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发布！《中国基金会新冠抗疫调查》阶段性成果首发

   导读：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于11月22日至27日举办，主题为“因势聚力，协创未来——变局挑战中的基金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在本次年会作了报告发布，报告主题为《变局挑战中的应对与协作:中国基金会新冠抗疫调查》，现将全文分享如下。

▲本文经嘉宾确认发布，仅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全文近6000字，建议阅读时间18分钟。另，2020年会开幕主论坛音频已全部上线，欢迎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回听。

*朱健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报告要点速读

1、参与抗疫基金会类型多样，中小型、新生代、非公募是参与主体。

2、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在抗疫中的表现有所不同，公募组织的募资来源更加多元，募资结构也更加富有韧性，但两者在资金使用方面无显著差异。

3、基金会间协作有限，“自己干”仍是我国基金会项目执行的主要方式，基金会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资助机制。

4、基金会的协作广泛存在，但都以获取资源为主要导向，意味着基金会自身生存仍是第一要务。

5、基金会对民间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仍然相对较低，但也开始认可民间社会组织触达服务对象方面具备优势。

6、基金会和体制内单位合作可以增进组织声誉，意味着社会组织本身的社会影响力还是普遍偏弱。

7、基金会与其他组织大范围的联动存在局限性，以往曾经形成的协作联盟作用有限。

8、基金会规模越大，组织的底气越足，越愿意持续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

9、建议基金会要加强与在地组织的积极配合，建立应急协同网络机制，更加精准地把握地方政府的需求，真正做到政社协同。

10、呼吁建立有韧性的慈善共同体，让基金会与民间社会组织可以形成更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增加透明度，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基金会，减少误解。

以下为正文

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健刚。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么一次盛大的论坛，也非常感谢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委托南开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发布“基金会参与新冠抗疫调查”的报告。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变局挑战中的应对与协作：中国基金会新冠抗疫调查”，这个调查着重研究基金会如何参与新冠疫情的抗疫工作，以及在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大变局下，基金会如何应对和进行协作。完整报告还在继续修改和发展中，也希望得到更多基金会伙伴的支持。

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以下的一些基金会的支持，分别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浙江省微笑明天慈善基金会、湖北卓尔公益基金会。他们不仅在抗疫过程中做了很多贡献，而且也非常支持这样一项行业经验总结与反思的研究。这让我回想起，汶川地震后，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抗震救灾的相关研究，其研究成果影响深远。因此也希望，此研究能够对整个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尤其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能够带来一些启发和影响。

  —  研究背景和目标  —  

那么，为什么我要研究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说，面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全球性的局势发生快速变化，尤其在风险社会下面临重重挑战，如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人类扩张、全球化突飞猛进，诸多变化使得风险骤高，也使整个社会充满了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同时，风险不再拘于一地，可能局部的一个小型突发事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引发全球性灾难，这就给全球的风险带来了事前无法计算的后果。新冠疫情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影响了全球，不是它创造了变局，而是在这么大的变化之中，新冠疫情催生、推动、加速了这一大变局的发展。因此抗疫不但是对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大考，甚至对整个全球而言，也是一场治理大考。这是此项研究最首要的背景。 

第二，国内的政治环境有所变化，在坚定党和政府的绝对领导作用的同时，也强调建立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参与渠道。可以说，在以党的全面领导为特色的举国模式中，抗疫同样也依赖于社会组织的有序参与、普通民众的理性配合、社会资源的有效分配和基层社区的积极应对。这些都在新冠疫情中经受了考验，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和社会的支持，举国模式的相关管理也容易流于形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从武汉开始的抗疫进入到后半场时，社会的自主力量就已经被激活，在不同的地域和层面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用不同的形式来参与，并且通过互联网的作用逐渐汇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的自发秩序，为中国的抗疫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基金会对于这种慈善共同体的形成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调查去理解这种力量如何产生。我们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一，延续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研究：当时在灾区一线的社会力量相对发达，我们研究发现有20个左右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联合救灾行动，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集体亮相。那么，在12年后的2020年，公益慈善行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基金会之间的联动又是如何呢？这是我们想要探究的第一个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这样一场治理大考中，基金会所代表的慈善力量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一点可说是非常具有争论。有些观点认为，基金会作用太令人失望，没有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但是，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基金会发挥了非常积极的力量、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次疫情，也许是中国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全球性资源动员，而其中很大部分都是基金会参与完成的。

那么我们要问，在这场抗疫中，基金会的表现究竟如何？我们最好不是凭情绪或是观点来下结论，而是基于调研的数据和结果来分析发生的问题。

所以，本研究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实务的目标、行动研究的目标，希望对基金会参与新冠抗疫的经验和模式加以总结，以有助于未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第二个目标是学术目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影响慈善力量协作的因素是什么？我们希望提炼其组织协作机制这一概念，增加对社会组织协作方面的学术研究。研究设计基于科学性、可操作性、全面性，抽样方法结合了匹配抽样和随机抽样，这里不再赘述。截止到11月2日，我们收到了有效问卷214份，而这个问卷调查还在继续中，我们期待能够得到网上网下各位基金会伙伴的继续支持。

  —   参与抗疫的基本情况和动机   —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参与调研的214家基金会大体是什么情况。

他们的年平均总收入是5142万（2019年数据），组织服务地域覆盖全国的有145家，还有省级、地市级和区县一级的，尤其是在区县一级我们也找到6家基金会。其中，有参与抗疫的是193家，没有参与的是21家。这可能存在样本偏差，我们希望那些没有参与抗疫的基金会，当被问卷抽到的时候也能够配合支持，使研究能够更好地了解全局的情况。

同时，其中有37家是运作型基金会，有47家是资助型，133家是两者兼有，这也正反映了中国基金会的基本情况，即主要是混合型基金会，纯资助的非常少。 

虽然这些基金会年平均总收入是几千万，但是，年收入在1000万以下、成立不满10年、全职员工不满10人的基金会，是参与调研基金会的主体。从组织年收入、成立时间、人员规模来看，基金会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 

公募和非公募的情况是，61家为公募基金会，159家为非公募基金会。以非公募基金会为主、公募基金会为辅，这与总体8200家基金会的公募与非公募的占比基本一致。

在参与调研的基金会中，大部分基金会响应抗疫工作都是非常迅速，有一半组织在3月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不是说基金会反应迟缓、没有做什么事情；从数据来看，非常多的基金会在3月前、也就是开始举国抗疫的时候，就已经在积极地参与行动。他们总共筹集了大约38亿多元的捐款，其中企业和高净值人群捐赠是捐款主力；筹款的资金主要用于直接开展服务、占53.51%，资助相对弱一点。在抗疫工作里面，主要的资金支出用途是购买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对特殊群体的帮扶、医护人员的慰问；大约有80%的组织都参与了医药物资的购买、运输、对接和派发。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就是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在是否参与抗疫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参与抗疫的可能性更大；同时，公募基金会的参与募资的可能性、募资金额也显著高于非公募基金会。公募基金会占比虽然少，但其募资总额呈现了垄断的态势。

调查数据还显示，在抗疫过程中，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与结构占比有所不同，非公募基金会更加依赖于企业或者高净值人群，平均约占67.35%，而公募基金会来自于企业和高净值人群的资金仅凭君占39.1%，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显著的。总体来看，公募基金会的募款来源更加多元化，募资结构也更加富有韧性。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在资金使用方面倒没有显著差异，他们都更偏好自己执行项目。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基金会主要参与抗疫的动机，最主要的动机有如下三个：

第一是响应政府号召，此次新冠抗疫可以说是一个高度配合政府的机制；第二，基金会认为自己在公共危机到来时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第三就是，受到机构使命的召唤。

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公募基金会和具有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在响应政府号召方面，显著高于非公募和其他背景的组织；在回应民众需要这一动机方面，公募与非公募基金会志间也存在一些显著的差异；此外，45.33%的基金会此前具有抗灾经验，但对是否参与抗疫并没有显著影响。

所以，我们总结了一些初步的结论：

• 从类型上来看，中小型、新生代、非公募的基金会是参与主体，使得慈善力量参与抗疫呈现出更多活力与多样化的特征；

• 但另一方面，由于公募和官方背景的基金会占据一定制度性和历史性的优势，具备更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资源的结构韧性；

• 最后，“自己干”仍然是我国基金会的一个习惯性动作，基金会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合作资助的机制。虽然有协作，但是合作资助这种形式还没有普遍出现。

   —  基金会协作概况  —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协作的整体情况。问卷设计了跟基金会合作的三类组织：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和体制内单位，分别调查基金会与基金会、基金会与这三类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研究发现，协作是广泛存在的，85%的基金会至少与基金会和其他三类组织之一在抗疫过程中存在协作，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结果。

但是，从协作的对象和满意度来看，基金会更常与基金会和企业协作，而与民间社会组织协作想多较少、不足50%；基金会与企业协作的信任度和满意度都最高，但对民间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与满意度相对较低。

从协作的内容来看，基金会之间主要是共享需求信息、关系与物资资源，他们之间是一种协作伙伴的关系；基金会与民间社会组织之间主要是联合宣传、共享需求信息和关系资源；基金会与企业的协作内容包括接受企业资助、共享物资资源和需求信息；基金会与体制内单位主要的协作内容是，共享需求信息，关系与物质资源。 

从基金会的视角来看协作的效果，可以看出，基金会彼此之间协作主要提高了服务递送的便利性、增进了合作对象对机构的信任；基金会与民间社会组织协作，除了提高服务递送便利性以外，也提高了机构的目标完成度；基金会与企业协作效果最佳项则是增强了机构与企业的关系、增进了合作企业对机构的信任；最后是体制内单位，包括政府部门、一些官办的协会等，协作效果最佳项是提升了机构在公众中的声誉、和增进合作的政府部门对机构的信任。

从协作的动因来看，基金会跟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协作动机有明显不同。基金会彼此的协作中，最看重业务能力、社会声誉和相关的服务领域；基金会与民间社会组织协作，更看重对方的业务能力、以及能否直接接触到受益群体和相关的服务领域；基金会与企业协作最看重的是企业的业务能力、过往合作经历和是否为本会资方；基金会与体制内单位的协作，最看重是否能直接接触到受益群体、以及政府部门职责范围和沟通是否便利。

在接受调研的基金会中，只有少数组织参与了协作网络的平台，虽然有比如中国基金会行业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共同倡议、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姐妹决战安心行动等一些网络，但这些网络基本上还是松散性的，并没有什么管理规范。

我们总结的关于基金会协作的基本结论有以下五点：

第一，协作是在基金会中广泛存在，但多数是以获取资源为主要导向，而非资助和支持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这意味着基金会仍然是把自身的生存看作是第一要务。

其次，基金会对民间社会组织信任度仍然相对较低，不过越来越多基金会也开始承认，民间社会组织在触达服务对象方面具备一些优势。

第三，基金会和体制内单位的合作，有助于增进组织的声望，但这也意味着慈善力量本身的社会影响力还普遍偏弱，需要依赖跟体制内单位的合作来增强组织的影响。

第四，基金会与其他类型组织的大范围联动仍然比较缺失，在汶川地震救灾之后形成的一些协作联盟，除了比如壹基金还在继承发展，其他相对较为活跃的联盟都已不再存在了。

第五，组织规模越大、底气越足，越愿意持续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合作。

  —  挑战和应对  —  

基金会在抗疫过程中面临两个比较突出的挑战，分别是：

第一，基金会虽然对自身在抗疫中的表现满意度比较高（平均4.17分），但对于整个基金会行业在抗疫中的表现评价要低于自身满意度评价（平均3.93分）。

第二，识别地方政府的需求、以及应对地方政府对抗疫活动准入的要求，也是基金会参与抗疫的一个突出的挑战。

因此，我们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是基金会与在地组织的积极配合最为重要，如志愿服务组织、基层政府和医院等；

二是增强基金会行业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专业运作能力势在必行，大家普遍认为在日常物资储备、关系网络搭建、资源调配与筹集、公开透明募资流程等方面，都需要加强专业能力；

三是基金会需要更精确地把握地方政府的需求，真正做到政社协同；

四是要建立应急协同网络机制，加强垂直协作，增强横向连结，保持机制的动态与长效；

五是加强行业间的沟通交流学习，就像今天这样的论坛，大家认为还是非常需要的。

  —  启示与探讨  —  

最后，从前面做的分析中，有一些启示有待后续继续探讨。

从宏观意义上，以基金会为枢纽的慈善资源调配的共同体正在形成，这个共同体以救济物资和资金流动为核心，围绕着基金会而展开。各种物资和资金由企业或高净值人群捐赠，经过基金会的协调和组织，再通过相关企业的物流系统输送到需要资源的医院或病人，这是此次新冠抗疫过程中彰显的一个特点。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很多资源以全球为背景开展动被筹集，并有无数的企业和个人志愿者参与其中。这种慈善救援的最后一公里，甚至超越武汉，延伸到湖北以外全国各地，深入到更多的地方医院和基层社区，也涌现出一批卓越基金会的典型个案。他们以及背后的大型企业和企业家，在抗疫中表现出令世界瞩目的物资及资金动员上的效率。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基金会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传统的组织异质性的惯性仍然存在，组织成立背景、公募还是非公募，是这些基金会产生差异的一个重要的衡量要素。慈善力量的整体联动能力较为不足，不少基金会自身资源有限，也存在着谋求生存的逻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益慈善行业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企业和高净值人群虽是目前资金贡献的主力，但普通个体中国人的捐赠实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我们期待，在基金会行业未来发展过程中，能够逐渐建立一个有韧性的慈善共同体，通过建设韧性的资源体系，让基金会与民间社会组织形成更有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同时，基金会行业也需要增进公众的理解，比如这次疫情中，如做出很大贡献的韩红基金会，仍然受到公众种种质疑甚至污名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基金会自身需要增加透明度、允许社会公众问责，来减少人们对基金会的种种误解，从而共同使得慈善事业和有韧性的慈善共同体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

谢谢大家！

END

本文内容来自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版权由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独家所有。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或在本文评论区留言，转载必须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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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陈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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