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随想（下）：我们对基金会的认识存在哪些局限？
题记
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芥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
——《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
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
——《庄子 逍遥游》
今年6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城市峰会在地灵人杰、九省通衢的武汉举办，一时胜友如云、高朋满座，以“基金会在公益后发中的角色与价值”为主题，为公益界奉献了一场思想盛宴。
感谢论坛编辑约稿，我虽没能参与此次盛会，但对“公益后发”这一话题也很感兴趣；在此撰小文一篇，主旨在于表达个人对此话题的一点理解：在“先发后发-优势劣势”的视角之外，或可补充“差异-多样性”的视角，以“社会演进观”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调和。望能借此小文参与讨论，就教方家。
关于基金会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见上一期文章：多样性随想（下）：我们对基金会的认识存在哪些局限？
非营利之魂：志愿精神及其表达
说了这么多差异性与多样性，那么纷繁复杂的公益组织、公益项目有没有一致性呢？其共同的基本属性与精神内核是什么？
关于这一问题，美国非营利研究领域知名学者David Smith有其见解。他希望能进行跨学科、突破学科边界的研究，尝试把第三部门等相关研究整合为一门关于志愿精神（volunteerism）的学科“志愿学”。
在他看来，并非其他，而正是志愿精神是第三部门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的根本，无论是基金会、社团还是其他形式的公益组织，都可视作广义上的志愿组织。
笔者有幸，曾有机会当面向Smith先生提问请教、表达质疑。在近期一次讲座上，笔者向他提出了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与志愿精神（volunteerism）是何关系、应如何理解的问题。
如果我对他的回答理解不错的话，他的回应是，志愿精神与企业家精神有相近之处，但各有侧重。志愿精神强调帮助他人，并且不追求回报，但并非绝对排斥回报，而是不以回报为目的。
志愿精神也会带来创造、改变，但并不以创造为目标，强调的是服务。而企业家精神则强调回报，当然这里回报并不一定全是经济回报，但经济回报很重要；企业家精神同时强调创新、改变（今年6月，Smith在北京师范大学做讲座，笔者曾向他提问，这段话是我自行整理而成，未经其本人核实）。
笔者觉得，与企业家精神进行类比，对于澄清志愿精神的概念而言非常重要。经类比，笔者以为“志愿精神”至少具备几项特质：一为自发自愿；二为以利他为目标；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此需强调，非营利，不以营利为目的，并非排斥任何回报，而是不以回报、盈利作为考虑的重点。
基金会本质上应是一种志愿精神的表达机制。无论是私人基金会还是公募基金会，人们出于利他的目的，志愿捐出财物，通过特定机制运作，为财富赋予责任，使财富为造福他人、造福社会而流转，为财富带来归宿、福音。基金会的财富应该是有意志的、有目标的，因志愿精神而凝聚，因志愿目标而使用。
如何传承、表达、实现这种财富意志（即基金会的使命），是基金会治理的关键。
志愿的，一定是自愿的；为什么有些基金会缺乏动力活力？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基金会或自成立时起就非出自个人意愿、缺乏志愿精神，是为先天不足；又或其志愿精神在后天运作过程中逐渐被消磨、蚀损，是为后天失调。
因此，对于第三部门而言，重要的不是拥有多少财富总量，而是富有志愿精神的财富价值几何。
美国非营利研究领域另一知名学者Lester Salamon近期提出了PtP（Philanthropication through Privatization）的概念，即“通过私有化达成的慈善及慈善化”。
对此概念，笔者一直持疑虑态度，因为在我看来，化公为私的私有化进程，难以与自发自愿的捐赠过程相比，借私有化过程而形成的慈善，虽则看起来能扩大慈善资源的总量，宛如点石成金，但其实从一开始，其根基就并不那么牢靠；为广大受助对象的福祉计，慈善部门的根基远比慈善部门的规模更有意义。
尽管公益组织、基金会的发展、作为可有多种选择、多种形式，但在多样化之中，贬损、伤害志愿精神的做法却不值提倡，应当着力防范。非营利部门一旦失去了志愿精神之魂，纵有再大的规模，不也是泥塑土偶么？
先发后发 优势劣势
后发优势是个很流行的词。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后发非但没有优势，还有劣势。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2年就专门论述过后发劣势，随后引发了学术界的争议与讨论（林毅夫、盛洪、陈志武等不少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讨论）。
在这里笔者并不想延续关于先发后发、优势劣势的论争，倒想换个视角来看优势与劣势；关注优势、劣势的相对性。
笔者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优势与劣势时，会受到“事后评价”倾向的影响，即以结果论，借助已发生的或好或坏的事实来判断优势、劣势。
事实上，在面向未来时，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准确分辨优势与劣势；更有甚者，优势与劣势还能够相互转化。
在生物进化史上，就可以找到因劣势而幸存的物种传承的实例；原因也不难解释，例如在A环境下，物种1比物种2更能适应，具有优势；但可能因为物种1对环境A过于适应，当外部环境发展剧烈变化，由A变为B时，原本不那么适应环境的物种2有可能反而获得了优势。
放到社会组织领域，这样的例子也并不鲜见。草根组织A规模很小，各项能力较弱，只能在孵化器中接受孵化；能力弱是其劣势，但因之而留在孵化器中，却取得了一些能力稍强的组织无法取得的合法性，劣势仿佛成了优势；一旦形成惰性，老是赖在孵化器中不走，又阻碍了其发展，优势又成了劣势。
行业协会B背景深厚，与政府联系紧密，资源丰富，这是其优势；但到了脱钩之时，这种藕断丝连的阵痛或许又成了劣势。
因此优势劣势并不那么绝对，而是有一定相对性。
超越优势劣势来考虑，保持独立性、保留差异性，或许更为重要。
对个体而言，由于无法完全预知未来的走向，不如不忘初心，保留差异，尽可能地发挥志愿精神，做好自己；个体差异性是生态多样性的基础，对于生态而言，更具多样性的生态具有更好的抗风险能力，也更有活力。
小大之辩：再论“规模化”与“小而美”
既然要保护多样性，那么自然而然的“小而美”与“规模化”对于生态而言同样重要。值得一提的是，“规模化”，并不是越大越好。
西方发展领域文献当中，对国际NGO规模扩张的反思，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就不断出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科斯对企业的规模就早有讨论（Coase，1937），认为企业的规模以适中为宜，规模的扩张并不会让效率无限制的提高。
顺应项目、组织生长发展的过程，由“小而美”逐渐发展而来的规模，值得追求；例如在围绕某些基金会周围，自然而然形成了公益生态、规模效应。这是因为，在发展过程中，这些基金会尊重了受助项目或组织自身发展的规律。
需要警惕的，是一种资源霸权、以跑马圈地的方式片面追求规模化的做法，这种做法或能一时扩大规模、扩大影响，长久来看，却是以损害志愿精神、破坏公益生态为代价。
此外，笔者还认为，与其强调规模，不如强调体系。“规模”更近于量的堆加，而体系更具有机生长的意蕴。打通关节，循环提升，形成体系，是大小组织都可去追求的。
组织无论大小，总要找到自身的定位，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路径与行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提出的3A标准）。无论大小，对于公益生态而言，都很宝贵。可鄙的不是规模“小”，而是视野受限，强加标准于人。
庄子在逍遥游中，贬得并不是蜩与学鸠之身“小”，而是其眼界之小。如果以鲲鹏之大，嘲笑蜩与学鸠的价值，那就眼界而论，“以小笑大”与“以大笑小”，又有什么分别呢？
鹰击长空 鱼翔浅底：坚守初心，自由竞争
健康的公益生态需要各种不同的组织。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各类组织如世间万物，各有擅长。
所谓优势劣势，于当下往往难以准确判断，更优的发展策略是，笃定、坚持自己的目标，在路径（Approach）方面不断探索，不断提升符合自身需求的专业性，并不断行动，在行动中提高。
惟其如此，我们的公益才能迎来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美好图景。
本文作者
汪伟楠
汪伟楠，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硕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生，非营利组织管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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