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杨团、周秋光：中国公益慈善该走向哪里去？
上周推荐的文章《2018年第三部门观察：超慈善——中国慈善新时代的特征、由来及挑战》，人民大学的康晓光教授提出中国的总体慈善形态属于“超慈善”，它由前现代慈善、现代慈善、后现代慈善三种“自有慈善模式”叠加而成，并深刻分析了它的特征及由来，康老师“跳出慈善看慈善”“跳出当下看当下”的研究思路带给我们深刻的启发。
本文，我们想通过对话的形式，带你从“过去”“当下”“未来”和“国内”“国外”这样纵向、横向的角度一起聊聊“中国公益慈善该走向哪里去”。
注：本文根据5月26日公益沙龙“史与思：中国现当代慈善沿革”圆桌讨论录音整理，有所删减，完整内容请观看以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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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宋厚亮 “社会创新家”创始人，前《中国慈善家》执行主编
对话嘉宾：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杨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
一、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的“根”在哪里？
宋厚亮：1949年到1980年，中国的慈善完全由政府接手，出现断档，直到1981年开始恢复、发展。最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公益人不断地走出国门到美国、欧洲去走访、学习，它的效果现在还无法评估。当我们回望自己国家的公益慈善发展历史，我想请问两位老师，中国现代公益慈善的根在哪里？是从哪里生长出来的？
周秋光：每一个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都有其自己的根。中国慈善的“根”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它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先秦以来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思想中都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慈善思想。东汉以后传入的佛教文化、唐宋至元明传入的伊斯兰教文化、明清时期和近代传入的基督教文化,也成为重要的慈善文化之源。
一方面，现代公益慈善既有对传统慈善的传承，另一方面，也有来自西方慈善文化的汇入，这种交汇促使中国慈善走向近代化，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第一次转型。在现当代，中国慈善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之路，有自己的特色与创造，现今正处在第二次转型发展之中，是由2008年的全民慈善及其全民问责推动的。
在三千余年的岁月长河中，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走过了一个兴衰隆替的发展历程。按其发展脉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慈善活动的滥觞、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慈善事业的初兴、隋唐宋元时期慈善事业的蔚起和明清时期慈善事业的鼎盛。
杨团：我认为中国现代慈善一部分来自传统，或者说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及习俗，另一部分来自技术和方法。伦理道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来自于儒家的文化传统，还有从西方汇入的基督教传统；第二，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它在中国慈善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人民服务”深深植根于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形成一种文化。
另一个来源是技术方法，我想讲两个方面：一个是“组织化”，就是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这与西方社会的组织完全不同，我们的组织是要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不能忽视和回避；二是互联网，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太巨大了，在公益慈善上，我们的“互联网公益”可以说是走在全球前列，以99公益日为例，它带起了许多小额捐赠，让普通老百姓都参与到公益中来。
二、儒家文化能开出现代公益之花吗？
宋厚亮：研究中国史的国内、国际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主张集体的儒家文化不能“开出”现代的政治、商业文明之花，因为现代的政治和商业都是建立在作为个体的“人”的基础上的。那么作为第三部门的公益慈善，在儒家文化中能开出现代公益之花吗？现代公益到底是来自传统还是西方？
周秋光：如果笼统的说，它可以开出，但我觉得没有说清楚。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什么都很好，它有时代的局限、历史的局限。但不能否认的是，有很多精华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共同体生长于传统文化，它可以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也可以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它夭折了。所以，也许我们有很好的长出现代政治、商业文明的“因子”，但是中断了。这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不同。
杨团：我不认同“儒家文化只能开出群体之花”。第一，儒家文化里，“公”“私”并不是鲜明分开。我们的历史中有很多优秀的个体，他们大公无私，他们带动起别人，起到了榜样作用，比如文天祥、雷锋等等。中国不缺优秀的个体，不是没有个体，而是我们的整体素质要往上提升。第二，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前是完全分裂的，文艺复兴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底层的人拉起来，每个人都要有人权。那个时候的西方国家，哪里有个人主义呢？他们也是经过了好几百年的过程才慢慢发展起来的。
三、中国的公益慈善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
宋厚亮：刚才的两个问题谈到了传统与当下、与现在，那么从国际视野来看，中国从1981年公益慈善恢复以来，经历过近40年的丰富实践，我们可以贡献出什么？
周秋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复制另一个国家的东西。学习别人的时候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要邯郸学步，即学习要有明确目的，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第二，不要数典忘祖，我们要坚持自己的固有传统。文化有两性，一个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是要求保留自己的传统，另一个是时代性，就是要与时俱进。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别人的长处，让自己的文化超越过去，这就是创新，才能走向未来，才能对世界慈善作出贡献。
杨团：有三点：第一，科技与中国习俗的有机结合，它让我们有所突破，比如“互联网公益”，中国的互联网公益已经给世界带来冲击，我相信技术上的进步与我们传统文化习俗的结合，会让我们领先于世界；第二，“差序格局”的一套理念和方法，这在乡村振兴中表现更为明显，如果我们能够把城市、乡村经营好，是能够向世界输出经验的；第三，党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走过来，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也经历过许多变动，它像一个人一样，经历过太多，慢慢重生和发展。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贡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同时要向前、向世界看齐，让所有的经验自由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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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洪峰
排版 | 李啸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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