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上周，ME公益创新资助计划公布资助名单后，引发了一系列关于“拉票”的讨论，再往前一点，“同一天生日”网络筹款事件甚至惊动了央视，成为圈内外“热评”的对象。在公益行业里，“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它反映了公益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在这样的事实背景下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地筹集资源，以推动公益项目的进展。本文选择的这篇文章是李小云教授几年前所写，除了讨论“钱”的压力，还谈及“权力”、“学历”对公益人的影响，尤其是公益人对它们的态度。今天读起来，仍觉得十分收益，分享给大家。
本文转载公益慈善周刊
李小云，小云助贫中心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接触NGO这个名词的。1989年的春天，我作为中德综合农业发展中心项目中方副代表见了一个德国NGO的访华团，我现在记不清楚是哪些组织，但记得他们问我中国NGO有哪些，我回答说没有，我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NGO这个名词。
九十年代初期，我到德国学习，在慕尼黑的德国发展中心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其中就有NGO与发展的课程。后来我在荷兰学习，有机会系统地了解公民社会与发展的问题。回国以后，我开始在国内倡导NGO的发展，为许多国际NGO在华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技术支持。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开始在宁夏盐池县展开发展实践工作，支持建立了以治沙和小额信贷为内容的社区发展项目，该项目其后正式成为了在宁夏第一个草根NGO，并逐步发展成了今天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宁夏惠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我记不清楚是九十年代的哪一年，我的一位同事罗云波教授把廖晓义女士介绍给我，我们谈论环保NGO在中国的发展。我后来借助自己的行政资源为晓义女士的民间环保行动提供了支持。
我之所以简要地回顾自己早期与民间组织相关工作经历的主要原因是思考为什么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发展有些时候会很困难。九十年代的时候是很开放的，对于国际NGO的敏感性远远低于现在，但是国内民间组织的发展在那个时候却很困难。社会对民间组织的承认度很低。而今天，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已今非昔比，我自己也终于在接触NGO这个概念的35年之后大胆地在一个县里注册了一家关注扶贫的NGO，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研究。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亲自做公益绝非我想象的易事。即为善举，众志支持有时候也只是我们的良好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公益头上好像有着“三座大山”。有时候公益人和公益机构被这“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
钱：看得见的“金山”
我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老牛基金会、灵山基金会的几位同事在德国米索尔基金会参观时，详细了解到他们的筹资情况。我当时想，用这样的办法在中国筹资，估计一分钱都筹不到。在欧美国家，民间组织的资助大多都有相对固定的渠道来源。在欧洲很多国家，民间组织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政府的财政预算，同时也有很多长期的捐助计划的提供者和各种资助型基金会。我并不是说他们的资金有很大的保证，资金供给是全球NGO的共同问题。
但是，我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感觉不到他们的纠结感与焦虑感。我们国内的民间组织每天的焦虑可能都是钱。有个朋友跟我讲，国内有钱人在公众压力之下都成立自己的基金会，但是他们都是用自己的钱“再造自己”。朋友的话有些绝对，中国的富人们捐助很多，他们的私人基金会在社会救助、环境和传统文化保护等方面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不能否定的是，中国的资助型基金会实在少得可怜。
虽然不能说富人们把钱捐出来是再造自己，但我以为，公益组织感受到的资源供给不足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发育出像美国那样多元化的捐助文化，却发育出了多样化的筹资文化。
我经常和公益界的朋友说，筹资文化最发达的国家估计是中国；筹资文化发达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当公益资源的供给和需求严重失衡，公益机构凭借其具有的筹资手段竞争有限的资源会导致公益资源分配严重失衡，那些能震撼人心灵的项目甚至可以筹集到千万以上的资金，那些凭借现代视觉媒体冲击而设计的项目也能获得数百万的资金，而那些在基层的小型公益基层组织却很难获得支持，举步维艰。
“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在公益人和民间组织身上。“钱”让具有优势的公益组织忙于各种宣传，让他们在希望中焦虑，也让那些公益界的“穷人”在失望中挣扎。只要公益的“钱”和公益的“事”不相对分离，公益的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就很难平衡。从这个逻辑上来看，发育资助型基金会、特别是发育那些相对独立于资助人影响力的资助型基金会对于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权力：看不见的“大山”
权力在哪里都是存在的。西方的民间组织非常自豪于他们独立于政府的状态，事实上由于他们和政府存在着资助关系，他们也不可能做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但是这些民间组织中估计看不到依附权贵、巴结官僚的现象。我们与西方的社会政治条件不同，官民关系相对复杂，官方的权力相对大一些，民间的权力依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有时候问题不在于官方的权力和影响力，倒是很多的民间组织对于“官”的膜拜和依附官的现象非常明显。
我在之前的一篇短文中提到的，中国的民间组织与政府是在协商互动中构建关系的。在处理官方意见和民间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许多民间组织常采取迂回式的周旋和间接式的表达，因此也就练就了一套中国民间组织社会政治性格，这与西方民间组织简单、直截了当地表达意见不同，但是，这不应该必然导致对权力的膜拜和依附。长期的国家主义文化造成了政府权力主导一切的局面，因此对非政府力量的某种排斥也是自然的，但是，问题是民间组织自身也在发育内部的权利膜拜和依附。
当我看到很多民间组织忙于和各种权力群体建立各种关系，看到民间组织的“官”在民间组织的活动中出现的时候，当我看到把很多人称作是“大咖”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中国的民间组织真的很累，他们头上的那个看不见的权力也像是一座大山，压在民间组织和公益人的头上。
问题是有的民间组织能够通过朋友关系、亲戚关系、同学关系等等获得支持，而有些则苦于没有关系而步履艰难。公益机构和公益仁头上的这座权力大山，不仅让公益屈服于看不见的权力，而且也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我以为公益组织应该是社会和谐的缓冲性的制度形态，代表了健康的社会力量，虽然有资源必然有权力，而权力的影响也不可避免，但是对权力的过度膜拜和依附势必扭曲公益事业的正义本质。
“学”是一座都想攀登的“书山”
我有一个感觉，不知对否。我有个朋友，他是国外NGO重要的理论家，但是他的理论是实践性的理论，他也不是教授，好像他也不想当教授，但他在民间组织界和理论学术界都很受欢迎。我的另外一位朋友是澳大利亚的经济学家，他曾经为福特基金会、世界宣明会等工作，他同时为这些组织担任理事类工作。我问过他们俩，你们的民间组织找教授兼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形式来提高他们组织的知名度么？我的朋友回答说，那倒不是，他们更多的还是希望我能给他们贡献我的经验。
我不是反对学者在民间组织中兼职，我现在也兼着一些职务。我长期从事发展研究和实践，因此对国内民间组织的情况有所了解，最近，我和民间组织的接触多了一些，我发现我们民间组织有一种很大的“崇学”倾向，各种各样的学者得意洋洋地现身在民间组织的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就像毫无经商经验的所谓经济学家在MBA、EMBA课堂上在深经商海波涛洗涤的商业人士们面前夸夸其谈一样。
我这里绝不是说学者讲的对不对，我们在过去30多年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推动中国民间社会事业发展的学者，如康晓光先生、王名先生，还有后起之秀朱健刚、邓国胜等等。我说的是民间组织的实践与学者之间的关系的不对等关系，也许我的感觉过于敏感。
我总觉得民间组织中的这种崇学倾向具有某种“自信不足”，甚至有的民间组织人士希望有个职称，民间组织界也形成了有点像企业界一样的风潮，成功的公益人士花钱到名牌大学学一个公益学位。
我觉得如果说充电，听听各种讲座就够了。我在大学教书，严格意义上说，我们这些人能讲些啥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我是讲不出来像徐永光、邓飞等公益之士们那些名言。这样说给大家的印象是我否定大学和学者的作用，说实话，我不是。
公益界的学者们在公益方面的理论贡献是非常重要的，康晓光先生的研究就是一例。我更多的是感觉到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我是一个学者，我经常遇到这样的尴尬场面，很多民间组织的同仁们看到我都恭恭敬敬，不断地说：李老师，请您到我们那里指导工作；李老师，您写的东西我们都看了，您的水平真高。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发紧，心想自己所知有限，不过是有一点虚荣的资本和优先的话语权而已。公益界的崇学，就像我们崇洋媚外一样，对于发育我们的公益文化是有害的。公益界的主体文化价值应该由公益实践者来主导，公益的话语应该是公益实践者的话语。有时候我们觉得，公益人何必要去攀登这个“书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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