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公益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优势与空间 | 武汉峰会

本文为6月25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武汉峰会上，陈行甲所做的主题演讲：《公益后发力量的思考与期待》。

这是陈行甲转型做公益后回到家乡所做的一个分享，他对比了中美两国的公益事业发展、分析了公益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价值与空间，同时也分享了他自己的公益社会实践项目。

陈行甲，深圳市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研究员

各位领导，各位公益界的同仁，大家好，非常感谢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回到家乡来跟大家做这个交流。我是一个公益新兵，有机会向在座的资深公益人士一起学习，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现在在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做研究员，是一个公益学者，同时我也是一个公益行者，上个月31日我在深圳市前海发起创立了我自己的基金会——深圳市恒晖儿童基金会，20天前我受聘担任目前国内民间组织做大病救助做得最好的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担任理事长。

我的演讲题目是《公益后发力量的思考与期待》。我的演讲可以分成三个小题目：第一，公益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第二，公益后发力量的空间在哪儿。第三，一个系统化参与精准扶贫的公益社会实践的案例。

公益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

我国这些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目前综合国力在全球排第二，我国的富人已经很多了。大家可能有一个直观感受，前几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实力不行，奢侈品消费不动的时候，这些奢侈品都得等着中国人去购买。201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62，已经是全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前天发生了一个保姆放火烧死四个主人的事件，互联网上就这个事件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问题。

然而，我国的公益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这么高速发展的大国地位很不匹配，就公益来说整个中国都是后发地区。这里用的是前三年和前两年的数字，前三年美国非营利组织数量是141万家，是中国社会组织数量的2.7倍，但是年度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收入是22600亿美元，是中国社会组织当年收入的82.7倍。在捐赠方面，2015年美国捐赠总额是3732.5亿美元，是中国当年捐赠总额的23.2倍。

再看看我们的GDP和美国相差多少，有专家说就购买力评价来看我们的GDP事实上已经超过美国，也有人说是他们的一半多，总之我们已经很富有了。但是我们公益事业的现状呢，公益组织的收入他们是我们的80多倍，捐赠收入是我们的23倍。刘强东前几天给母校捐了3个亿，上亿的捐赠在我国也慢慢在出现，但是慈善文化、公益文化在西方发达社会里是根深蒂固的，他们认为拥巨富而死是可耻的。我们国家已经有那么多巨富的人，有人是这样想的吗？

比尔盖茨发起了一个捐赠誓言，就是希望有人响应他的号召，在有生之年把自己一半的财富捐出来。在中国，这样的响应是极少的。在美国不要说是一半，扎克伯格那么年轻，在31岁生了第一个女儿，送给女儿的出生礼物居然就是捐掉自己99%股份的财富给社会做公益，那可是价值450亿美元啊。美国的公益组织对GDP增长贡献已经达到5.5%，它的从业人数，非营利组雇佣劳动人口占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5.5%，从国家层面来说这个确实很大，我们和他们比较起来真的是后发地区。

2015年11月27日全国扶贫工作会议上，主席说“我国社会不缺少扶贫济困的爱心和力量，缺的是有效可信的平台和参与渠道，结果一些有能力也有愿望参加扶贫的企业和个人宁愿把钱捐到国外去，也不愿用到国内贫困人口上”。

这说明了我们的差距，我们还有7000万人口等待脱贫，民间有疾苦，民间有爱心，民间有财富，在同时有这三有的情况下，为什么公益状况和美国是80倍、20多倍的差距呢？这是我们从事公益的人需要共同思考的。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亲民惠民的各种政策越来越深入人心，特别是精准扶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两年我们党的头号热词就是精准扶贫，但是基层仍然有很多贫苦在党和政府的工作覆盖之外。我在基层政府工作过很多年，曾做过湖北最富的县级市的市长，也做过最穷的县的县委书记，我对扶贫工作是感同身受的。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是有边界的，他们能提供的是最根本的公共服务，涉及到千家万户的毛细血管的工作是很多时候是党和政府力所不能及的，这些事情就是公益组织的空间。

公益后发力量的空间在哪里？

我理解的精准扶贫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个是要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更穷，这个一定得搞清楚。

第二个是精准帮扶政策，中央有“五个一批”、“六个到位”，已经有非常完善的政策。

第三个是要精准到位，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政府的责任，但是第三个精准到位就是扶贫政策到村到户到人的最后一公里，政府有时候力所不能及，这就是公益组织的空间。

当前的困局在哪里呢？以前我们国家出现大灾害的时候，公益组织倾巢而动，在社会上形成强大的反响，“5•12”之后社会公益组织迅速发展。但是在这么强大的国家战略——精准扶贫中，公益组织的存在感不强，气场很不够，问题在哪里？政府进家入户的扶贫政策，有驻村干部，公务员，甚至把教师、医生都派出去驻村，甚至把很多省直部门的人也派出去驻村，政府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效果并不好。我们一个普通干部，比如教师，派到村里去帮十户、八户，那不是形式是什么？怎么可能帮得下来呢？

公益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有两个巨大的优势：第一个是公益组织是极其有理想、有情怀、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带着爱去做这件事，这和被动的赶下去完成任务的工作人员状态是绝对不一样的。第二个是公益组织里这么多有社会经验的人，恰恰善于做最细致的工作。

但是，目前政府体系中精准扶贫的政策设计并没有给公益组织设计空间。比如说我们有众多的建设项目要到村里面去，其实国家并不缺钱，给扶贫用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在项目的执行招标中，并没有公益组织参与的空间。现在的政策是欢迎公益组织参与扶贫，但是，你要带钱来，你自己拿钱来，自己带人来参与。

现在的问题是像壹基金这样已经做的很成熟、有钱的基金会并不多啊。我们有很多草根公益人，有热情，有能力，有经验，但是没有钱，这些人怎么办？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能怪政府的政策不给空间——由于传统共识，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可以让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这就导致社会组织在解决大的社会问题上功能是碎片化的，不系统的，在精准扶贫这样的大战略上也就很难有大的作为了。

一个系统化参与精准扶贫的公益社会实践——联爱工程

【精彩预告】

应本次武汉峰会参会者所邀和诸多公益伙伴对陈行甲老师“一个系统化参与精准扶贫的公益社会实践”的关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将于下周三晚邀请陈行甲老师做在线分享，详细介绍这个项目。

希望参与的请添加小方微信号：foundation2009

（备注：陈行甲）

我想做一场公益社会实验，探索一条公益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路径。

精准扶贫是我们的国家战略，2020年整体脱贫的目标，我们国家有这么强大的行政动员力量，相信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在深入探讨贫困人口致贫原因时发现，中国卫计委2016年6月指出我国贫困人口中，40%以上的原因是因病致贫。我在巴东县任县委书记的时候，那个县的数字是48%，这是一户一户登记出来的，因病致贫是最要命的致贫因素。那么2020年，这7000万人脱贫之后还会面临因病返贫的巨大风险，因为他们是在强大的政策帮助下、勉强的迈过贫困线的，巩固脱贫成果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

举个例子，国家癌症发病率是271/10万，这就意味着这刚刚脱贫的7000万农民中，每年注定有近20万人要患癌症。这个癌症发病率只是一个平均数，一个很残忍的现实就是：越是穷人得病的机率越大，这意味着不止20万的刚脱贫人口必定要患癌症，按照现在癌症的花费水平和我们的保障水平，这些人一定会返贫！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

我给我的公益社会实验命名叫“联爱工程”，我们的愿景是：联合爱，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和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我已经得到1100万的捐款，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标杆企业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表态将联合加持这个项目。

我们解决因病致贫的路径怎么探索？我说一下我的工作思路：在我刚刚转型做公益时，发生了一个全国性的大事件，就是深圳罗尔事件，一个中产的孩子得了白血病，家庭居然濒于被摧毁的惊慌。

上网马上可以看到，其实远在六年多以前，2011年3月4日，国家卫生部就面向新华社发布了一个信息，说全国的急性儿童白血病将推行免费治疗。可是，为什么过了六年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

我很想推动国家层面的政策来继续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能不能先找一个小的“国家”，500万左右人口地级市，在欧洲就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了，用我募到的钱，联合当地政府和医疗机构，对这个地方的白血病孩子实施治疗救助。我们不是简单地找富人筹钱给穷人孩子付医药费，而是在这场公益社会实验过程中建立数据库，探索规律，找到痛点和难点，希望能够形成指南，形成可复制的模式，将来五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之后，能够给那个时候的总理写一份报告，告诉他我们国家解决这个社会痛点需要多少钱，解决这个社会痛点有什么样的模式和指南的建议。

要做到这个事情是很难的，我现在已经团结了一批人在我的周围，通过网络宣传，全世界范围内报名加入我的团队的志愿者已经有180多个，有110多个是医学的博士和硕士，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大咖加入我的团队一起来做这个实验。我有信心把这个实验做下去，即使不成功也不要紧。支撑我做这个公益社会实验理想的就是艾滋病的例子，前 45 33512 45 15288 0 0 1602 0 0:00:20 0:00:09 0:00:11 2893 45 33512 45 15288 0 0 1450 0 0:00:23 0:00:10 0:00:13 2893 45 33512 45 15288 0 0 1282 0 0:00:26 0:00:11 0:00:15 2771 45 33512 45 15288 0 0 1241 0 0:00:27 0:00:12 0:00:15 3247 45 33512 45 15288 0 0 1160 0 0:00:28 0:00:13 0:00:15 3189年说起艾滋病全社会都会恐慌，可是现在全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慌明显减轻了。

为什么大家感觉这个社会痛点不那么痛了呢？是因为艾滋病“四免一关怀”国家兜底治疗了。国家能够最后出台这个政策，一定程度上要感谢中国两个伟大的公益人，一个是高耀洁，一个是桂希恩。高耀洁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桂希恩教授在她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对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并被采纳。在儿童白血病方面，如果我做不成桂希恩，我希望做这个领域的高耀洁，将来有人能踩在我的肩膀上继续把这个社会实验完成。

我做公益之后发表了一个公益人生的宣言：社会并不完美，看清依然热爱，知难仍然行动，这是我们公益人的宿命和使命。这句话就是我今天演讲的结束语了，谢谢大家！

注：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同意后公开  

武汉峰会

主办方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以下简称论坛，英文名称为China Foundation Forum，简称CFF），是由具有8年历史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于2016年转型升级而来，是中国有志于追求机构卓越和行业发展的机构自愿发起设立的非正式网络平台。本论坛的宗旨是加强中国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中国基金会和公益行业的发展，历年来共有29家知名基金会成为论坛的组委会成员。论坛汇聚政商善三界共同关注基金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精英，引领基金会行业先锋话题，是公益行业最具影响力的学习交流平台之一。

承办方

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由乐仁乐助公益团队创立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组织连锁品牌，是团队以“乐仁乐助”为核心理念，以“再生产社会”为核心使命，全力打造的一家“服务型、枢纽型、平台型”的综合性社会组织。乐助社工在20多个城市运营社工项目与社区服务近百个；乐助创意研发中心与乐助社会创新研究院每年研发多个项目创意，发展规划，技术标准；乐仁乐助公益中心运营多个城市公益孵化器与跨界孵化器，承办多个城市公益创投；乐助评估中心承接多项等级评估，项目绩效评估等工作；C善+跨界合作多家企业，高校；构成了一线服务，二线研发，三线组织，四线平台，五线研究，六线跨界合作的发展布局。

湖北非营利组织研究中心，湖北省高校重点文科研究基地，2011年获得省教育厅批准成立，挂靠于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中心包含基金会研究所、社区与社会工作研究所、公益慈善研究所以及音乐治疗研究所等。近几年，中心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项，国家发改委、民政部、教育部和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30多项，出版了十多部学术著作和专业教材，发表了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500多篇，获省部级奖项多项。中心还长期开展湖北省内外非营利组织的咨询、培训、评估与教育，在非营利组织文化、非营利组织制度建设、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形成了丰硕的成果。中心确立了 “顶天立地”的研究思路，既在研究上回应中外NPO研究趋势，致力于理论研究特别是本土经验的总结与开发，又通过参与式研究和问题探讨影响湖北省公共政策和社会体制改革。

武汉市武昌区晓庄公益助力中心，一家致力于青少年公民教育的民间公益组织。晓庄公益的使命是“培育自主管理的青少年公益团队”。晓庄公益遵循“无组织则无参与、无参与则无公民”的理念，协助青少年有序、有效地参与公益行动，成长为有能力的公民。晓庄公益主要做两件事：一，指导中小学生组建团队、参与志愿服务，助力中小学生成长为“遵守规则、善于沟通、勇于行动、乐于奉献”的高素质公民。二，指导大学生公益社团，提供志愿者管理、会议管理、公益活动设计等培训课程，助力大学生公益社团成长为“对外解决社会问题、对内实现民主治理”的高品格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