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仲辉追忆商玉生：中国公益的未来在于自律和持守
导读：
2020年7月15日，当代中国民间公益创新发展的元老级、功勋级人物、推动中国公益行业自律制度建设的第一人——商玉生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1岁。
在商玉生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基金会中心网、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拟于2021年7月底联合举办周年追思活动，缅怀与纪念前辈走过的长路。追思活动前，《华夏时报》专访了与商玉生相交近三十载的朋友和同道——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
▲本文转载自《华夏时报》，记者文梅。
*原图来自原文
有人曾这样诠释生命的意义：”一个人肉体的生命消逝了，若他曾在这世间留下超越凡俗意义的事物，且能够随着时间而不断生长延续和传承，那便是永远值得铭记的离开。因为，传承是另一种形式的重生。”
这句话也是对商玉生一生最好的诠释。
2020年7月15日，最早推动中国基金会联合、公信力建设、人才培训、行业空间拓展的先驱者商玉生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1岁。商玉生生前曾先后担任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秘书长、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创始理事长、基金会中心网终身名誉理事长；他也是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的联合倡议发起人。
2021年7月15日是商玉生先生去世一周年，一些曾与商玉生有过交集或共同奋斗过的中国公益人决定为他举行周年追思会，缅怀他为中国公益事业做出的诸多努力和贡献，让更多有志于公益的年轻人理解公益的真正内涵，让商玉生的公益精神得以永续和传承。
追思会前夕，《华夏时报》专访了与商玉生相交近三十载的朋友和同道——爱德基金会理事长丘仲辉。采访当天，丘仲辉一身深色西装，端坐于办公桌前，儒雅亲和。追忆往事，丘仲辉告诉记者，他与商玉生共同走过的公益之路，那些欢欣鼓舞、那些失败挫折，那些互相勉励和支持的峥嵘岁月，都是他一生最为难忘和珍贵的回忆。
窗外隐约鸟鸣声，办公室里绿植清脆，一缕淡淡的阳光从窗外映射进来，丘仲辉从与商玉生先生初识时的印象谈起。在丘仲辉眼中，商玉生永远温文尔雅，低调内敛，但又和蔼可亲，常常替他人着想。他说，商玉生是对中国公益事业有着高度前瞻性的前辈。创立NPO信息咨询中心和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创办基金会中心网及至后来发起爱德基金会传一基金，都是商玉生一生中为推动公益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有别于大多数人追忆逝者所表现出的悲伤和哀戚，丘仲辉说起商玉生和他的过往故事，常常不自觉地浮现出温暖的微笑，好像那一瞬间他又看到了老友熟悉的身影，还有彼此共同走过的奋斗轨迹。
对于丘仲辉来说，回忆商玉生，几乎等同于重温中国公益发展的历史。“诚信”“自律”“公信力建设”这些词语被他反复提及。这些也是商老生前一直忧虑和牵挂的问题。
丘仲辉说，从中国公益发展的几个重要节点来看：1998年抗洪，一些公益组织参与，但影响不大；2008年汶川地震，社会公众真正对公益组织有了认识；2012年郭美美事件，人们对公益组织的看法又产生了变化……由于中国公益行业发展的时间太短，能力也太弱，加上混杂其中的负面问题，导致公众因为不了解和不理解，对公益组织产生错觉和偏见。
丘仲辉认为，面对今日世界格局巨变，国际关系也随之产生剧变，社会分层不断加剧，各种矛盾也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公益更有其独到的价值。他始终坚信，爱的恒久和包容，对当今国际社会矛盾和人类冲突能够起到润滑剂乃至消融坚冰的作用。
他倡导公益创新，但强调好的创新源自持守和自律。“只要始终如一，坚持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向前走，我坚信公益最终一定会体现出它的光辉所在。若有一天中国公益真能发展如此，我想无论是商老，还是那些已经离开我们的公益前辈们，也会含笑九泉吧。”丘仲辉说。
以下是访谈内容
《华夏时报》：相交三十余载，商老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丘仲辉：可以这样说，商老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核心人物，但他又从不张扬高调出头，一直都很内敛低调。他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平时话不多。按理说，做行业推动和协调工作，你不爱说话、不爱表达能行吗？怎么跟人打交道沟通呢？但商老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他温文尔雅，宁静平和当中又充满韧性，尽管一路上困难挫折不断，但他从不轻言放弃，始终坚韧不拔地执着于他所热爱的公益事业，他是一位对行业发展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前辈。
《华夏时报》：这么多年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有没有看到他跟谁着过急、红过脸，或者情绪比较激烈的时候？
丘仲辉：商老好像很少会发脾气或者情绪不好，所以这方面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由于爱德基金会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1985年就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因此商老对爱德总是十分关心、关注和尊重。每次我去北京开会，他只要一看到我，一定会上前亲切地询问：“仲辉，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爱德情况如何？”他总是关心别人，待人平等，和蔼可亲。在公众场合讲话，他的声音从来不高，语速也不快。而且开会的时候他从来不会第一个发言，总是靠后。实际上也正因如此，他才是最适合担任行业领导角色的那个人。要知道每个机构的负责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能把这些机构的领导融在一起，共同推动一些事情，其实很不容易，商老在其中就起到了这样一种粘合剂的作用。
*图片来自网络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商老对于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哪些推动作用，为此做出了哪些努力？
丘仲辉：我跟商老初识大概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是通过当时我们爱德基金会的董事朱传一先生介绍认识的。商老和朱老他俩很早就相熟，有一次我去北京开会，刚好他们两人也在现场，我们聊得很投机，很快就慢慢熟络起来。早在90年代中期，商老还在国家科学基金研究会工作时，就力主推动基金会行业的合作发展，当时还发起召开了基金会承德会议。1998年商玉生在多家非营利组织的支持下创立了中国非营利事业的第一家行业支持性组织“基金会与非营利机构信息网”，并创办了反映中国非营利事业发展情况的第一份行业内刊信息网《通讯》；2001年初信息网在工商注册为“恩玖信息咨询中心”，内刊也改为《NPO探索》，后定名为《NPO纵横》。我们可以想像，在当时这两个“第一”的厚礼，对于刚刚兴起的中国非营利事业这个稚嫩的行业是多么弥足珍贵！而这些工作，正是在商老的主持和主要努力下开展的。
当年恩玖的成立，商老已六十开外，但他仍身体力行，前期一些具体琐碎的事情都是他在操办。由于恩玖最初是以公司注册运营，没有公益机构的身份，公益行业的很多工作开展起来诸多不便。后来，在何道峰的帮助下，2009年把恩玖从公司转成社会组织运营。而在整个这一时期恩玖中心的工作，特别是在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商老无疑是属于领袖人物，贡献巨大。为什么大家都对商老如此怀念？我想，首先缘于他对公益行业的发展和建设的贡献具有独到性和前瞻性。
上世纪80年代，商老加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是基金委员会成立时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后他作为发起人之一，推动成立了中国科学基金研究会并担任秘书长，这是一个由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机构。卸任之后，他便很快投身于民间非营利组织，力求推动和孵化更多民间公益机构。更为关键的是，他始终强调要把“诚信”作为公益行业的立身之本。我记得那还是在2003年3月，包括中日韩在内三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专门召开了一次论坛，气氛非常活跃。我们当时就提出，要让我们的行业能够发展起来，要让政府放心，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把行业管理好，把机构管理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好自律，否则，就很难有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对于商老而言，他始终紧紧抓住这一关键点，从实务管理到行业推动，从政府机构到民间非营利组织，再到形成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三家基金会加上恩玖中心的3+1自律联盟工作小组，并成立了商玉生、徐永光、何道峰、康晓光、顾晓今和我组成的“自律行动指导委员会”，这个过程是水到渠成的。不过，当时业内个别不太了解情况的人对这个自律联盟工作小组的作用不太明白，认为“就你们四家机构搞来搞去的，有什么用呢？”面对这种质疑，何道峰曾十分认真又半开玩笑地说：“别人搞不搞自律我们无权干涉，但我们可是自觉自愿、心甘情愿地‘从我做起’，先从自己身上开刀，先‘自残’。“商老对此非常认同，他觉得这件事总要有人先迈出一步，摸索经验，然后逐步推行，否则永远也无法前进。
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成立，这对于中国公益行业的发展来说无异于迈上了新台阶。如果说最初的自律联盟工作小组是我们在小圈子里的抛砖引玉，那么基金会中心网的成立则意味着是时候整个行业共同推动诚信建设了。当时是35家机构联合发起，大家承诺将本机构所有的信息悉数提供给基金会中心网，通过其网络平台将这些信息向政府和社会公众予以公示，让全社会监督。可以说，从1998年恩玖成立，到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成立，我们公益行业诚信自律平台的搭建差不多走过了十二年的历程。在此期间，恩玖中心还在商老的主要领导下，组织开展了多种业内甚至跨界的培训课程和研讨会及论坛，这对于初起的中国公益事业可谓是久旱逢甘霖，所发挥的作用和意义至关重要。事实上，国内最初的公益界领导人以及后来成为许多新兴公益组织的领导人都受益其中，并且还包括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公益研究的许多学者。
2010年基金会中心网成立之后的那些年，商老因为健康状况不如从前，慢慢淡出，但他对公益行业的发展依然高度关注，充满牵挂。2012年郭美美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公益事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行业内一些人的做法也让社会公众对公益产生了质疑。这种连锁反应让一些年轻人泯没了他们曾经对公益事业的向往和热情，打消了进入公益组织工作的念头。当时整体的社会氛围对公益行业非常不利，社会舆论也近乎一边倒。那段时间我心里特别的着急和难过。
有一次我去北京，和徐永光等几位行业老友相聚。大家坐在一起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都觉得我们对于公益人当下的艰难处境必须有所行动。当时刚好也发生了几个极端的例子，某公益组织的员工突然生了重病，但得不到任何救助，其组织负责人和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因此，大家商量应该设立一个专门帮助和关爱公益人的基金，一旦有公益同仁需要帮助，起码可以助力他们渡过难关，决不能让平时以助人为主业的公益人在自身遇到难处的时候，身陷绝境。后来我们就成立了爱德恩玖关爱基金，这个基金收到的第一笔捐款就是来自商老，充分体现了商老对公益同仁一如既往的关爱和呵护。
商老在业内做的最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于2017年联合倡议成立了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这是为纪念朱传一先生所设立。朱老是我国提出社会保障的第一人，也是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他是中国公益事业的重要倡导者和推动者。商老在九十年代就和朱老素有渊源，一直到2010年前后，朱老都很活跃，相当于我们业内的智囊，他和商老的感情也很深。2015年朱老去世，为纪念朱老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杰出贡献，2017年成立了传一基金。记得在当年8月31日的成立仪式上我曾这样表达：“传一基金将秉承朱先生的遗愿，志在打造一个百年慈善文化基金，不汲汲于过眼辉煌，不戚戚于一时黯淡，所恒久追求者唯有使命：即共筑慈善文化平台，共享慈善文化价值，共推慈善事业发展，共促中华文化复兴。”从深层意义而言，我们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就像此刻我们追忆商老，不是为了追思而追思，而是为了将他们未竟的事业更好的弘扬和传承下去。
我们之所以将传一基金的宗旨定位于促进慈善文化建设，就是因其是公益事业的发展基础。无论是最初的启蒙、培育，还是推动公益行业的发展和诚信建设，再到现在的文化建设，其实都是一个正向的过程。自2003年起，朱老的哥哥朱传榘先生为推动国内公益事业的发展曾数次回国讲演，业内组织过多场讨论，商老也积极参与其中，主题是“看不见的手”，我们将公益组织定位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 “第三只手”，我们商议如何借助这只“无形的手”，助力社会更加美好。朱老在去世前的病床上还曾两次电话找我，希望深入探讨何为“公益的信仰”，他对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真正是心心念念，鞠躬尽瘁。无论朱老、商老还是永光、道峰这些人，我们都觉得中国公益事业要想长足的发展，一定要有传统的内涵做积淀和支撑，再加上现代公益的融合，方有所得。我也一直强调，公益没有信仰，是走不远、走不好的。
《华夏时报》：那您理解的这个传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体系的传统，还是说其中哪一部分是重点？
丘仲辉：我认为公益文化是整体融合于整个中华文化传统当中的，所以你不可能把它分割开来。从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文化传统，演进到今天互联网公益的现代化格局，都属于公益事业的宝贵财富，而不能偏废或只强调某一个点。
面对今日世界格局之巨变，国际关系也随之产生剧变，社会分层不断加剧，各种矛盾也接踵而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弘扬我们文化的软实力，而在我看来公益更有其独到的价值。爱，是恒久，是包容。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社会冲突中，其力量似乎不足以与之直面和抗衡，但我始终坚信，爱的恒久和包容，对于当今地球村中居住的人类冲突能够起到润滑剂乃至消融坚冰的作用。
时至今日，我们纪念商老，强调传一基金的使命，试图以爱去寻求和唤醒人类本性中最基本也是最共同的特质，就是要努力使得这个世界更美好，而在这注定艰难的道路上，尤其需要公益人的恒久建设。这种感觉也许可以用去年我在商老的追思会上所说的那句话来概括：“真理是爱，让我们在爱中求索。商老已经离我们而去，愿他在天国安息，在爱里安息。”但我们活着的人依然有责任继续在爱中求索，这就是我们的传统、传承和担当。当然，有时候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回首往事，似乎也有些许莫名的滋味，现在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华夏时报》：那一刻涌上心头的，对您来说是困惑，还是伤感？
丘仲辉：作为一个人，难免被各种情绪侵扰，有时困惑，有时伤感，兼而有之吧。但于我而言，更多的还是两个字：持守。只要始终如一，坚持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向前走，我坚信公益最终一定会体现出它的光辉所在。
为什么说我似乎有些许困惑，还有些许伤感？因为我发现人在利益面前是否能够持守其初心和信念，这个问题并不绝对。我们原来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很好很稳定，现在再看呢？本质就在于他们的社会也出现了挑战，经济下行，疫情严重。所有这些现象，让我意识到，任何人、任何组织，不能光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要观察他们是否可以始终如一的持守自己的信念。在此过程中，你就不难发现，很多人在利益面前其实已经迷失了信仰，丢掉了价值观，丢弃了他们原有的文明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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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时报》：面对当前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格局，您认为中国公益人该如何用扬弃的精神，去持守自己的道路？
丘仲辉：我是这样理解——如果拿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为参照，我曾说爱德基金会属于中国的“公益特区”，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立足在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公益慈善的一些理念和方法，绝不照抄照搬，而是有取有舍的扬弃。比如我们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爱德的社区发展参与理念，即强调政府、群众、公益组织和全社会的共同的参与，才能够最大化地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协调各方资源，实现公益的最佳社会效应；又比如我们提出独立自主、开放合作的原则，坚持走我们中国社会组织的自我发展道路，从接收外援到依靠本国力量走向世界。正因如此，商老十分支持爱德的工作并一直呵护有加，跟我们的关系也非常亲近。其实平时我跟他私下交流并不是很频繁，见面的场合大多就是到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但我们的友情就是在这样日积月累的相处中产生，彼此的信任和联结也基于对我们国家和对公益的热爱。
《华夏时报》：结合您个人对公益慈善事业的理解和体验，如何总结其意义和内涵？
丘仲辉：如果从个人生命层面来解释公益，那我的理解即“公益是爱” ，因为爱让你的生命更加丰盛，感受到更多真善美。但你要是说自踏上公益之路，就一如既往，绝不回头，没有彷徨，没有犹豫，没有怀疑，一路到底……这显然不可能，是不真实的。因为人对公益的理解和体验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过程，需要用整个生命去度量和体悟。面对这样一个大千世界，人会经受各种诱惑，也会遇到各种挫折，碰到各种变局。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当你真正走过再回望之时，最终你的持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是普通人，都会有犹豫软弱的时候，但只要你能持守自己的理想和方向，总能有所收获。
现在，公益行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一些影响，存在一些浮躁的东西，尤其当我们在强调变革创新之时，更要谨记“来时路不可忘”。公益创新需要“持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持守”实际上正体现在不断的创新之中。假如公益不能努力创新，那公益就没有希望。
如果你用心观察，就会发现，相比当下中国企业创新，公益行业创新的动力远远不够。我们公益人不能仅把公益当作一种职业，一定要把它当作事业，当作志业去做，也就是要用心去做，才会有不竭的激情和内驱动力，进步的源泉也就在此。你当然可以讲各种新鲜花哨的理念，但最后还是要归于落实践行。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倡导社会责任，强调社会价值，企业都如此注重这些元素，我们公益组织本身那就更要持守啊。只有持守，才能激发公益人的内驱动力，释放内心的激情去拥抱创新。在自律持守的基础上创新，不仅对当前公益行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对商老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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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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