，并提供了一系列同等地适用于设计、生产和服务的新产品开发工具。六西格玛管理体系是基于牛顿机械世界观的管理哲学高度标准化、数字化、精密化的产物，可以说传统管理哲学走向登峰造极的极致。
在高度精密的现代制造业中，它是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减少缺陷、提升用户满意度的利器。甚至在一切目标和结果确定的过程中，它都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方法论哲学。但是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将其作为整个公司的管理哲学，特别是一个创新驱动的公司的管理哲学，甚至形成了以此为核心的组织心智，就大有问题了。在短期内，六西格玛确实可以显著提升业绩，但是长期来看，它无法有效应对环境变化，扼杀了创新的可能。六西格玛要求竭尽一切手段避免犯错，减少浪费。但是只要是探索新事物，免不了会犯错，造成浪费，在避免出错避免浪费的指导思想下，一切创新都被扼杀在萌芽之中。GE之后，六西格玛成为大公司广泛采用的管理哲学，其中包括摩托罗拉、戴尔、惠普、西门子、索尼、东芝、联想、携程等等。这些大公司纷纷成为裹足不前，缺乏创新的泥足巨人，已经或即将倒在更加锐意进取的竞争者的枪口之下。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美国走向了自废武功的衰落之路，却还浑然不觉。
六西格玛管理体系成熟。执行六西格玛质量标准，意味着出错率不能超过百万分之3.4，再进一步提升控制精度不仅难度极高，而且也失去了现实意义。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美国的工业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因为这些传统工业门类已经发展到尽头，无法通过技术和管理改进提高效率。美国金融资本对传统产业失去了兴趣，转而通过产业资本全球化配置来榨取利润，并将主要兴趣投入新兴的信息技术产业，也就是如今所说的ICT行业，只有这里才有足够的利润回报。工业化的本质就是数据化， ICT行业被美国精英看做工业体系的的王冠，控制了ICT行业就等于控制了所有行业，不仅控制了所有工业门类，也包括军事、政治、金融。因此美国放心地去工业化，只要能把ICT行业牢牢控制在手里就好。其他国家只是空有躯壳，大脑都被人家控制，努力工作也不过是替美国打工而已。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的实质。然而，这件与美国霸权关系无比重大的事情，却出了一个天大的纰漏。
在美国的百般围堵软硬兼施之下，中国不仅形成了自主且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还诞生了极为顽强、使命极为远大的华为公司。（参见本人新书：《华为崛起》，见文末链接）
这家公司苦苦奋斗三十年之后，已经渗透到ICT行业的几乎每一个子类，不仅在5G领域独领风骚，而且与那些如雷贯耳的美国ICT巨头，例如思科、微软、谷歌、苹果、高通、因特尔、甲骨文、IBM……都存在业务上的竞争关系，而且这家公司被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如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越挫越勇。除了华为之外，还有阿里、腾讯、美团、头条、快手等中国公司，形成唯一能够与美国分庭抗礼的ICT产业生态。虽然在5G上不及中国，美国的ICT行业整体仍然强大。但是，由于缺失了广泛的工业基础，空有强大的ICT行业也是孤掌难鸣，美国已经实质上丧失了“服务力革命”的入场券。因为服务力革命不再像生产力革命那样，通过裂变实现单点突破，而必须通过系统化整合才有机会。昔日美国工业明珠通用电气和波音如今麻烦不断，明珠蒙尘，都是美国工业基础塌陷的表象。
中国的发展，不能继续沿着美国的老路走下去，需要进行一轮彻底的革故鼎新的大变革。不仅是业务范式的变革，思维方式的变革，也是价值观的变革，而这一切都根源于世界观的变革。工业革命的世界观来自机械论和还原论，并且获得巨大成功。那是因为，那时的需求已知，主要矛盾在于优化供给系统、提升效率，扩大供给。而提升效率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数据化手段将复杂系统拆解为简单零件，逐级优化，因此牛顿世界观适应工业时代发展，推动西方的崛起。信息革命之后，数据化不断向纵深发展，信息量指数增长，而信息就是相互作用，打破了机械论还原论成立的前提：弱相互作用近似。信息流使得相互作用的各方不断变化，创新涌现速度不断加快，分散孤立的用户连接成为用户网络，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企业成为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简单孤立的价值链变为复杂互动的价值网络。不仅价值创造的各环节利益相关，命运相连，连用户也成为价值创造的一部分。因此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必须进行适应时代特点的彻底变革，才能适应这个时代，引领未来的发展。信息时代需要的是复杂系统世界观，其实也就是道家哲学的世界观。
姜子牙在《六韬》中早有告诫：“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老子在道德经中也说：“因其无私而成其私”。具体地说，以想象力为载体的服务力革命，首先需要进行三方面的虚实转换。
第一，要以供给结构为需、满足需求为实。
我们为什么存在组织心智和价值网的束缚？就是我们太在意已有的供给结构，而忘记了这个供给结构本身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这个供给结构应该随着需求形态满足而型态不断地发生变化，所以供给结构应该为虚、需求为实，要回到创业的初心。要根据用户当下的需求形态，核心痛点，重新定义供给结构。
第二，以获利为虚，以创造价值为实。
美国第35任总统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有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虽然每个企业都是要靠获利来谋生，但它的根本逻辑是，因为你解决了问题，所以创造了价值，因此你获得了一个回报，这个回报使得你增强的能力，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解决客户问题。所以企业生存的根基一定是以创造价值、解决问题为实。
第三、以局部利益为虚，系统生态繁荣为实。
不论是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企业，其实都应该拥抱更大的一个大我，为更大的系统来谋福利。只有大生态系统繁荣，才能造就自身的繁荣。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要以人为核心。首先是以用户为中心，其次是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贡献者作为用户。华为公司所说的“以用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就是这个意思。韦尔奇的去世仿佛一个隐喻，预示着第二次工业革命至今的那个光荣与梦想的时代的谢幕，未来的世界，不可能是金融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世界，也不可能是少数精英赢家通吃的世界。未来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连接所有人，影响所有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就必须走出小我，拥抱大我，以所有人的利益为根基，打造互利共赢，持续繁荣的命运共同体，才代表着人类的未来！
《华为崛起》讲述了华为三十年的奋斗历程，从最简单的零件组装起家，以客户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一步步赢得市场认可，成为一家国际化ICT巨头。华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打造以华为ICT技术为核心的“联合舰队”，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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