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2008年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至今中国公益已走过了十年时间。这十年，中国公益无论是在社会捐赠总额、行业就业人数还是在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10年，中国公益生态形成了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推动这种变化的动力何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公益还存在哪些问题是需要在下一个十年避免的？等等，这无疑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回顾过去，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为此，善达网策划了《公益十年——中国基金会秘书长访谈录》专题报道，计划采访业内知名基金会秘书长，请他们聊聊对中国公益这十年的思考。本期采访嘉宾为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林。
秘书长简介
王林，北京人，1955年8月生。1971年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先后任科学仪器研究中心干部、党委宣传部干部和中国科学院团委书记，后任中国国家机关团委副书记。1990-2001年任北京四维集团副总。2001-2006年任澳门H卫视卡通台总监。2006-2009年任北京宜和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副总，2009年入中华儿慈会工作，先后任常务副秘书长、秘书长和理事长。
关于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成立于2010年1月12日，是首批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业务范围：对困难少年儿童实施生存、医疗、心理、技能和成长救助；创办“儿童村”，建立“少儿服务之家”，设立学习“自强奋进奖”，开辟“慈善救助通道”；对少年儿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开展海内外少年儿童慈善救助交流活动；在国内外募集慈善救助资金和物资；以资助和能力建设等方式支持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实施少年儿童服务项目。
采访者：马广志，善达网执行总编，简称“马”
被采访者王林，中华儿慈会理事长兼秘书长，简称“王”
本文转载自善达网，图片来自网络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入公益领域”
马：看简历，你曾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王：开始我在中国科学院是做宣传、团口工作，2001年进入澳门H卫视卡通台任行政总监，做了6年。2007年开始跟魏久明理事长一起筹备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下称“儿慈会”）的成立。
马：为什么会想到成立基金会呢？
王：其实，我们早在1996年就筹备这个基金会的成立了。魏老长期从事青少年工作，当时认为应该有一个基金会能对孤儿、流浪儿等有特殊困难的少年儿童提供救助，申办工作得到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郑明如的支持，1000万元。结果1997年就批了，当时还是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在民政部注册登记的。
马：基金会由民政部统一管理要到1999年了。当时审批手续好办吗？
王：不好批。我印象很深，当时把这事儿跟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徐瑞新一提，他就说“不可能”。因为1996年7月，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加强民间组织管理工作，明确提出，在《基金会管理办法》修订工作未结束前，原则上暂不批准成立新的基金会。这也是建国以来政治局常委会第一次专门研究民政工作。后来虽然批了却又正赶上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郑明如的资金到不了位，这事儿就搁浅了。
马：再次申办基金会是什么时候？
王 ：2008年汶川地震，激发了全社会的捐赠热情，我们重新给民政部打报告，再次启动基金会的申办工作。经民政部审查报送国务院，2009年9月，国务院批准儿慈会为全国性救助弱势少年儿童的公募基金会。上海鑫成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基金会的成立捐赠原始资金2000万元。2010年1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成立仪式。
马：当时你那么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件事，基于怎样的考虑？
王：有两个情结吧。一是我们都是“老共青”，特别是作为发起人的三位老同志，做的都是关心和帮助青少年成长的工作。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也出现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并已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迫切地认识到，虽然这要靠国家政策逐渐去弥补，但也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来帮贫济困、拾遗补缺。
其二，从机关出来后，还是有要“做事”的想法。办公司又不是强项，当时魏老已是70多岁高龄了，我年轻，就跑得多一些。其实，当时也没什么规划，也没有多高尚，就想着把这事儿办成。
马：那时对“公益”是怎样一种认识？
王：没有一点认知，连公募、非公募的概念都不清楚。包括在基金会筹备阶段，也没跟公益机构接触过。之前互联网也不发达，人们主要还是从报纸、电视获取信息，有关社会组织的信息很少。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人们好像才开始对社会组织有更多的认知，也才认识到社会组织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进入公益领域，结果一做就是8年。
马：这8年，中华儿慈会的成长速度突飞猛进，你个人也获得了公益行业的多项荣誉。回头来看，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工作？
王：做公益确实需要很大的付出，我基本上没周末，每天早上6点多起床到办公室。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尤其是看到那么多的困境儿童得到救助，就感觉人生还是有价值的，也更有动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过程也是自身受教育的过程。比如，我现在理解了，救助了别人为啥还要感谢人家。因为别人给了你一次机会，让自己的精神和心灵得到升华，也越来越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不但要干，还要干好。
马：做公益这么拼，对家庭的影响挺大吧。
王：家人肯定有意见，这么付出，回报也不高，而且总是出差不在家，我的身体也不是太好。但没办法，我选择了公益，肯定是要走下去的。
中华儿慈会首届"益童出发-破傲跑"
“如果不做大做强，就会被淘汰”
马：儿慈会的筹款从0到1亿用了908天，从1亿到2亿，用了372天，从6亿到7亿，仅仅用了142天时间，到今天已突破15亿元。作为掌舵者，你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王：基金会筹款每年都上一个台阶，而且走得比较坚实。这首先要归功于一个团队，个人的作用有限，所谓“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每个人不一定多么优秀，能力多强，但只要大家能拧成一股绳，就能把事情办好。
其二，全部流程化管理。我一直强调靠制度去管人，用流程去管事，靠团队去拼搏，用科学规范化的管理求发展。现在我们的制度非常完善，所有的项目都有操作手册、详细的操作流程。同时我们也实行了预算制，年初有预算，年中有检查，年底有总结。
公益行业薪酬低、待遇差，难以留住优秀人才，只能靠制度。儿慈会人员流动率大约在30%，但有了这种制度化管理，就能够保证工作不受影响。
其三，实行全员岗位目标责任制。我们实行定编定岗定员，关键岗位全部固化沉淀。年初时秘书处和所有项目签订目标责任制，项目和个人签订目标责任制。这样一来，大家都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责任，包括一年中的筹款额，需要救助的人数，需要完成多少宣传报道、组织多少次活动等，全都做了量化标准。
马：管理对基金会来说很重要。这让我想起德鲁克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非营利组织由于缺乏传统的商业底线（指利润），更需要借重管理来让自己专心致志于既定的使命。
王：对。有了这种管理，每个人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完成任务。我们还成立了项目监测机制，设置专人对所有项目进行监测，要求每个项目都要有周报、月报、季报，报不报以及汇报情况直接决定着每个人的分数，而这个分数直接决定了工作人员是否完成了年度任务。
这样不仅方便管理，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杜绝了公益行业“好混不好干”的现象。德鲁克不也说过嘛，“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基金会没有利润考核，但一定要有成果体现的。
马：如此精细化管理确实让基金会成果丰硕，但员工会不会因此感觉有压力，甚至产生反感情绪？
王 ：压力肯定是有的，但这也会促使他们向专业化和职业化迈进。为什么儿慈会个人捐赠占比大(2017个人捐款占70.4%)，就是因为这种专业化和职业化体现在从项目选择到立项、执行、公开的整个过程，做项目的所有善款每天都会在官网滚动式公示，让捐款人一目了然，知道捐款都到了什么地方。
马：其他基金会也会有一套管理流程，但是在管理规范及执行力度上，中华儿慈会显然更到位。
王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企给我们的捐款很少，也就是两三家的样子，没办法嘛。
马：所以你们只能把目光投向最广大的民众。
王：是的。我们只能靠自身努力。儿慈会的成功经验还有一条，就是转变观念。我经常跟员工们讲，观念的变革是静悄悄的革命。在科技和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如果还采取陈旧的观念是绝对行不通的。基金会必须要有服务意识，一定要把服务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包括对捐赠人的服务，对被救助对象的服务等各方面。儿慈会刚成立时，就提出来要“去行政化”、“去机关化”，千万不能有“官老爷”的态度。
第二，还要有创新意识。基金会使命就是创新，如果不创新就不是基金会了，因为基金会就应该帮助政府整合调动资源，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捐款捐物式慈善。
马：你曾说过，创新是公益组织永恒的使命，也是我国公益事业前进的重要驱动力。
王：是这样的，创新是公益机构，特别是基金会一个永恒的主题，因为基金会本身的使命就是要创新，不仅仅在筹款上创新，同时要在项目上创新，在活动上创新，创新始终贯穿于整个公益慈善的全过程。儿慈会对创新的项目都是非常鼓励和支持的。
第三，还要有效率和效益意识。如果没有一个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个行业发展不了。公益一定要跟市场相结合，要讲投入产出比，把每一分钱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我们要做有效公益。只有讲效益和效率才能发挥公益更大的作用。商业直接的回报是经济利润，公益行业的回报则是你救助的那些人，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再去回馈公益事业，这才是可持续的。
过去对于慈善没有一个标准，反正是在做好事，具体的无所谓了。现在要求专业化，而且专心、专注。所以做公益也要求效益和效率。
马：没有效率的公益，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王 ：公益组织募集来的资源是有限的，怎么把有限的资源用好是关键，一个公益项目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到底是什么，是需要基金会要思考的。
转变观念还需要有危机意识。《慈善法》出台后，2017年全国新增基金会约798家，增长了14%，今后还有更多的公益机构出现。而且随着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蛋糕就这么大，而且随着互联网发展，黑天鹅随时可能出现，竞争是今后必然的趋势，如果不做大做强，就会被淘汰。所以，形势的发展迫使我们不仅仅要看到梦想的微弱光芒，还要看到身后现实的万丈深渊。任何时候都不能沾沾自喜。
2017年度99公益日总结暨表彰会
“‘自我造血’应该是公募基金会必修课”
马：你提到公益要讲究效率，这与徐永光先生主张的“公益市场化”似乎不谋而合。
王 ：两者还不太一样。效率是对工作的要求，强调的是过程；而市场化追求的是结果。对徐永光老师的主张，我是支持的。当然，关于“公益市场化”的纷争还在公益行业发酵，但仁者见仁，百家争鸣对行业发展是有好处的。
有的公益机构以“公益市场化”的思维来运作，可能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而有的可能更适合走纯慈善的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关键是看结果。
马：我发现你很多次都提到的一个词就是“如履薄冰”。
王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只有不断地去发现，才能有自己更多的机会，我们希望能抓住下一个风口。在这个跨界打劫、飞速变化的时代，你永远也无法想象下个竞争对手，你也很难猜到新兴的什么行业就打败了传统的什么行业，干掉你的不一定是同行。
所以我经常跟员工讲，我从来不盯着对手，而是盯着高手。我天天学习，关注公益之外的发展快的行业，学习他们捕捉发展机会的思维方式。
马：但现在看来，很多基金会还不具备这种思维。他们总是把目光盯着公益圈，缺乏一种“向外看”的意识。
王 ：有时候还沾沾自喜，陶醉于一年复一年的纵向比较。但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加速推进导致的剧烈变革，任何成功者的丰碑转眼间可能就成了墓志铭。
我为什么每天“如履薄冰”？因为基金会最根本的生存依托是公众的“信任”，如果失去了这个信任，就意味着没有人捐款，机构也就无法生存。现在我也在考虑做些转型，尝试能否像香港的“东华三院”一样，通过运作一些实业或项目，创造出更多经济价值反哺到公益事业中，“自我造血”应该是一个健康的公募基金会应该具备的重要功能，是必修课。
马：是否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
王 ：这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吧。但也不敢太大张旗鼓的做，万一哪个媒体提出质疑，都可能会给基金会带来致命伤害。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个政治敏感度低、社会关注度高的行业。每天都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你，每个人都可以质疑甚至骂你。
马：这么谨慎和小心翼翼与2012年底的“小数点事件”有关吧。
王 ：每年12月12日，就是“小数点事件”发生的那天，我们都要对这一事件进行回顾，并提醒大家要警钟长鸣，在筹款上和项目执行一定要做到公开透明。
马：危机的另一面是机遇，可能也正是因为“小数点事件”，也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让业内瞩目的儿慈会。
王 ：风波刚发生时，大概400多家媒体，十天一拨，一共40天，轮番轰炸，每天还要接上百通电话，都是负面的指责甚至是谩骂，压力非常大。
但随着我们的处理和给公众的反馈，收到越来越多支持的声音。这是因为儿慈会的透明度一直做得比较好，很多人反倒由此加深了对我们的了解。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小数点事件发生前，机构每天的捐赠额是23万，而事件过后的捐赠额反而达到了每天40万。
马：这个事件后，儿慈会才开始完善内部建设，你把这个事件称为是 一剂“清凉剂”。
王 ：是这样的。回过头看，这场风波对快速发展的儿慈会，无疑是当头棒喝。我们开始对项目管理、人员管理和制度建设进行反思和整改。上面我们不是谈到基金会成功的经验吗，基本上都是这个事件以后形成的。
马：这种反思和创新很难得，但很多基金会秘书长的这种反思精神还很不够。
王：一半一半吧，有些秘书长仅限于完成任务，缺乏创新精神。刚做基金会时，我经常参加行业内的各种活动和会议。但现在我参加的少了。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要持续地跨界学习，更能拓展思想的维度。
马：如果给新一代的秘书长们一些忠告和建议的话，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
王 ：我一直用四个字对自己加以约束。一是坚持，那句话说得好，如果在一个行业始终坚持干一件对的事，不成功都难。公益行业也是如此，在机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但一定要坚持。二是行动。这个行业不需要“嘴把式”，是要“真把式”，认准的目标就要行动，不能光说不练。
有坚持，有行动，这是一个有执行力的秘书长必须要做到的。我总是告诫年轻人，没有随随便便成功，儿慈会这几年发展很快，但受的苦、走过的路只有我们自己清楚，任何的语言表达都可能是苍白无力的。未来也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马：就像朋友圈转发的那篇文章说的，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
王 ：是这样的。
“公益行业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
马：你认为中国公益这10年中有哪些问题是未来10年应该去完善的，你以秘书长的观察角度有哪些？
王 ：对儿慈会来说，未来需要加强品牌的建设和人才的集聚，项目没有品牌，行业缺乏人才，这个行业就不会发展得太好。
对于整个公益行业而言，未来应该更多地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如果公益组织不在社会治理中找到自己的作用点，就不可能有一席之地，也不能让政府觉得它的项目应该得到支持。
另外，今后10年，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应该有更多的代表委员，为公益行业发声。这样呢，公益行业的地位就会提高，其重要性也会得到更高的重视。
还有一点，如果公益真正成为一个行业，必须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淘汰机制，允许同一领域更多慈善组织进入，给公众以更多选择，淘汰那些不适应变革的组织。而且，随着公益行业的发展，公募基金会与草根NGO的边界会越来越清晰，前者重在募款，后者重在执行，分工越来越明确。
马：儿慈会未来会是一家资助型的基金会？
王 ：其实，儿慈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要做资助型公募基金会，但后来发现，单纯的“资助型”公募基金会在筹款上非常困难，因为如果我们面向公众筹款，然后再把善款转给另外的公益机构做项目执行，那么公众就会不买账。他们认为既然公益项目不是我们的，就没必要经过我们这个环节，直接把钱捐给项目操作方就好。
原因呢，就在于公众还没有形成“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的理念，或者不能理解我们在这个环节中扮演的角色。而且公众的捐赠还远未形成一种习惯。所以，我们每年的筹款中80%以上都是有指向性的，如果我们没有自己操作的公益项目，这些善款也许就流失了。
所以，目前我们只能拿非定向性的善款投入到“童缘”这些平台项目中，用于资助民间NGO的发展。
马：是否可以说，社会公众对公益的认知还处于一个很初级的阶段？
王 ：是的。虽然慈善的观念蕴含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已有数千年，但还是仅停留在个别人的扶危济困上。在现代公益下，人们还未形成主动自觉地捐赠习惯。我初入公益行业时，很多人说公益也有“大小年”之说，如果某年灾害多，就是大年，公益机构就像打了鸡血似的；如果某年没有什么灾害，就是公益的“小年”，大家就很平淡。
马：其实这是“运动化治理”在公益行业的一种体现。
王 ：这说明我国的公益事业还未进入一个发展的良性阶段。一个良性的捐赠文化应该是这样的，只要温饱有保证的人，每年都应该自觉地进行捐赠或从事志愿活动，并让其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马：这也正是捐赠的本质，它不受外力强迫，而是自觉自愿，基于人们表达爱心和为社会尽一份力的个人需求。
王 ：尤其是现在电子商务发达的今天，这种随时随地的捐赠正在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比如，中华儿慈会2017年在阿里平台的筹款达7000万，等于是每个淘宝用户仅捐了4分钱。
马云一捐就是几个亿，这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培养社会大众的爱心，集腋成裘。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观念的变革是悄悄的，也是漫长的。
马：观念的变革是一件很不容易实现的事情，一是人们都有自己固有的认知和习惯，二是也受现实政策的影响。
王 ：没错。比如在我国就存在“道德行为非道德化”和“非道德行为道德化”的现象。比如雷锋厉行节约，不舍得花5分钱吃一根冰棍，这是一种道德行为，如果要求全国民众都向他学习，就是将道德行为非道德化。再比如，警察的职业就是抓坏人，即使他受伤了，也是职责所在。但如果因此又送花又宣传什么的，号召全社会向他学习，就是将非道德行为道德化了。这都是不对的，这种社会导向是值得商榷的。
马：这种泛道德化思维也流行于公益慈善领域，人们习惯于将道德视为评判一切慈善动机和慈善行为的标准。
王 ：公益行业的这种道德绑架还很严重。很多人觉得做公益的怎么还能拿钱，这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做慈善”和“做慈善工作”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献爱心，而后者是以此来谋生的，两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公益领域泛道德化会的结果就是降低公众对于慈善的认同度，引发慈善领域的“塔西佗效应”，不容易吸引到优秀人才。没有优秀人才，行业怎么发展？优秀人才就应该拿到与其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收入，这样公益人才的匮乏问题才能得以解决，形成良生循环。
“流程的完整才是真正的透明”
马：作为一位历史见证者和参与者，你能不能总结一下，中国公益这10年最大的或者最根本的变化是什么？
王 ：我觉得是《慈善法》的出台，它是将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和社会治理推向新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慈善活动进行了明确界定，由完全囿于传统的扶贫济困扩展至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这意味着这些领域应该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第一要义，而不是追求什么产业化。
其次，从制度上规范了慈善组织登记、慈善信托等内容，这会促使中国的慈善事业更好地向前发展。另外，《慈善法》还将每年的9月5日定为“中华慈善日”，这开启了民间与政府共同为社会筑底全新的“善时代”。
马：但也有一种声音说，这部法律有一些应该规定的没有规定，不该规定的规定的又太细。
王 ：立法永远是各方妥协的结果，一部法律不可能开始就是完美的。《慈善法》今后还会有修订的余地和空间，关键是它实现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马：刚才你提到，品牌建设不够是儿慈会面临的一大问题，其实这也是一个行业问题。
王 ：品牌培育不足不是某一个基金会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想想看，中国公益发展这么多年，叫得响的品牌其实就是一个“希望工程”，而且还是在当年特殊环境下诞生的。强大的品牌可以提高公众认知和基金会公信力，也是连接捐赠者和受助人的粘合剂，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唤醒社会大公众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
9958
马：9958应该是一个品牌项目了，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很不错。
王 ：但在社会上的知名度还是差一点，有待于进一步的宣传和推广。9958名称源于热线400-006-9958，取“救救我吧”谐音，专门搞大病救助。现在已成为一个集信息平台、医疗平台和募款平台为一体的救助综合管理型平台。2017年筹款达1.89亿。
马：很了不起。但可能也有人质疑，这样的公益还停留在悲情的“眼泪指数”上，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公益模式。
王 ：现在整个中国公益都还在“眼泪指数”阶段，不这样做就很难筹到款。我们现在也在思考，随着国家医疗体制改革，精准扶贫政策落实，儿慈会今后的救助也会转型，除了继续原来的项目以外，还要增加和培育针对儿童健康成长方面的项目，关注孩子全面发展的问题。
中华儿慈会现在70%的项目跟医疗救助有关，以后会增加儿童心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项目，逐渐实现基金会项目的平衡发展，不能只偏重于哪一方面。
马：“民间性、资助型、合作办、全透明”是中华儿慈会成立伊始就确立的指导思想，能否简单解释一下？
王 ：所谓民间性，就是要去行政化、机关化，从机构的设置、制度的规范等方面，都向民间化靠拢。我们也有程序，但相对来讲我们的反应要更快，体现组织的灵活性。关于资助型，儿慈会直接资助民间NGO组织，我们负责筹集善款，民间组织负责项目运行，再聘请第三方监督反馈，管理、运营、监督三位一体，儿慈会前后共资助了近300家公益机构。
儿慈会现在已经进入第二个阶段，从完全的给钱，转变为联合劝募，扶持一些合作项目，利用平台，与项目一同发展。我们会跟民间NGO一起开展活动，成立专项基金，双方之间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起合作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然后还需全透明，所有的捐款24小时在网站滚动公示。儿慈会的透明指数是满分。
马：当年儿慈会能够迅速从“小数点事件”的舆论风波中走出来，就得益于这种“全透明”。但我看你又有一个新的提法，就是流程的完整才是真正的透明，怎么理解？
王 ：目前好多基金会都在做透明，就是及时向社会公布善款的来源和使用情况，但这只是一个形式。只有流程的完整才是实质性、真正的透明。
以9958为例，项目从立项，到执行再到监督每一步都要做到细致、明确，做到所有救助人的档案等齐全完备。以医疗救助为例，需要有县乡村三级贫困证明，孩子的病历要全，怎么救助的、治疗了多长时间、花了多少钱这些材料都要有。每个救助对象都要形成一份完整的档案，这样才能经得住考验。
公众一看你的流程规范、过程透明，人家就愿意捐款，这就构成一个良性循环。这就是流程的完整。很多人一说透明，就简单的认为只是公布大家捐了多少钱，花了多少钱。这是不对的。关键是要说清楚钱是怎么花出去的。但这往往是不容易做到的。
马：郭美美事件后，业界普遍认为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是提升公益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保障。很多公益慈善组织也非常看重信息公开，但现在看来，这种透明做得还很不到位。
王 ：透明与公开是慈善公信力的根本和来源。但透明的“度”如何把握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是毫无保留的全部公开就会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各种认证、审计费时又费力。为此，儿慈会专门设置了项目监管部，对项目的整个全过程进行监测，从立项、执行、运作、监督、检查，是一套完整的体系。
2018年“大病医保”公益基金新年论坛
“希望有一天有50%的资金是自我造血来的”
马：中国现在进入新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又面临新一轮的挑战。从一个秘书长的角度，你觉得公益机构未来应该如何去应对？
王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恰恰给了社会组织一个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每个社会组织及每个公益人，都应该在这种新矛盾下找好自己的定位和角色。
儿慈会也在进行调整，就是工作要做到“三个精准”，一是救助地域精准，就是服务少数民族和革命老区；二是项目精准，就是做针对儿童的救助项目；三是救助对象精准，救助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两类人。这是我们2018年发展的一条主线。第二条主线就是 “一带一路”系列公益活动开展，帮助走出去的企业开展公益活动。这样，我们将会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业务范围及救助群体也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马：现在儿慈会募款额高达15亿，在保值增值方面做得怎么样？
王 ：不太好。基金会就一个账号，财政部不批，只能在银行里做些一般理财，拿出来做投资也没什么好的渠道，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我们相对保守。现在保值增值的年收入也就是1200多万。
马：“自我造血”应该成为基金会的必修课，而本金的保值增值是最重要的一种手段。但国内大部分慈善基金会都不敢轻易涉足投资领域，所以保值增值现状并乐观。
王 ：对儿慈会而言，一是不敢投资，股票等市场很乱，投企业也不了解；二是我们缺乏专业的资本运作人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钱都来源于社会公众，现在市场上所有的理财产品，都存在一定风险，只不过是高低的问题。投资一旦产生损失，责任不是个人能够承担的，会对组织产生很大的冲击力。公募基金会最根本的生存依托是公众的“信任”，如果失去了这个信任，就意味着没有人捐款，机构也就无法生存。
马：儿慈会发展到今天，你觉得有什么是让你感到遗憾的？
王 ：当然有了。有一些想法是在目前情况下不太能够完全实现的，比如儿慈会想做一家有特色的专业为儿童服务的医院，但一直没能落实。
儿慈会成立之初，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快乐的基金会，一是同事之间互称老师，我也一样。二是量力而行，不给自己太大压力。这一点我感觉是做到了。
马：你的下一个十年规划是怎样的？
王 ：我这年龄也干不了十年了，在我有限的工作时间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儿慈会的筹款再上一个台阶，希望有一天有50%的资金是自我造血来的。这样的话，基金会才能真正地进入一个良好发展的阶段。
未来，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科技的发展，肯定会给公益行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的目标就是基金会能够很好的活着，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积小胜为大胜，过程把握好了，想要的结果自然就来了。
END
关于善达网
善达网（http://www.shanda960.com）是专注于公益整合传播的新媒体平台，以扬善传播为核心，旨在搭建公众、政府、非营利组织及企业相交相知、互信互动的信息桥梁。我们立志打造最前沿的公益慈善跨界平台，为从善者寻求广泛传播提供第一入口，为社会组织和企业智慧行善提供公益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包括公益报道、舆情管理、整合传播、品牌咨询等服务。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由具有8年历史的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于2016年转型升级而来，论坛坚持开放共享、追求卓越，旨在加强中国基金会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促进中国基金会和公益行业的发展。历年来，共有34家具有行业担当和广泛影响力的基金会等机构先后成为论坛组委会成员。
2018年，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组委会由阿拉善SEE基金会（轮值主席）、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轮值主席）、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安利公益基金会、百度基金会、北京三一公益基金会、福建省同心慈善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广东省与人公益基金会、凯风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计20家基金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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