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三十年慈善公益路的一些体会

2023年11月22日至23日，由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北京基业长青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3年会（以下简称“2023年会”）在深圳圆满举办。

本次年会是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连续举办的第十五次年会，也是基金会伙伴们时隔四年的首次大规模线下相聚。来自全国近500家机构、1000名伙伴共聚深圳，2场主论坛、12场平行论坛和1场长青文献图书馆展览活动，从多维度解析“笃行致远——基金会的‘功’守之道”的年会主题。

本文为中国市长协会顾问、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创会会长陶斯亮在主论坛上的总结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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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斯亮

中国市长协会顾问

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创会会长

图：陶斯亮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3年会上演讲

非常感谢大会的组织者，让我这么一个老人还有机会和年轻的同行们一起探讨慈善公益的话题。

先和大家说一个小段子。有一天，陈行甲来我家看望我。听他讲述了他的经历后，我老伴特别感触地说：“你是井冈山的初心，清华大学的思维，信息化时代的慈善。”我就问老伴：“那我呢？”他说：“你是好心老太太的初心，跟着感觉走的思维，说不清楚是什么时代的慈善。”我觉得他讲得挺对的，这就把我这样的老一代慈善人和新一代慈善人的区别说出来了。

我的慈善公益路

做慈善公益，有的人是有意为之，有的人是无心插柳，有的人是误打误闯，有的人是为了饭碗，我则是自然而然。很小的时候，我的心中就被种下了一颗慈善的种子。此后几十年，这个种子得到了发芽长大的机会。

在我两岁到九岁之间，红军老战士杨叔叔受我父母的托付，抚养了我七年。他虽出身偏远贫寒的农村，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二级伤残人士，但他用中国农民最质朴的“温良恭俭让”“ 仁义礼智信”“仁者爰人”这些传统文化，在我幼小的心里植入一颗善的种子。他是我的人生启蒙者，后来他迁墓时，我送上了一块“感恩碑”。

我从小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几十年接受的一方面是红色革命教育，其核心就是解决信仰问题。虽然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一系列左的错误，但文革前社会风气还是好的，大家学焦裕禄、学雷锋，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和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我接受到了救死扶伤的专业教育。我觉得我的年轻时代并不空虚。

文革十年浩劫，最可怕之处就是人性的泯灭。于我来说，最大的影响就是接触到真实的社会，特别是看到中国最贫困的农民们令人触目惊心的生存环境，我受到了极大震撼，为此哭了好几天。在大西北五年的体验，对我日后行善起到了破土萌芽的作用。

1991年，我主动要求去中国医学基金会，当了十年会长。后又去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当了十年理事长。2015年，我与中国市长协会一道，在“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这三家基金会是我的慈善生涯成长、开花和结果的过程。

既然走了这三十年，总归不是白走的，我想就这三十年的探索之路谈谈我个人的体会。

探索之路上的思考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的第一个体会是，在中国搞慈善公益，说一千道一万，活下来就算初步成功，若再能为弱势群体做一些事情，那就有了社会价值。

我1991年开始从事慈善公益事业，那时候就感觉很难，是为生存而挣扎，因为常常半年都发不出工资。我深深感觉到，做慈善公益，如果没有一颗热心肠，没有奉献精神和利他主义精神，基本坚持不下来。

我的慈善公益之路，就是从这样“乞丐”般的境况开始的。后来，我想要建一个“小而美”的基金会。我当时想，建不了大的机构，我建个美一点的机构还不行吗？然而，永光有一篇文章说“小而美”就是花拳绣腿，给了我当头一棒。我觉得自己的办会宗旨有问题，于是开始寻求实力办会。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从诞生到发展，我们一直在追求卓越。

我曾经工作过的另外两个基金会也生存了下来，而且都发展得很好。就这样，一路三十年，我从“慈善乞丐”到追求卓越，可以说是筚路蓝缕、一路坎坷。

所以，我觉得办基金会难度很大，尤其是早期，如果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强盛的家族支持，要坚持下来很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坚持下来，一定会对社会有价值。

第二个体会，慈善在西方往往有宗教情结，而在我们中国，总是受到道德的约束，认为抛头露面就是为了出风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崇尚做好事不留名，越低调越好。因此，我们一直都默默无闻，工作也开展不起来。后来，我和美国的大慈善家、斯达克听力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尔·奥斯汀合作了八年，他的慈善理念给我带来了很多借鉴。马斯克曾经很尖锐地批评中国的知识精英花很多精力在人情世故上。中国确实是一个精于“关系学”的熟人社会，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既没有权力也没有钱的人来说，只能依靠“关系”。我把我的人际关系变成公益资源，为慈善公益事业服务，这样的“关系学”也没什么不好。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能动员的人都动员起来，帮我做慈善。只要用在正道上，人脉也可以是一种资源。

第三个体会，中国人有爱心、有善心、也有善根，我们的民族文化也有善文化，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东西。想来想去，我觉得缺的是对慈善的尊重、对需要帮助的人的尊重。经常有美国人收养中国的残疾儿童，他们非常尊重残疾儿童，并且感谢上天给予他们最好的礼物。平时经常穿人字拖和大裤衩的美国人，在慈善晚宴上都穿着晚礼服，这也是出于尊重。我以前当过军人，习惯于以朴素为美，现在也开始捯饬自己。我觉得无论多大年纪，把自己稍微打扮一下，既是对别人的尊敬，也是对自己的尊敬，也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尊敬，这有什么不好呢？现在，每次举办慈善晚宴，我都喜欢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伙伴们，而且鼓励她们这么做。

第四个体会，就是要注重仪式感。我们中国人往往很重视形式，这和注重仪式有本质区别。搞形式主义是为了服务领导，比如打出横幅欢迎领导，搞很多明面上的事情。而注重仪式，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受助者。现在爱尔基金会就比较注重仪式，让受助者觉得很舒服。举个例子，我们组织听力救助活动的时候，现场来了很多来自农村的有听力障碍的老乡。穿着统一制服的工作人员会一直服务这些听障老乡。每一位听障老乡每进行到一个程序，都有人送、有人接，让受助者感觉到“我是被尊敬的、被尊重的、被友好包裹的”。注重仪式感，核心也是为了表达对受助者的重视。

从社会层面来说，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善文化，感人的善举不胜枚举，但我觉得始终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也就是信仰的层面、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层面——而是仍然处于人类最初始的怜悯和同情。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没有向慈善公益组织捐款的意愿和习惯。我了解到2022年慈善捐赠的数据，整个美国有近5000亿美元，其中个人捐赠是3100亿美元，占将近70%；而中国2022年慈善捐赠是2000亿元人民币，其中，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捐赠占60%以上。西方的觉悟和道德并不比我们高，但他们的慈善是融合在宗教信仰里的。

中国社会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比如共享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无论走到城市还是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能看到既完善又漂亮的硬件建设。中国式扶贫的行动和成果也是有目共睹。我们为脱贫事业选派了多少驻村干部？拨付了多少资金？这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的。我们2020年就实现了全面脱贫，比联合国设定的消除贫困的目标提前了十年完成。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绩都很辉煌，也是不容抹杀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受到，社会上充斥着仇富、仇官、仇美的戾气，尤其是互联网上。我们的社会目前还远远称不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慈善的社会，或者说是对弱势群体友好的社会。我们至今还在纠结“被捐助者应不应该向捐助者报恩”“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扶”“到底是坏人变老了，还是老人变坏了”这些话题。我们国家超过八千万残疾人，但我们在生活中看不到他们，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往往很自卑，不愿意出门。这些现象与华夏辉煌的五千年古老文明，以及我们所追求的崇高信仰很不相称。所以，要达到慈善的社会、对弱势群体友好的社会，还需要我们加倍努力。我们这代人可能已经无能为力了，得靠现在的年轻一代来改变社会风气。

从政府层面来说，不可否认，在中国，政府在慈善公益中的主导作用非常强。这样的好处是，我们关注的社会问题一旦被政府意识到，就一定能够解决。我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的一些公益事业做着做着就做不下去了，下面的听众都竖起耳朵等着听，以为我说资金断裂了或者是人员跑了，结果我说“主要是政府接管了”，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我们开展的新生儿听力救助现在已经被政府接管了，我们的脑瘫救助项目可能也要退出了。

但我同时也感觉到，政府的意志力太强也会带来问题。慈善的魅力之一在于自愿原则，如果是发自内心地想做好事，想帮助他人，想为慈善事业捐一笔钱，这样的慈善是有魅力的；如果是强制性地捐款、分配任务、政治动员，甚至道德绑架，我觉得对慈善是一种伤害。

比如，在我们开展的“智力工程”上，政府干预力度太强的两面性体现得特别充分。由于碘缺乏病导致的儿童智商低下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大概有三亿人生活在缺碘地区。那时候，联合国在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执行九十年代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提出了到2000年所有国家在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方面的主要目标。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个宣言。所以，我们的“智力工程”开始的时候，政府支持力度很大，还发布了一个全民加碘的行政条例，让碘缺乏病比较普遍和被私盐控制的地区全都吃上了加碘的盐，从源头上把碘缺乏病压住了。2000年，我们正在实施0—2岁儿童补碘行动，因为在孩子两岁之前补碘，对智力改善的帮助很大。然而，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却被政府叫停了，因为当时已经“没有”碘缺乏病了，我们不得不停止了这个项目。我觉得这就是政府干预力度过大导致的弊端之一。我们向世界承诺了消除碘缺乏病，并不等于中国真正就消除了碘缺乏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敢说是不是妄言了。

我的深切体会是，在中国，没有政府的支持确实不行，但政府意志力太强了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制约。对于我们这样的慈善公益组织来说，跟政府合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所以，怎样跟政府合作，怎样既合作又能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结语

我在中国市长协会干了二十四年，到74岁高龄才退休；但我的慈善公益之路，现在还没有停下来。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会一直走下去。这三十多年，对于我这样没有权、没有钱的人来说，确实不是很顺畅。但是之所以能够坚持走下来，我也没有什么高的觉悟或者大道理，就是一个词：热爱。

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平庸的，但我是一个有目标的人，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我永远没有失去过目标。做慈善公益，让我心中一直有一盏明灯，指引着我永远向前。我们经常在青藏路上看到一步一叩首的朝圣者，觉得他们很辛苦，但是他们的内心有信仰、有光亮，可能是快乐的。我觉得我和他们很像。

我很荣幸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这样的年龄，还能赶上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中国慈善公益事业从弱小到壮大，我是一个见证者和追随者，我觉得何其幸也！非常感谢今天有机会来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一点体会，讲的不一定对，但和大家共享，希望你们以后的路越走越畅。我们终于熬过了只看经济、不看民生的阶段，国家的重点已经转到高质量发展和民生上来，这对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人是极大的有利。现在90后、00后的年轻一代们，从小吸收的精神营养中天然具有现代慈善的理念。希望新一代的公益人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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