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纪录】丘仲辉：爱德基金会，中国公益慈善的拓荒者！

写在前面

4月24日下午，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基金会开放日”暨2018年第二场“秘书长说”活动在江苏省南京市举行，这一次我们走进基金会论坛组委会成员——爱德基金会。这也是“基金会开放日”和“秘书长说”活动第一次在江苏举办，吸引了50多名基金会和公益机构同仁参加，其中，江苏省内40名，省外14名。

本文为你分享爱德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丘仲辉的演讲全纪录，他为我们讲述了爱德基金会成立33年来的成长历程，以及在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中的角色担当。

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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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全文

丘仲辉，爱德基金会理事长兼秘书长

欢迎大家来到爱德基金会，也非常感谢基金会论坛组织这次活动。今天的题目是“从爱德基金会看中国公益慈善的发展脉络”，我会为大家整体回顾一下爱德基金会的发展历程，再来看一下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一、爱德基金会的成立、介绍

1985年3月22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丁光训主教和时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韩文藻等在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爱德基金会即将成立。同年4月18日于南京正式成立爱德，致力于促进中国的教育、社会服务、医疗卫生、农村发展等各项工作。这张照片是我们在香港的发布会照片，旁边这位年轻人当时帮我们做国际联络，现在他已经70岁了，还经常和我们保持联络。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改革开放7年之后，当时成立的基金会名称基本都是中国xxx基金会，而我们是一个特例，叫爱德基金会。我们先有这个中文名字，而后才有Amity，从翻译的“信达雅”原则来看，这个翻译是很不错的，不仅谐音，而且意思也接近。

爱德基金会的宗旨

我们的宗旨自成立以来没有变过：在信仰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共同献策出力，开展同海内外的友好交往，发展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发展，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维护世界和平。

其中，“信仰互相尊重”是前提。比如，爱德在招聘上没有任何宗教方面的要求，不论有无宗教信仰和何种宗教信仰，在我们爱德，都强调信仰互相尊重，在这个前提下共同献策出力，造福海内外。

“发展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促进社会发展、服务社会、造福人群、维护世界和平”是目的。这些，尤其是“维护世界和平”在当时就被提出来是十分前瞻的。

爱德基金会的目标

爱德基金会有三个目标：第一，促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事业；第二，促进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与社会发展；第三，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资源分享。从1985年成立至今，除了文字表述上有一些修改，核心都没有变过，这与我们的宗旨完全契合。

对于第二条“促进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与社会发展”，因为我们是由基督徒发起成立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服务工作，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让老百姓和社会、包括政府部门能够了解基督徒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贡献。

第三条“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资源分享”，1985年基金会成立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人民还普遍贫穷，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外国朋友愿意不附加任何条件支持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建设，于是在成立之初我们主要通过接受海外资源来服务我们国家的老百姓。

这三个目标一直激励着爱德人将持续努力发展我们的事业，做好我们的服务工作。

爱德基金会的定位

第一，资源整合者。我们认为，“整合”比“提供”更好，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给钱、给物这个动作，更多的是将不同的资源整合起来，发挥最大的效益。

第二，服务创新者。原来，我们叫做服务提供者，后来改成“创新者”，我们希望借助爱德这个平台，接受、引进国际社会先进的服务理念、技术，将它们中国化以适应中国国情和文化背景。

第三，能力建设者。毫无疑问，所有从事公益慈善工作的人员，包括机构，我们都需要提高能力，这一点，我们非常强调。

第四，理念倡导者。社会组织活跃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它可以探索、尝试、创新，用成功的经验影响政策，进行推广，从而推动社会健康发展。

这四个定位相互影响，整体推动爱德基金会的发展。

爱德基金会的文化

我们将爱德精神总结为“三心三力”，用英文来表述是六个“C”，即Compassion（博爱心），Commitment（事业心），Competence（进取心），Communication（沟通力）， Cooperation（合作力）， Creativity（创新力）。我们是先有“三心”，到本世纪初又提出了“三力”，其中，“三心”是基础。

“三心三力”的精神引领爱德人不忘初心，坚持做公益资源的整合者、服务的创新者、能力的建设者、理念的倡导者。

爱德基金会的倡导

2011年，“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我们基金会内部专门进行了多次学习、讨论，最后提炼出公益慈善发展的“三明公益”，这跟“三民主义”正好谐音，易于记住，即始于明行，臻于明慧，达于明道。

“始于明行”，做公益最基本的要求是主动公开公益项目运作的规则、过程、投入、产出和效果，让公众明明白白了解，明明白白参与，明明白白监督。

“臻于明慧”，追求公益效果的更大化，需要重视公益项目和公益机构的科学、专业、高效率和创新发展，从而产生 “高效益”。

“达于明道”，公益应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命题中去思考，坚持公益的道德内涵，寻求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认同与重建，追求公益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责任和作用，回答“究竟为了什么”的公益哲学命题。

二、爱德基金会的发展历史（30+年）

（一）1985年至1994年，爱德初创的十年

这一期间主要在江苏和周边省份的贫困县开展教育卫生和扶贫济困项目，引进国际资源，借鉴国外经验，坚持雪中送炭，满足社会急需。

我们刚成立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资金（90%以上）来自海外，所以我们当时是外币大户。在引进、借鉴国外的公益资源中，一方面是钱，另一方面是理念、技术和规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因为参照国际机构这样规范的管理平台，使爱德一开始就有一个高起点和好开端。比如，我们成立时，按照国际要求每年都做财务的年度审计，做年报，这在当时连企业都做不到。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的捐赠群体都是海外机构，所以财务审计、年报都是英文的，一直到2003年，我们开始做中文年报。当然，学习借鉴是一方面，实践体验、在发展实践中提高更重要。

在最初的十年，我们强调以人为本，并且坚持不做锦上添花的项目，专做雪中送炭。所谓“雪中送炭”就是满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需要，比如说食物、饮水、衣物等。但凡是“锦上添花”、作秀”的事情，我们都坚决拒绝。所以，第一个十年，我们做的项目多是“短”、“平”、“快”。

（二）1995年至2004年，爱德西进的十年

这一期间，爱德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更为贫困落后的西部地区，注重社区综合发展和扶贫工作，项目种类不断丰富，运行管理更加规范。

因为爱德基金会的总部设在南京，当时开展的项目主要在浙江、安徽、山东，以及江苏苏北地区。到了第二个十年的时候，很多外国的合作机构开始质疑我们，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在中国最贫困的地方、最急需的地方做一些事情。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那时我们还是一个小机构。刚成立时才三个人，租了一间房子，后来逐渐增加到20人左右，并于1996年搬到现在这里。如果要去西部地区开展项目，做长线而不是短平快的项目，无论从人员、专业知识还是从管理的水平上来说，挑战是非常大的。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到西部，到祖国的西南、西北去帮助那些最最贫困的老百姓，于是就有了爱德西进这样一段历史。也正是这个背景，我们在1999年、2009年先后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的荣誉称号。

在这个阶段，我们特别强调规范管理。当时在西部开展的都是大型的项目，我们大概每年在一个乡镇会投入一百多万，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这样的项目。这些项目是连续性的、综合性的，以社会发展为目标。我们称之为“造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与服务对象一起学习成长，帮助他们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方面，我深有体会：

在早期的农村综合发展项目中，爱德帮助偏远地区的村民发展生产，帮助当地建了电灌站。有一天，当地老百姓拿着已经损坏的水位测量仪，找到我们地方项目办公室，表示“你们的测量仪坏了，你们得帮我修”——这让人哭笑不得的“请求”，让我们反思自己的工作方法，在公益项目实施中，我们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

我们意识到，发展工作必须要讲究专业化，去理解社会发展工作的要义。于是，我们开始将先进理念、技术的引入和借鉴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提出爱德自己的发展理念和方法。我们提出：地方参与、专家参与、群众参与。这三个参与中，群众参与是基础，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如何让发展主体在项目过程中真正获得发展至关重要；专家的参与可以在技术上进行指导，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科学、理性地去设计项目；在中国，与政府协同非常重要（国外也是一样），要学会与政府沟通、协调。这“三个参与”很好地解决了参与式发展在中国水土不服的问题，帮助我们更好地开展项目。

当时，我们还提出了“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保护”，这在当时受到很大阻力，因为地方官员认为“老百姓连饭都没得吃，还谈什么生态保护”。于是，我们借鉴政府的政策，也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人的发展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是满足老百姓最基本、最急需的需要；第二个是不破坏生态，当时我们没有讲保护生态，意思是我们希望开展的项目至少不能使生态恶化进一步发生。当时提出来之后，解决了“生态保护”受到质疑的现实问题，现在也依旧有用。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我们结合了中国本土的现实情况来发展我们自己的理念和方法。

（三）2005年至2014年，爱德创新的十年

这十年，爱德更加注重资源整合、服务创新、能力建设和理念倡导，拓展了城市社区综合服务项目，加大了对社会组织培育力度，进行了国际合作项目探索。

这十年对于爱德来说非常重要，实际上是转型的十年，我们通过创新解决了转型的问题。第一，资源整合。当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国际资源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步减少，而我们的资金使用量却不断往上窜，如果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不可持续。实际上，90年代我们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但是一直不能解决，到了第三个十年，我们开始真正面对。

第二，服务创新。当时，大量农民迁徙到城市，城镇化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我们结合“未富先老”这样的背景，以“为老服务”为切入点，在农村继续开展综合发展的同时，在城市社区开展综合社区服务。爱德致力于打造“院、社、家”的养老服务形式的一体化和“养、护、医”的养老服务内容的一体化，并且坚持“三全”为老服务理念：

一是全人，指身（身体）、心（心理）、社（社交）、灵（灵性）四个层面的全人照护。

二是全程，指从评估开始，根据长者需求拟定服务计划，实施服务计划，再评估，调整服务计划，直到长者离世结案，整个服务流程专业化和个性化。

三是全方位，指不单单是关注于直接服务长者，还关注于照料者的关怀、长者友好型社会环境的倡导和改造、失智症友好型社区营造等有利于提升长者生活品质和生活尊严的相关工作。

第三，能力建设。这一阶段，国家和政府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我们适时开展了社会组织培育工作，也是迎合了政策的发展趋势。另外，我们也做了社会企业的创新，实际上，我们在基金会成立的第二年就开始做社会企业了（1986年，在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爱德基金会与国际组织“联合圣经公会”合作成立了爱德圣经印刷公司，现已成为现代化薄纸印刷技术最高和世界上最大的圣经印刷基地），当时没有“社会企业”这个概念，我们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2009年前后，我们开始探索国际公益项目，不断拓展多元化的资源。

（四）2015年起，爱德开启了国际化的新十年

这十年，爱德将以创新驱动事业多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开展机构国际化和项目全球化的尝试探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进程。

爱德成立之初主要是“引进来”，也“走出去”，但主要是去拓展资源和学习理念。现在我们的“走出去”、“引进来”已经与之前大不一样，现在更多的是一种交流，互相切磋、共同成长。前些年，我们“走出去”和别的国家讨论时，他们直接问“什么时候爱德可以支持我们的机构，在我们这里开展项目”，坦率地说当时我是比较担忧的，因为如果你自己都解决不了资源问题，如何去支持别人？

爱德的项目全球化和机构国际化的尝试实际是从第三个十年就开始了，我们有着天然的优势，就像前面讲的，我们在成立之初就与国际机构合作，无论爱德的文化、理念，还是从管理方式、行事风格上来说，我们能够较为容易与国际机构接轨。

第四个十年开启后，我们还有更多工作。在30周年时，我们提出了“新航程”展望：

第一，围绕治理促进社区协调发展。我们强调社区治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的社区综合发展，另外一个是城市的社区综合服务。我们把它提升到社会治理这个层面去认识，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又必须踏踏实实地在社区做好服务工作，一步一步地去推进社区治理。实现社区治理不是一蹴而就，我们需要有耐心，坚守我们的信念，既要站得高，又要脚踏实地。

第二，围绕服侍推动教会社会服务。这是基于我们的基督教背景。现在，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倡导宗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实际上，现代国际公益慈善的历史是从教会源起的，最开始的社会服务也都是由教会开展，然后慢慢变为社会服务机构。我们认为，宗教公益在整个公益事业当中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宗教具有信仰、凝聚力这样的优势。做公益同样需要有信仰，当然，不一定是指宗教信仰。

最近，大家在谈基金会秘书长成为一个职业化的群体，我觉得并没有错——因为任何行业的发展必然会形成这样一个职业化群体，没有职业化，谈何专业化！问题在于如果过渡强调职业化而忽视了我们的使命，是要出问题的！任何一个机构，如果你要发展，却没有使命，你不可能走得长远、走得稳当，走得健康。基金会秘书长可以职业化，但更需要使命感，要肩负使命，做公益伙伴的榜样，带大家一起成长。公益毕竟是一个年轻的行业，需要更多的人埋头苦干，一起向前。

第三，围绕分享深化国际合作进程。因为爱德的成立和发展得益于国际资源的分享，所以当我们发展起来了也不能忘记“分享”的精神。

第四，围绕倡导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我们认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爱德责无旁贷。多年来，爱德开展了合作伙伴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培育、互联网众筹等多方面工作以推动行业发展。

第五，围绕创新驱动事业多元发展。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有生命周期，为什么有的机构3年、5年就没有了，但是有的机构却成了百年老店？难道生命周期不一样？其实不然，关键的问题是你如何自我革新、自我革命去实现机构生命的更新，用我们中国人的古话来说就是“凤凰涅槃”。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的机构就不再是过去的机构，而获得了新的生命。

三、爱德基金会的发展创新——多个第一

爱德基金会发展至今，获得了很多认可，我就不多谈了。我特别想讲的是，我们在很多方面创立了国内公益的第一：最早开展艾滋病防治、最早开展乡村医生培训、最早开展残疾人社区康复、最早开展农村社区综合扶贫项目、最早开展基金会举办的社会组织培育、最早使用互联网平台开展国内和国际项目筹款，以及最早创办社会企业等等。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开拓创新是一个社会组织的天然属性。

值得说明的是，2015年7月1日，爱德非洲办公室&爱德印刷非洲服务中心揭牌，这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第一家海外办公室。同年11月7日，第二间海外办公室在瑞士日内瓦投入运转。在非洲，我们采用“双轮驱动”，即公益慈善+社会企业。我们想，如果在非洲能够挣得一些钱的话就会直接用来支持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我们也希望国内的伙伴也可以走出去，我们联合起来，使我们整个中华民族融入到国际社会中。

值得说明的是，2015年7月1日，爱德非洲办公室&爱德印刷非洲服务中心揭牌，这是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第一家海外办公室。同年11月7日，第二间海外办公室在瑞士日内瓦投入运转。在非洲，我们采用“双轮驱动”，即公益慈善+社会企业。我们设想，如果社会企业在非洲能够运转良好获得利润的话，我们就会直接用来支持当地的公益慈善事业。我们希望国内有条件的公益伙伴联合起来，携手走出去，合作开展国际发展项目，一带一路公益同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爱德历年收支对比表可以看到，第一个十年中，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的收入和支出曾出现过一个最低点。直到1992年，开始出现缓慢回升，因为当年发生了华东水灾。最近几年，由于在互联网筹款方面的探索，我们的收入大大提升，截至2017年，互联网筹款11年,总额突破3亿元人民币。自2013年起，来自国内的捐款开始占据半壁江山。

四、改革开放后公益慈善发展与爱德历史回顾

接下来，我把爱德基金会的发展和我们国家的公益慈善发展结合起来做一个回顾。爱德基金会是因改革开放应运而生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爱德基金会。这一点，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刊，最后一部分关于中国基金会发展简史的介绍，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年刊申请链接：http://lxi.me/mbe84，或点击阅读原文获取）

先看一下政策背景。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至今40年；1998年，《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第一次提出“社会管理”；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我们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2016年《慈善法》出台。

再看一下社会需要。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4年，我国政府提出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即用7年时间解决八千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2015年，两办意见决定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

对应到我们爱德基金会的发展：1985年，爱德基金会成立；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特大火灾，我们国家第一次接收国际社会的救灾援助，之前我们国家拒绝一切国际援助。正是大兴安岭火灾，爱德基金会第一次介入救灾工作。

从整个社会组织发展历程来看，我认为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在那之前，尽管已经成立了一些基金会，但NGO的概念在国内还普遍不为人所知，正是世妇会引入了NGO的概念。2008年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大家说是中国公益元年，我认为是否是元年不重要，但无论如何，这一年公众广泛参与了救灾工作。爱德当然也参与了汶川地震的救灾，共筹集了五千多万资金。在救灾中有一个案例我想和大家分享：

当时，我们为一个项目筹集到了1000万捐款，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无法按原计划执行好项目，想尽了一切办法仍无法落实，最后只能忍痛将这笔资金退回捐赠方并做了相应解释，不但得到了捐赠方的谅解，更获得了对方的高度信任。我想强调的是，作为一家公益机构，一定要对捐赠方的捐款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我们不光想争取更多捐款，更多的是要讲求实效、讲求服务的精神，要确保捐款能够真正为老百姓服务。我认为社会组织千万不能忘记求实、务实和高度负责的服务精神。

最后总结一下改革开放后我国公益慈善发展历程：

1978年到1995年是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萌动期，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使得国家经济发展有了明显提升，扶贫开发更多倾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力量的角色和作用相对弱小。这段时期正是爱德基金会的初创期。

以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为标志，随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一直到2008年，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在这段时间处于萌芽期。在1998年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中，首次出现“社会管理”一词。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对社会管理的内涵不断丰富完善，社会力量的角色为政府和大众所认同。爱德在这期间，经历了西进和创新的两次战略转变。

2008年的汶川地震改变了国人对公益的集体认知。从这个业内公认的公益元年开始，中国公益慈善事业进入成长期。期间，经历了郭美美事件的考验，“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成为执政新理念，政府主动推进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脱贫攻坚战的打响，腾讯99公益日的启动等标志性事件。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社会组织充当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间纽带”和“跨界合作平台”，既能有效表达民众利益诉求，又能将政府的政策及时传递给民众，并且能够提供便捷高效的社会服务，激发社会发展活力。社会组织成为政府合作共治的有力伙伴。随着2016年《慈善法》的出台和2017年十九大的召开，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真正进入了发展期。社会组织围绕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在很多领域大有可为。

在我看来，整个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中不断转变和发展壮大，而爱德成立、成长和发展的30多年，正是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有力印证。爱德在不同时期的项目，反映了政策导向、社会需求和自身对社会发展的理解与实践。我想，爱德基金会就像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一个“公益特区”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它是引进各类公益资源的一个渠道，是公益事业学习实践的一个基地，是促进教会社会服务的一座桥梁，是开展中外民间交流的一扇窗口，是探索民间国际合作的一个平台。

今后，爱德基金会还将趁着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东风，发挥民间组织特有的开拓作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项目，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

“独行快，众行远”，我们希望跟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合作，努力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让世界更美好，让社会更公正，让生命更丰盛。最后衷心感谢大家对爱德的关心，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嘉宾现场演讲整理

关于基金会开放日

“基金会开放日”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品牌活动之一，旨在通过参访国内优秀的基金会，与从业者进行对话，来促进公众对基金会的认知，搭建与基金会交流分享的平台，推动公益行业的合作与发展，促进公益理念的传播推广。

关于秘书长说

“秘书长说”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的品牌活动之一，定期邀请处于实践和思想前沿的基金会秘书长，围绕基金会和公益慈善领域的热点话题、焦点问题、发展趋势等，通过主题发言、嘉宾对话、圆桌沙龙等形式，进行思想交流、观点碰撞、经验分享，促成公益从业者的交流沟通，探索基金会与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小编 | 润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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