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成都市民政局、锦江区民政局、禾平台联合举办的“社区变脸·社区基金会催生的无限可能”研讨会圆满落幕，这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第一场成都峰会。本文为你呈现朱健刚老师的精彩演讲：《“社区变脸”——社区基金会催生的无限可能》
朱健刚，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广州公益慈善书院院长
*由于微信公众号后台限制，只能插入一个音频，第二部分演讲请回复本公众号后台：“朱健刚”，即可获取。另，论坛秘书处小伙伴贴心为大家剪辑了朱老师演讲视频，移至本文文末即可观看。
去年6月3日，我可能讲了一些悲观的观点，我认为很多社区基金会不要随便干，要慢慢来，甚至有一些社区基金会如果只是壳的话，就赶快卖掉，不能卖就赶快关掉。一年之后，坦率的讲我还是很悲观的，就在这个时候，成都唯一一家以社区基金会命名的也在注销之中。
但是希望还在，这个希望的种子就是从成都开始，成都的社区正在爆发活力，这种活力很难得。在中国我也长期参加NGO的工作，NGO在社区很活跃这是自然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可持续。因为政府正在看着你，政府如果不愿意跟你搞，你很快就会搞不起来；不过即使政府很积极很有活力，也未必搞的起来，因为周围的群众只是在吃瓜；只有政府和组织形成合力，真都想干，这才有可能成。但我认为在中国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现在这样的合作居然发生在成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特别值得我们去反思。今天，我就用短短的20分钟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希望。
一个社区基金会的实验
2006年，突然有一帮人说我们应该做一个社区基金会，为什么会这样想？因为早先我们只是社区的志愿者，我也是稀里糊涂到了社区，有很多问题实在看不下去，我们就说那总得做点什么吧，至于有没有效果，根本不知道，但是总得做点什么，做着做着就说一个人做没有意义，那就一群人做吧，于是社区社会组织诞生了。当时我在上海，成立了一个组织，就是一帮志愿者，一些大学生一块儿干的，到了某一个时刻，我们发现组织要发展下去需要有资源，那时还没有政府购买服务的事情，国际组织的钱又非常敏感，我们就想有没有可能把本土的慈善家或者是本土的慈善资源跟这些社会组织连接在一起？但连接起来这个组织叫什么呢？
2007年，我正好在美国访学，突然发现这个原来叫社区基金会！当时，我并不知道社区基金会真正在干什么，访问了两个基金会之后，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这个就叫社区基金会，于是我们就用这个名称去注册，2009年注册了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当时，我们的定位是实验，实验就可以失败，我们创新并且接受创新带来的风险，就是允许失败。所以，我们当时就是一种实验的心态——大不了干不成砸了。我们动员了一批本土慈善家，一批社会组织领导人，加上一批学者，形成了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实验，这个实验到现在已经做了9年，一直到2017年。
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实验体会
这个实验带来的几点体会：第一，社区正在迅速发生转变，这个转变跟整个国家的快速发展紧密结合，它跟变脸的速度是一样的，甚至还要快。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很多政策都在不断变化中，社会形态也在不断变化中，“群众发生变化了，如果要做一种建设，还要改革的话，就是要扎根社区！”
第二，我发现社区的变脸不仅仅是硬件的变化，因为基金会很容易一开始去支持一些硬件，但更重要的是社区人的变化。比如我也经常被拉去参观，会发现社区经常具有表演的性质。在社区参观里，社区中的人是不是总是微笑，给你一种活力感和温暖感，这些是很重要的。在台湾的很多社区里，真正全民动员的其实也非常少，一个社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参与到社区中已经相当了不得，而可能就是这十分之一的人，他们的活力和温暖以及对社区的想象和激情，足以使整个社区发生变脸。
第三，社区社会组织跟一般的社会组织不同，它确实有营造生态公益的功能，很多时候它要有能力去动员社会资源。在我的观察里，不是很多社会组织都能够做到的。我观察很多社区党支部书记，他有很强的和政府去要资源的能力，动不动这个部门给了一百万，三十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能力是社区基金会最重要的能力指标——你要有能力去动员相关的资源。
第四，社区基金会是一个格局，不是一个组织。搞社区基金会的人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组织有多厉害，而是有一个规划的概念，在这种规划和愿景下能够有效动员起社区各方资源为社区带来广阔的可能性。我们不要只局限于民政的范围去思考社区基金会，在国际上，我们看到在东南亚、美国，社区基金会是整个社区发展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利益相关方，它最终是要参与到社区的愿景规划中去。
具体来讲，我们不能首先考虑社区基金会怎么搞，首先要考虑整个国家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国家的影响下，社会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社区的变化中，底层社会或者是基层社会又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可能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
社会转型——转型之一：从乡土社会到市场社会
我认为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变化是发展主义思潮占据主流，我们看到它引发了社会转型，这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引发了很多特别需要我们值得注意的变化：从原来的乡土社会转型市场社会。现在，市场的原则开始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你让居民到社区去参加一个会议，没一个肥皂、洗衣粉是不去的，可能还要钱，两百块我才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要注意整个社区有一个非常大的议题，也是摆在每一个社区组织、社区基金会、基层政府面前的问题：贫富分化加速，带来了极大的社会问题。在晋阳社区，这边是安置拆迁楼，翻过墙就是别墅，面对贫富悬殊，居民的心态会发生重大变化。它会导致社会关系发生扭曲。
我非常同意刘飞的行动研究成果，关系才是关键的，可是我们面对的实际关系是都扭曲的，包括劳资关系，生态关系，城乡关系，现在连医患关系都那么紧张。关系的扭曲是我们整个社会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突显，这个问题日积月累，大部分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们国家社区基层治理的基本原则是维护基层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维稳有时是非常好的控制，但同时也会使很多问题被积累下来，导致紧张扭曲，甚至形成暴力对抗。
暴力是社区生活中的非常重要的情绪，我们叫怨恨情绪，这种怨恨性形成了非常紧张的官民关系，也使居民之间的关系，不同贫富阶层的居民关系变得非常具有社会冲突的可能性，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基本的问题。群体性事件是我们关注基层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如何化解矛盾、消除这些群体性事件？如何有效解决群体性事件，如果使群体性事件不至于使很多人受害，这是我个人觉得在做社区营造中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的研究发现这些都是居委会难以协调，而主要是依靠警察，警察上来了，很多问题就能解决，可是现在警察也会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受害者，这就需要有新的力量来参与到社区治理中。
社会转型——转型之二：从总体社会到多元社会
另一个社会转型：从总体社会到多元社会。在社区里，老百姓认为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应该是政府解决的，如果没有，那你就是一个贪官，是一个腐败的人。政府权力全面渗透的同时也产生了依赖，如果离开政府社区就无法运作，社会各个部门也无法独立运作。这种计划思维的方式，在目前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转型里遇到了很多挑战。
在这个过程里，整体性社会在市场的影响下往多元的方向发展。第一个看到的是互联网，互联网的思维非常巨大——居民之间有人摆放杂物，靠居委会，靠老党员都非常难管，而要是楼主自己建立一个微信群，谁摆了杂物，拍个照片放群里，有图有真相，吆喝几句，这个人就挂不住了，就可以解决问题，这就是互联网思维的力量。
另外就是全球化的过程，这也是社区基金会这个概念可以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的原因。再就是出现了多元的社会需求，多元的利益群体，多元的价值观。这些全部呈现在任何一个普通的社区里，大家看起来是一伙的，但实际上他们生活在各自不同的碎片化的世界中，我们特别要注意：人已经变了，群体已经变了，新的群众出现了。
多元社会如果只是用维稳政治来压制，那么除了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外，也导致社会溃败和道德冷漠。
所以，这个社会如果只是用维稳政策来压制的话，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最糟糕的就是导致居民没有动力去参与自己的社区生活，这就叫社会溃败。但人们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人们觉得肯定是政府腐败，但是政府腐败了，既然它都那样了，我也这样吧。我只关心把这个利益从公共的生活中捞出来，捞到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公共的生活我最好不要参加，参加还要惹事，这就是社会溃败。
在政治结构刚性稳定的群体里面，人们对道德，对核心价值观开始怀疑，并且产生各种各样的底线危机，这在我们的社区生活中、单位生活中，在方方面面的生活中都会有所感受，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影响社区，社区也在这个过程中转型，我个人认为社区基金会最重要的是看到这种转型，体验到这种转型，并且不放弃，去寻找解决这些转型的方法。
每一个社会的转型都深刻地影响着基层社区，社区也在转型。
一个理想的社区、真正的社区不是修了多少好房子，多少高楼，而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很多研究表明，只要有认同感、归属感，幸福感就会上升，即使生活很差，但我可以唱歌，可以演戏，我认同这个，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很快乐。快乐和幸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社会空间大部分都被行政化了，行政化是导致社区很难建立归属感、幸福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部分都是维稳的网格化，维持基层稳定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很难让这里的人对这个社区产生归属和认同。
幸运的是从90年代后期开始，社区正在发生一些不是我们有意发生的变化：第一，商业化开始了，行政化开始转型为商业化，物业开始出现了。老百姓不敢跟政府斗，但是敢跟物业公司斗，并且其乐无穷。业主物业的关系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社区关系，我觉得在社区营造的时候一定要谈到商业化的影响，物业公司的作用，地产公司的作用。
第二，人际关系变化。原来是单位人，大家虽然住在社区里面，但每个人归属于不同的单位。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叫小区人，我喜欢成都的概念，叫院落人，它把自己空间的概念开始从单位搬到自己居住的这个地方，这是一种认同和归属。所谓文化建设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让你知道你是这个院落的人，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转变。
第三，认同的转变，从居民认同走向业主认同。业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同，在座不论是在政府工作还是在企业工作，还是在社会组织工作，还是没有工作，至少在社区，在你自己买的房子面前可以挺直腰杆，因为你是业主，这是非常重要的主人翁的感觉。但仍然会产生一种公地悲剧——社会的公共事务没有人管，没有人参与，没有人做，我个人觉得我们好多社群就是解决社区公共服务的问题。
面对社区公共空间，政府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做了没人搭理它，老百姓觉得这不是我的事儿，做了还被人议论，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介入进来，就很容易得到两边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基层政府是特别需要值得注意的，很多社会组织搞到最后都失败了，就是没有把基层政府拉到一起，没有形成一个合作伙伴关系。同时，需要用各种创新的方法来解决多元的社会需求，化解社区矛盾，用社区营造替代过去的维稳方式。
社会的转型远远赶不上市场的转型，社区治理急需创新，来化解社会矛盾，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有很多文件，也可以看一看，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文件。坦率地讲，我觉得成都市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它使社区成为一个可以创新的空间。不过也更要看到社区自组织的力量。如清华大学学者罗家德教授所说，自下而上的自组织化比较容易在邻里找到合适的空间，它并不是政府和外部NGO干预的结果，它是居民应对外部变迁的自然后果。
我从来不认为社区居民没有内生动力，你得给他一个机会，你得认可他的动力，这个动力一开始没有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素养，可能有转化为暴力的可能，但恰恰是这样群体性行动，使一个群体性的事件转化为社区的、公益的自组织。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把社区自组织转化成一个公益组织，从而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
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试图利用一个大的孵化器把组织整合到一个平台的思维没有希望了，人们生活在各自碎片化的生活世界里面，不再统一去做一个事情，这个秩序可能比政府强加的秩序更适合社区地发展。如果假以时日地扩张，社区会真的变脸，变脸需要有一些真正热心基层的政府人员，有一些社区组织的行动者，有一些社区的居民骨干，长时间地在这个社区中慢慢地发展，我觉得这样的社区的新的善治才有可能。
社区组织正在转型：从三架老马车走向新三社联动。
原来的老三架马车，现在可能会变成新的三架马车，会成为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第一是社区导向的社会组织，除了社区自组织以外，还有像爱有戏这样的组织介入进来，但是是用社区导向来做的；第二是社区的居民组织，这是我们看到的，正在发展中的，由原来的集体行动转化为组织；第三，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叫社会工作者，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但是有很多争议的群体，这些人专门干社区这个事儿。
新的三架马车如果能够联动，可能会给社区带来更加长远的改变，但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社会组织的，草根的，尤其是社区的社会组织很难得到大基金会的青睐。刚才说了很多基金会，大部分基金会是不会给这些组织钱的，国际基金会原来支持这一类草根组织，但是非常敏感。
这些组织缺乏真正的资源，现在好不容易有政府购买服务了，但很多资源还是落到社会工作相关的机构。无论在广州还在深圳的实验中，我们都已经看到了，不能只是依赖政府的资源，同样的，社区的这些自组织，包括业主委员会，居民议事会，他们的能力需要提升，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远景来看待社区的发展，所有这些仅仅依靠政府文件是不够的。
社区需要新的社区资源的动员者，社区创新的引领者，以及一些社区社会组织的协作者。我们发现，在过去是有这样的人，但一般是长期在社区工作的、有一些魅力的、热爱这个事儿的，同时也是有一定领导力的人，但就像刚才川剧团的廖先生讲的，很怕这样的官员升上去。但逻辑是这些人通过这些工作应该升上去。这就有一个悖论—他的超凡魅力难以持续，或者升上去了，或者因为犯错而慢慢消失了。有没有一种力量可以不是靠个人的领导魅力，而可持续的社区变脸的力量替代长期在社区工作的领导者？
这是我理解的社区基金会在中国的真正意义，他们可以成为这样的组织性的机构，不是用个人超凡魅力的权威，而是用自己法理结构的权威来继续推动社区的变脸。
社区基金会并非某种法律类型，它发端于美国，但却已被全球化的一种社区慈善的多元表现形式。
简单来讲，社区基金会不是一个法律类型，这是我特别想说明的，但是这个是有争论的，我认为他是一个多元的表现形式，事实上也不是只由美国的一个样本能看待。在东南亚，在非洲，在南美都有很多很好的社区基金会尝试方式。
简单来讲，社区基金会就是动员本地资源，依靠本地利益相关方去解决本地的问题，最好是寻找依靠本土的、适合本地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的一些基金会，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社区基金会，也可以叫做地方性基金会，叫什么都可以，总而言之就是用适合本地的方案去解决本地的问题。
只要有这样的组织在干，也许连基金会都不叫，但是它正在干这个事情，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相似的东西，比如说义仓等也是这样。
有很多社区基金会对社区的思考也不完全是同一个视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影子。所以，在中国建社区基金会，一定是本地文化的脉络和现代公益的理念的结合。这种结合在上世纪初，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在发生，我们很多善堂，很多看起来很传统的组织，都融入了很多现代公益的理念。
社区基金会最重要的功能定位：链接地方社会资源与社区社会组织，推动三社联动，建设社区公益价值链 。
时间关系，我不多说了，社区基金会我理解为是打造一个社区公益价值链的关键部位。公益价值链是从社区自组织到社区导向的组织，再到社区基金会，再链接政府，链接银行，链接金融界，这样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这是社区基金会催生的变脸。
我完全同意成都市民政局的文件，社区营造和社区基金会的真正目的是培养有公共素养和有公民意识的居民，最重要的是造人，同时它也可以去链接去进行筹资和劝募。我也非常同意吕全斌的观点，基金会就是谈钱，钱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怎么有效动员资源和钱是所有基金会都会面临的问题。
社区基金会对整个社区战略布局的认识是它区别于社区中某个社会组织以及区别于大型基金会的重要特质。
今天所有的社区问题都不是社区内部的问题，是全球问题的折射，无论是环境问题还是老年人问题。它需要把所有相关的、内外的资源都动员起来去推动社区的发展。在这个过程里，社区基金会真正的特色，在我看来是它对整个社区战略布局的认识，它不是就一件事谈一件事，它是整个社区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划和愿景，以及自己定位，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
社区基金会才刚刚开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你可以看到有三种驱动，有政府推动的，有民间推动的，还有企业推动的。在这个过程里，我认为官民共识非常非常重要，这是可持续非常必要的条件，官民合作、放而不乱，这是境界，这个境界的把握需要很多创业人士一起去做。目前还是有很多问题，我们很多社区基金会的实际运作都还没有达到社区基金会本来要做的程度。但是我认为会出现三种可能性：
一个是政府推动的社区基金会，可能会出现很多空壳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上海深圳都已经出现，我希望成都不要走这条道路，要干就真干；第二，民间办的一定是主流；第三，企业可以拉进来，但不能太依赖企业，因为它更多站在企业的角度去思考。
培力推动这样的多元共治的基金会的形成，本身就是社区治理的“变脸”。
我觉得对于社区基金会而言，最重要的是它的团队，它需要一支强有力的团队来执行。像成都锦基金，这个团队就太强大了，不过比执行团队更重要的是它的理事会，建立非常棒的理事会是需要精心策划的，这需要一定要利益相关方的代表都在场，要有政府，要有慈善家，还要有很多社区社会组织的真正的行动者，他们团结在一起，有共识，这个基金会才有希望。
不管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基金会本身的建设就是社区变脸，想一想在一个社区里面，居然存在社区基金会这样多元的力量，共同的合力去建造社区的形式，太厉害了。我认为大家不要对社区基金会有太高的期待，它本身存在着，社区就会发生变化。钱、人都在这里，形成一个强大的内在动力，这是我想看到的社区。
一个好的社区应该是有扎根的社会工作，有活跃创新的公益组织，多元共治的治理机制，还有积极的好公民，他们在这个社区活跃，创造无限的可能。永远不是社区基金会创造可能，是社区中的人，那些积极的好公民，他们在带动这个社会的改变，而基金会是他们的基石，长期的沉默，但是永远的支持，长时间的陪伴，无限的耐心，最终带来社区真正的变化。
谢谢大家！
演讲视频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g0512qt7894&width=500&height=375&auto=0
整理/honghong
剪辑/Jerry
注：本文经朱健刚老师审阅后公开
推荐阅读
主办单位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以下简称论坛，英文名称为China Foundation Forum，简称CFF)，是由具有8年历史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于2016年转型升级而来，是中国有志于追求机构卓越和行业发展的机构自愿发起设立的非正式网络平台。
禾平台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正荣公益基金会等联合发起，致力于推动国内社区基金会发展的公益支持平台。
合作单位
支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