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12条经验，国际人道援助领域应对流行病是这样做的

   导读： 

为响应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决策精神，有序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启动“战疫中的基金会”专题行动，通过建立信息库、整理发布行动信息、分享行业专家观点、整合项目资助信息等方式，展现中国基金会行业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行动与贡献。

本文推荐一篇由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编译的《埃博拉与霍乱中的经验教训》，看一看这十年来，国际人道援助领域在流行病应对方面总结的经验。面对重大灾害，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当下，还要放眼未来，不仅要解决具体的问题，还要投入时间建立系统的应对体系与机制，并且我们还要联合起来，一起行动。

▲编译：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翻译组 2020.2.20

▲版权：人道主义行动责信与效能学习网络（ALNAP ）

世界卫生组织在2018年指出，虽然人类已经根除了天花等烈性传染病，传染病在当代却以更高的频率、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大的传播范围流行于世界许多地区。新型流行病如埃博拉、艾滋病毒、非典型肺炎的出现，古老流行病如结核病、出血性登革热的再现，以及一些可控传染病如麻疹、霍乱、疟疾在低收入国家的持续存在，种种现象使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将流行病列为二十一世纪的主要公共卫生危机类型。

对流行病的应对涉及多个领域。2010年以来，国际上非医疗领域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和应急工作者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大型的流行病爆发应对。他们与医疗工作者一起实现控制疫情的三个目标：采用疫苗接种、隔离、病媒控制、卫生行为和供水管理等办法，切断传染渠道，限制新增病例；采用早期诊断、对症护理和治疗等办法，降低发病率和病死率；遏制流行病对卫生系统和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的影响。

人道主义行动责信与效能学习网络（ALNAP）在2020年1月发布了《埃博拉与霍乱中的经验教训》，针对2010年以来在海地、也门、刚果（金）、莫桑比克和西非地区发生的多次霍乱和埃博拉疫情，筛查了2700多则文献资料后，对最为核心的97则文献进行了编码和质性分析，总结出国际人道主义领域在流行病应对方面的十二条经验。（详情点击阅读原文）

01

流行病发生时

需更有力地支持国家卫生系统

多则文献一致强调需加强对国家卫生系统的支持。包括

· 参与国家卫生工作者的培训和能力建设；

· 在疫情前、中、后均向医疗基础设施投资；

· 向国家卫生工作者提供应对疫情的物资支持；

· 倡导投资防疫的研究和疫苗开发。

国家卫生部门始终是一国卫生危机的应对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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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供水、环境卫生与卫生促进

是埃博拉和霍乱疫病响应的核心

流行病的传播途径决定了切断传染渠道的关键环节。霍乱是水媒疾病；埃博拉通过体液传播。因此，对供水、卫生环境和卫生行为的管理就是防疫的关键工作。有文献指出，外来援助工作者和集体隔离场所集中产生的垃圾如果没有良好管理，会增加周边社区的感染风险。

为此建议：

· 规划全套疫情应对方案，包括WASH（供水、环境卫生与卫生促进）工作，并锁定最高危人群；

· 不要用WASH的工作取代疫苗接种；应开展好的WASH做法的能力建设活动，来补充疫苗接种的效果；

· 考虑人道主义援助者或疫病遏制措施潜在的病媒作用。

03

患者家属、邻居和地方机制

是流行病的第一响应人、

第一风险承受体，

也是应第一位支持的主体

许多人都指出，在流行病爆发期间，需将社区融入应对工作。但实践中的社区工作往往只是向社区居民通报防疫办法和进行接触者追踪。文献提出，应将社区居民看作是主要的行动主体，而非配合工作的人：他们是发现病例、护理患者且可能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的人。

案例研究表明，社区有吸收卫生信息、扬弃不正确信息的能力；在高人口密度和高流动性的城市中，社区能成功主导病例监测和接触者追踪。反之，在埃博拉应对早期，当地社区对埃博拉治疗中心的误解没有得到重视，社区里的传统医生被边缘化，决策中没有进行社区会商，大大削弱了应对行动的有效性和效率。

因而一些文献提出：

· 需认可和珍视社区中不同人群的角色；

· 倚靠社区成员的力量，支持他们成为疫病的第一响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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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要有社区信任和参与

才能实现有效的应对

在历史、政治体制和文化各异的国家里，流行病具有不同的意涵，因此对流行病的应对必须根据具体情境调整。

有研究表明，简单地将人们抗拒疫病防控措施归因为教育水平和地方文化并没有足够依据；人们接受和配合防控措施通常是出于实际原因，包括治疗质量、医疗人员的尊重和同情态度、观察到患者的康复案例、地方领袖和社区知识有渠道参与应对，等等。在一些埃博拉案例中，坚持要亲自护理亲人、埋葬死者的人们并非不接受防疫信息，但文化和社会因素在他们的行为中发生了更强的作用。因此，防疫措施应将人们更强烈的关切纳入考量。实践表明，根据防疫要求调整和设计有尊严的葬礼、进行尊重的治疗，能提升社区居民对外来工作者的信任，减少危险行为。

为此，建议：

· 开展综合的情境和形势分析；

· 综合多种因素理解抵抗防控措施的原因；

· 尽量在应对中融合文化实践，例如根据文化要求举行有尊严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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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流行病对不同性别有不同影响

应对措施应考虑性别因素

在许多流行病危机中，妇女由于承担了社会分配的性别角色，往往面临更大的风险。如埃博拉疫情中，女性在社会中承担的照顾患病子女或亲属、售卖肉类以维持生计、埋葬死者等工作，使她们成为感染高危人群。此外，孕期和哺乳期女性的风险在于她们的免疫系统被削弱，还可能在子宫暴露和密切接触中将疾病传播给子女。

同时，妇女往往在家庭中是重要的决策人，是家庭卫生健康、儿童卫生教育的行动主体。埃博拉危机中许多项目未能识别女性的社会功能，错失了一个调整社区卫生行为的渠道。

为此，建议：

· 在分析形势时注意到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

· 与妇女组织合作以接触到更多女性，保持性别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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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阻止疾病传播需实行遏制措施

但强迫执行往往适得其反

遏制疾病流行通常是发现流行病后采取的第一步。但各种遏制措施也面临多种挑战。

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遏制病毒传播最可靠的方式是隔离传染者或疑似传染者。但在西非的埃博拉应对中，隔离对家庭和整个社区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包括在使用强制手段隔离时未顾及人的尊严，在社区里引发了负面的心理效应；强制隔离使人们的恐惧和猜疑增长，反而助长了藏匿患者和死者的行为；长期的隔离对家庭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经济影响；被隔离的人也有可能没法在隔离场所满足基本需求，结果人道主义组织不仅仅递送医疗服务，还全面提供了食物、水和卫生环境的援助。

为此，建议

· 在居住条件适合的情况下，鼓励自我隔离而非强制隔离；

· 确保隔离场所具备有尊严的生活条件；

· 应对因隔离而发生的生计损失，如使用现金补贴，并确保满足被隔离人员的基本需求；

· 确保医疗中心的透明度，让社区参与创建医疗中心的相关决策。

07

流行病期间的透明沟通能拯救生命

沟通在流行病应对中的作用比在其他紧急状况中更为核心。为了落实人们的信任、参与和行为改变，需要与人们沟通如何预防感染、疑似感染后怎么办等关键卫生信息；也需要回应流行病从何而来、疫情是否真实等社会性问题；也应对科学知识和不确定性的程度保持透明的态度。

沟通应采用适应地方文化的手段。在西非和刚果（金），广播是传播信息和提升防疫意识的有效手段。用宣导影片解释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和医疗中心里发生了什么事，有效地建立了人们对卫生系统的信任。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宗教领袖也都能协助分享防疫信息。相反，西非地区起先没有进行透明的沟通，增长了人们的恐惧、谣言和阴谋论，引发了被隔离人员及其亲属的强烈抗拒。

为此，建议：

· 传播清晰、易于理解、内容一致的卫生信息，回应社会性的问题；

· 利用受广泛信任的传播网络和渠道，最大范围地触及社区人群；

· 在保证一致性和质量的中心化传播和适应地方需求的去中心化传播之间找到平衡；

· 随疫情变化，调整传播内容；

· 通过传播增加工作透明度，减轻恐惧，消除谣言；

· 开展双向的沟通，理解人们恐惧和不信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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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埃博拉等新型流行病

挑战传统人道主义协调体系，

更需要科学界和行动者的协商机制

应对埃博拉等高致死率、跨国境的流行病紧急事件非常复杂，其意义超越了一般的卫生危机。因此需要在传统的人道主义行动领域之间进行更强有力的协调。

西非的埃博拉危机应对中几乎没有协调，有几个因素影响：其一，国家卫生监测系统和国际社会迟迟未能识别疫情的发生，随后，疫情规模超出了既有协调体系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受到其结构限制，未能按预期承担起领导位置，造成“领导力真空”；其二，埃博拉一直被定义为卫生紧急事件，而非人道主义紧急事件，因而整个人道主义的组群系统没有启动，各个组织没有清晰的角色和责任。

相反，尼日利亚在响应埃博拉时，政府创建了埃博拉行动中心，联合国儿基会领导社会动员和协调，世卫组织领导流行病学监测，实现了成功的协同；其三，国际组织既对大规模流行病缺乏经验，也担忧行动失败影响组织声誉，不仅阻滞了协调，也阻碍了知识体系建设和共享。

为此，建议：

· 清晰地定位流行病应对中各类主体的角色和责任。

09

应灵活调动资源

但不仅投放于医疗领域

流行病紧急事件中，需要投入快速、可预期、灵活的资金，以实现即时、综合、独立的应对。资金投入不应仅收缩在医疗部分，流行病是多管齐下的危机，对社会有长期影响。

将西非埃博拉爆发定性为卫生紧急事件，影响了捐赠方的决策方向，使资金主要流入卫生相关的成果，资助非卫生专业的组织参与医疗应对，却忽略了供水卫生和生计方面的后果。资金的投入方向也不够灵活，无法快速适应变化的一线状况，例如捐赠方拒绝资助建立医疗隔离点，迫使一线行动组织独立发起筹款来填补这一空缺。此外，在追踪人口流动的新技术和大数据方面也缺乏资金投入。

为此，建议：

· 规划应急基金，可在宣布疫情时立即启用；

· 设置灵活的资金机制，以适应快速变化的需求；

· 不仅仅关注医疗成果，更要关注多领域的后果和影响。

10

支持生计和经济恢复

是有效应对传染病的关键部分

流行病的影响范围超越卫生健康领域。首要影响在于生计。流行病的经济影响会持续较长时期，应对流行病时应当在危机期间和疫情结束后都将其经济影响纳入考量。

在埃博拉危机期间，人员隔离、交通阻断、市场关闭、隔绝人际接触、禁食野生肉类等卫生措施严重影响了当地生计和市场状况；大群援助人员到来引发当地价格飞涨；对死者的物件进行氯化消毒导致了财产损失。埃博拉疫情结束后，经济上的挑战有：家人大批因病去世的家庭失去了收入来源；疫病幸存者被边缘化；倚赖野生肉类猎取和交易的群体失去收入来源；国外投资衰退。

为此，建议：

· 将流行病理解为卫生问题的同时，也理解为经济问题，而经济影响会比卫生影响更持久；

· 在流行病应对期间和过后，将资金投入在人群的长期恢复方面，如生计恢复、儿童学费补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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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应支持医疗护理服务的持续供应

对西非埃博拉的应对本身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当地卫生系统结构本就脆弱，大量资源转向抗击埃博拉后，医疗中心无力处理腹泻、产妇保健、艾滋病毒、结核病接种等常规医疗问题，结果导致了大量死亡。此外，许多当地医护人员面临医患传染的高风险拒绝接收疑似症状的病患，这构成了近半患者无法在公立医院获得医疗的原因。患慢性和急性疾病的患者，以及孕妇或良性疾患的就诊障碍大大增加。

为此，建议：

· 在疫情期间维持产前护理、疫苗接种等基本医疗服务；

· 支持地方医护工作者在采取安全防护的前提下维系常规医疗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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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减轻流行病对教育

社会心理健康和社会凝聚力的影响

大型流行病在疾病受控以后仍对社会留下有害影响。研究已识别出教育、脆弱人群保护、精神健康和社会凝聚力等几方面的负面影响。

2014-16年的埃博拉爆发在教育上有显著影响：有些地方学校关闭，有些父母害怕传染，不愿送孩子上学。而儿童所面临的独特风险则是可能失去父母或照顾者，经历创伤。埃博拉应对中没能系统识别失去监护人的儿童，也就未能考虑到他们的需求。流行病带来的学校关闭、人员流动管制都可能增加儿童和女性的性虐待和性别暴力风险。

在精神健康方面，流行病对失去亲属的人和康复者都造成创伤，且可能带来长期的污名，导致社会对他们的拒斥和经济上的边缘化。有人将埃博拉危机称为“战争”，因其间的混乱、恐惧和丧失感，以及对精神健康的影响都十分类似。在疫情结束后，应当在疗愈个体创伤、支持康复者、支持社会性恢复方面投入资源。

此外，流行病会因人们停止握手、保持人际距离等害怕感染的行为而消解社会凝聚力。信任的缺乏侵蚀了许多受影响社区的系统关系。

为此，建议：

· 通过双向沟通机制等方法，识别不愿送孩子上学的父母，回应他们的恐惧；

· 鼓励教育活动持续，同时培训教师和学生采取避免疾病传播的安全措施；

· 在流行病应对中纳入社会心理和社会凝聚力的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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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心关注：

2月，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郝南联合一批医生及公益人发起了NCP（新冠）生命支援网络，成为本次支持新冠患者及家属的一支重要民间力量。2月19日，郝南在乐天行动派午餐分享会上讲述了应对此次疫情“铺开线上线下的生命线”的故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扫描以下二维码回听他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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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胡葵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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