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谈谈，社会组织究竟有多少经济价值？

谈起社会组织，你立马想到的是什么？答案估计十有八九是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慈善机构等这些中介组织。

随着中介组织等社会组织在人们生活中的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提供社会服务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动员社会资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这些职能也早已深入人心。再加上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和公益性或互益性的活动方式，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忽略了社会组织的经济价值。那么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经济效益或者其经济价值究竟如何呢？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进行探讨。

本文为首届东北（辽宁）青年公益论坛主论坛演讲，该论坛旨在聚集本土青年社会组织，推动公益人才区域融合，引进品牌项目落地，扩大青年在社会服务领域的卓有成效与影响力。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以建设中国基金会行业生态系统为使命，我们也参与支持了首届东北（辽宁）青年公益论坛，非常期待它能够推动东北地区公益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地区公益行业发展！关于东北公益也可以点击此处了解>>>

      本文主要作者：崔万田

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爱梦成真青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人

社会组织的经济价值

现实经验表明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在公共物品的提供方面的失败称之为“第一种市场失灵”，政府在私人物品供给方面的不足称之为“第一种政府失灵”。而由于市场交换信息的不对称，市场在提供私人物品时的失灵称之为“第二种市场失灵”；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公共服务常常具有“趋中性”,从而难以照顾到一些特殊的边缘群体, 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失灵，称之为“第二种政府失灵”。

 如果说“第一种市场失灵” 即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的失灵可以靠政府发挥作用来弥补, “第一种政府失灵”即政府在提供私人物品方面的失灵可以靠发挥市场作用来弥补的话, 那么“第二种市场失灵”就不可能指望政府发挥作用来解决, 因为私人物品的提供领域本来就是政府作用的“软肋”；同样,“第二种政府失灵”也不可能指望发挥市场的作用而得到解决, 因为公共物品的提供领域本来就是市场作用的“软肋”。这就需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来解决。作为现代社会独立与市场与政府的第三方社会管理力量，社会组织可以解决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1.解决了市场扭曲与失灵等带来的许多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绝对贫困问题、人才价格对教育供给扭曲。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是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时，人们往往会对计划经济进行全盘否定，出现“市场万能论”的论调。而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及绝对贫困问题，市场显然无能为力。同时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高校毕业人才纷纷流向高附加值的金融、互联网行业，一些社会所需的“冷门”专业无人问津。这些问题都是过度市场化带来的问题，这就需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资源的配置。

2.探索人类全面发展的“社会风投”。社会组织为许多人类社会的难题，投入了最早的资本和爱心，揭开了许多商业的序幕。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环保运动的兴起，唤起了人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随着人们关注度的增加，商家也从中看到了新的商机，而这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对环境的治理。社会组织对人类全面发展问题的关注，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又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价值，是名符其实的“社会风险投资”。

3.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社会创投”，是许多创新模式的开拓者。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组织很多时候往往是人类发展模式的创新、开创，往往带有创业的性质。比如，孔子门下弟子三千，本是在杏坛授课讲学，宣扬自己的儒家仁爱思想，却引发了对教育体制的改革，甚至影响了几千年来人类的教育模式。又比如富可敌国的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的首要赞助人。其家族每一代继承人都对支持美和艺术有着强烈的热情，使得十五和十六世纪的佛罗伦萨成为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核心。毫不夸张地说美第奇家族基金会对文艺复兴的推动功不可没。

4.提供了市场无法供给的许多公共物品。如精神层面的爱、信仰，道德等精神公共物品。市场失灵论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 容易引发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的“免费搭车”现象, 致使愿意花钱提供或购买公共物品的人不多, 进而造成公共物品的匮乏。因此, 大多数公共物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因此需要政府必要的干预。但是由于公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存在差异, 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受众的选择偏好, 致使一部分人对公共物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失灵”。精神层面的公共物品就是如此，由于缺乏经济价值和政府对个性化需求的无能为力，致使爱、信仰、道德等精神公共物品的供给，社会组织的作用无可替代。

社会组织的经济效益

1.直接经济效益。根据历年数据显示，我国社会组织的直接经济贡献份额相对较小，基本稳定在0.1%，但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整体上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2.间接经济效益。社会组织的间接经济效益包括后向拉动效益、前向推动效益以及引致效益。以2007、2010、2012年为例，其后向拉动乘数分别为1.3772、1.0998、1.1741，前向推动乘数分别为0.0262、0.0282、0.0942，消费乘数分别为0.4952、0.4873、0.5062，我国社会组织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呈现持续增强态势。

3.就业效益。根据中国社会组织网公布的数据，2006-2014年度社会组织对结业的拉动为：直接拉动人数从425.2万人增长至682.3万人；间接拉动人数从1010.77万人增长至1483.38万人。从直接吸纳的就业人数和间接提供的就业岗位来看，我国社会组织的就业效益还是比较大的。

4.产业发展带动。比如，根据调整后的2007、2010、2012年度中国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社会组织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带动系数：社会组织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的总带动系数2007、2010、2012年度分别为1.4034、1.1280和1.2683。这一数值反映了我国社会组织部门每增加1单位产值对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总带动数值，所测算年度这一数值均大于1。

促进我国社会组织进一步

提升社会经济效益的对策

要进一步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经济效益，需从政府层面、社会组织层面、社会层面和企业层面进行。政府层面要不断优化法律法规，鼓励引导建立社会组织对绝对贫困和教育等社会问题的关注，充当社会组织的“孵化器”。同时出台有利于降低投资风险的有力政策，支持社会组织改善人类生活方式和创新模式的风险投资，资助扶持其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投入。

社会组织层面要强化建设自身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提升其社会经济效益从根本上依赖于组织自身能力的切实提高。

社会环境层面要以依法有序开展社会监督为推手，通过依法有序开展社会监督，推动社会组织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建立高“容错率”的环境，促使其更好地发挥经济功能。企业层面要加大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同时加强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促使新商机和创新模式的转变更快转化为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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