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板——作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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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吴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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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

2015年7月28号，我从燕郊去往东四环的一所公寓，第一次见到作业本。

他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装，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抽着云烟大重九。聊了不到三分钟，“行，明天过来上班吧”，他以这句话结束那简短的面试。

2015年我大学毕业，一个月内，连续被两家公司辞退。第一个公司是去年上市的《创业家》，在那实习了十多天，正要拿着毕业证去入职时，人事打电话跟我说公司不缺人了。

第二份工作在亦庄，是一家卖古琴的公司，我负责文案。一周之后，我又被辞退，原因是我上班期间坐姿不正，时而抖腿，影响了公司古典优雅、庄严肃穆的文化氛围。

再加上与一位同事因为一句文案争执了一下午，她把事情告诉老板，最后判我一个不服从上司（组长）安排的罪名。

那家公司是一个富二代开得，办公室金碧辉煌，大小古玩不计其数，各类名花名草摆放地错落有致。

公司有十多个人，集体住在亦庄的一个村子里，房子是一个破旧的二层小楼。平时上下班车接车送，司机大哥也是公司员工，我与他住一个屋。

被人事告知“你不适合这份工作”后，那天下午一下班，回到住处我就开始收拾行李。将近傍晚，我背着包提着箱子下了二楼，走到院子里，回头望向二楼的走廊，没看到一个同事，只有老板养的那两条半人高的哈士奇目送我离开。

走时没拿到一分钱工资。 

愤怒之余我把这段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发到微博，私信给很多网络名人，包括罗永浩、韩寒、作业本。幸运的是，第二天收到了作业本的回复，当然，他也是唯一一个给我回复的。

彼时正值暑假，我和一位同班同学仍住在学校宿舍，他考上了研究生，暑假在校做家教挣学费，我忙着投简历找工作。

收到作业本的回复后，我跟他炫耀：“老子以后要跟大V混了，不出三年，老子也一定是个大V。”他不屑地看了看我，说了句：“苟富贵，勿相忘。”

时过境迁，造化弄人，一晃三年就这么过去了。如今他已是中国民航大学的助教，前阵子通过朋友圈看到他即将结婚的消息。

而此时的我已经失业了两个多月，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点，连给他朋友圈点赞的勇气都没有。

失业的日子里我常常反思，这三年来，我有一半的时间是在作业本身边。可以说，当初刚刚踏入社会的我，接受的所有价值观都是来自于他，反观我现在的处境，这当中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也从未后悔一毕业就跟在他身边。我们的初识是因为一条私信，他之所以选择我，大概是因为看到了我脾性当中有与他有相似的部分，而我也有着同样的倾向。

只是完全没想到，在这样的基础上，他教会我的另外一些东西，在此后的近两年里让我走的如此艰难。

喝酒

正式上班后，一切都平淡无奇，真正和作业本混熟，是缘于一顿酒。

2015年8月25号晚上，锤子科技在上海举办坚果手机发布会，罗永浩一如往常地站在台上宣讲产品。

那晚我们加班，他在旁边看发布会直播，没戴耳机，电脑里传出现场观众异常热烈的欢呼声，他也时不时地喊一句：“老罗牛逼”。

发布会结束，时间已经很晚了，他说请我们吃饭。半个小时后，外卖员送来一份肯德基。四个人坐进饭厅里，他打开一瓶海之蓝，他、老丁、我三个人很快喝完，四姐坐在旁边吃薯条。

喝酒期间，他问：“你们觉得《教父》主要讲了什么？”老丁说家庭，四姐说亲情，他说家族。唯独我没说，因为我没看过《教父》，后来自罚了一杯。

“公司招人有条铭文规定，观影量必须达到一千部以上，这个规定被你打破了。”他戏虐似的说，我笑了笑，又喝一杯。接着他开了一瓶五粮液，一瓶酱酒，三个人不知道喝到了几点。

第二天醒来，发现我和老丁躺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老丁的脑袋旁边有一滩呕吐物。早上九点，他照常来上班，刚一开门又迅速退了回去。

中午在饭厅一起吃饭时，他义正言辞地说：“你们俩，今天的主要工作是把地毯清洗了。”

作业本当时在微博上是众所周知的大V，被冠以“草根网红、段子手、愤青、公知”的名号，也是早期微博第一批网红之一，曾出过书、演过电影、写过剧本、拍过网剧。而生活中除了愤青这个标签外，其它都很难对应在他身上。

在望京看到自行车随意摆放，他会感叹：“这个国家的人是怎么生存过来的！”在丽都看到汽车停在挡道的位置，他会骂：“傻逼，你看他挡路挡的多心安理得。”在酒仙桥看到一群哈雷轰鸣而过，他直接向他们吐口唾沫，并骂土鳖。

他的性格比较易怒，愤怒的同时又常常带有率真的一面，正如后来的同事小慧所说：“他每次骂人我都想笑，包括骂我的时候，太可爱了。”我说：“你一定是个受虐狂。”

我们的工作常不能令他满意，他不会放过任何“教导”的机会，骂和被骂并没有疏远员工和老板之间的关系，反而成为了我们“和谐相处”的必要方式。因为不得不承认，无论情商还是智商，他都毫无疑问地碾轧我们。

有一次小白跟我说：“在他面前，我感觉自己像个傻逼一样。”我答：“me too。”

电影

小白是九月份来到公司的，十一过后，公司正式启动剧本项目。在此之前，身为制片人的作业本已经耗时两年，去往全国各地采访并收集资料，包括各种录音、文字、图片。

项目启动会议上，他说：“都给我好好干，电影拍成了少不了你们的好处，老子就靠这个电影翻身了。”

后来我想，所谓“翻身”，大概是彻底摆脱“网红、段子手”这种虚名。这些标签贴在他身上的时间太久了，微博的迅速更迭也导致他的人气开始下滑，“网红”到了现在本身就不是什么好词，“过气网红”就更加让人“听者有心”了。

与那些相比，他更注重自己知识分子的一面，知识分子不是只会空谈国家，而是要做些自己热爱的事业。在近几年的政治形势下，空谈不仅误国，还可能误了自己。

接下来的几个月，公司团队开启疯狂讨论剧本的模式，基本每天都讨论到凌晨一两点。饿了叫外卖，外卖吃够了就在工作室的厨房做饭，我和小白身兼厨师要职。

后来他买了一台街机，中途休息时大家轮流打拳皇，老丁打得出神入化，没人愿意跟他打。我跟小白都是菜鸟，作业本总跟我们打，不料小白迅速掌握游戏要领，打他经常三连胜。

“来吧，一把20块”他捋起袖子，紧紧握住把柄，哐当哐当的声音打破了深夜东四环的宁静。

讨论剧本的过程相当于一场场头脑风暴，每个人都要说出自己的创意，给你时间、地点、人物、场景，要迅速联想到三种以上的剧情设置，这是成为编剧最基本的入门法则。

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观影量的确很重要，不断恶补的同时，我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到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当中。

作业本除了参与剧本讨论和撰写，还要不断出差，在北京也经常与人见面谈事，逐渐的，我成了他的助理兼司机。

在他的圈子里，经常见面的多为导演、作家、媒体人，他们主要以谈论电影为主，过程自然免不了喝酒。

晚上八点在大董喝完酒，接着赶往798参加第二场饭局，之后完全不影响他再去国贸三期与人谈事。两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在去往首都机场的路上。

这种生活对他来说是种常态，他像一个夜行者，深夜更能让他静下心来做事。北京这个城市，任何名气都不足以让人找到通向成功的捷径。

这是一个聚集众多网红、明星、导演、作家地方，他们共同组成了一条食物链，只是这条食物链在场面上不存在分级现象，谁也无法高昂头颅独自行事。

去往机场的路上我们很少说话，他静默地坐在后面刷手机，偶尔会说两句，像是跟我说的，又像是自言自语。

“国贸三期的电梯跟飞机似的。”

“人生太艰难了，谈十件事能成一个就不错了。”

“狗哥还是很靠谱的，这些年只找他办过三件事，每件事都成了”。

机场高速似乎不分昼夜的拥堵，应急车道上的车辆时而呼啸而过，雾霾笼罩在路灯，汽车像是卑微在烟尘里缓缓爬行的蝼蚁。

我从副驾驶上拿起一封邮件递给他，是大兴人民法院寄来的。

团建

2013年5月，作业本发布一条微博，被认为有侮辱烈士邱少云的嫌疑，引起大量转发和评论。

2015年4月，加多宝在营销活动中就此微博与作业本互动。

2015年6月，邱少云的弟弟邱少华向大兴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加多宝和作业本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元。

时隔两年，他成了被告，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正常生活。曾经作为旁观者，大学时我就听说过这件事，那时觉得作业本是个数典忘祖、大奸大恶、勾结海外势力的卖国者。

认识他之后发现，这些评判如此滑稽，大概只能存在于小说人物当中。

无论是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是网络上，他都只是一个任性、偏执、理想、愤怒的普通青年而已。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偏于极端的形象，深深地影响着毕业不久初出茅庐的我。

2016年3月，彼时剧本已经打磨的差不多，团队另需一位统筹人员，小慧应邀而来。

小慧来的第二天，作业本在公司宣布：“明天我们去安徽宣城的桃花潭玩一周，讨论不讨论剧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大醉七天。”

小白说：“我不喝酒，能变现的话我就不去了，哈哈。”他从小白身后勒住他的脖子，嘴里说着狠话，直到他求饶为止。

桃花潭是个美丽的地方，唯一不足的是桃花潭水并没有深过千尺。

本说好的清晨跑步，傍晚聊剧本，太阳落山喝大酒，结果只有最后一条如实执行。

他的朋友小勇哥十分好客，用当地的特产、野味招待我们，即便如此我们也只大醉了三天，第四天吃饭人都难以凑齐。

那次真正见识到了他的酒量，白的、啤的、红的、黄的全都喝了一遍，劝酒技巧可谓“威逼利诱”，让人不得不端起杯子。

第二天小白喝的狂吐不止，我把他送回酒店，路上他哭着跟我说：“不带这样劝酒的，说了不喝非让人喝，妈的，回到北京我就离职。”

事实上，回到北京小白不仅没有离职，相比我们来说，他反而是唯一一个跟随作业本走到最后的人。

6月，房租到期，东四环昂贵的租金让久未盈利的公司不堪重负。在他的吩咐下，我们把办公用品全部打包，搬到他的住处。

“798的房子还在装修，到时再搬过去，这段时间大家每周来我家一两次，继续聊聊剧本，其余时间自由支配。”他说。

说这话的时候他很自信，大家表面上也都积极响应。但谁都知道，对于一个公司来说这种做法存在很大的风险。很快，老丁逐渐脱离公司，接着是小慧。

此后的一天晚上，他在亮马桥的一个使馆公寓和一众朋友吃饭，其中有位黄姓明星，他们整整吃了四个小时。

结束后，他踉踉跄跄走过来，钻进车里，一身酒气迅速窜满车厢。在这期间我一直在车里等他，他有些不好意地说：“老黄太尼玛能喝了，本来两个小时前就说结束，结果一直喝到现在。”

之后一直沉默，车子开到霄云桥下，伴着车外修路的吵杂声，他开口说：“以后你就跟我吧”。我说，嗯。

北京一到晚上就到处修路，曾听说京通快速一夜之间翻修完成，而霄云路却一修再修，似乎永远都修不好。

昏黄的路灯透过玻璃照进车内，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闭着眼睛靠在座椅上，面部一明一暗。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未有过悲伤，即使悲伤也不会写在脸上，今晚是个意外。也许他以为无人察觉，也许他只是喝的有点多。

我到家已是凌晨两点，收到他的微信：“明天早上七点，去大兴法院。”

封杀

7月至9月，他出差的次数更加频繁，中间有一个月只在北京待了两天。不用上班的我一开始在家挺自在，后来越来越烦躁，眼看身边的朋友月薪已过两万，而我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9月，我回老家折腾了一周，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钱完全是爸妈出的。返京以后，他仍在外地，9月20号凌晨我写了一封辞职信，微信发给他，他回了一个字：“好”。

那天一早他匆匆赶回北京，我去机场接他。到了他家，我们坐在大厅不说话，他靠在沙发上玩手机，中途睡了十来分钟。醒来说：“发消息给小白，晚上过来吃饭。”

跟他一年多来，光在丽都就吃了很多美味。丽都是个明星集聚的地方，这里道路狭窄，井盖深陷，汽车乱停乱放，一群低矮的房屋中间突然会矗立起一座五星级酒店，除了丽都广场，这里就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有的小馆藏匿在花草之中，穿过花草进入厅堂，顿时就会豁然开朗，当然，精致爽口的饭菜才是吸引他们的原因。

那晚我们没在丽都吃，而是去了望京的聚宝源。吃饭期间他说了很多话，鼓励我们坚持下去，共同度过难关。

他一改往日作风，语气和善，在喧闹的环境里说着公司未来的规划。说真的，我没听清他说了些什么，但知道我可能不会就这么一走了之。

21号，我和小白去他家开会，他找来一位编剧朋友，四个人讨论了一天，晚上叫了外卖。

七点半左右，我们正在吃饭，网上突然出现作业本上新闻联播的消息。大家立即放下筷子，小白搜出那段新闻视频，四个人围着电脑默不作声，新闻联播用了4分钟播报作业本、加多宝、邱少云事件。

看完新闻我们继续吃饭喝酒，看得出他在强装镇定，心情明显有些忐忑，手机微信消息不断。

酒还没喝两罐，再也喝不下去，我想他从未像今天一样醉过。

22号晚上7点多，他的微博被封。没过几天，他在朋友圈写了一篇文章，此后将近两个月没回北京。

有人说，作业本的微博被封，标志着微博精英时代的彻底没落，正式回归到其社交产品本身自带的娱乐属性。

而在此过程微信自媒体人早已接过时代的火炬，彼时正值鼎盛时期。社交网络的兴衰更迭，必定会诞生一批人，淘汰一批人，但更多的人只是从某一平台迁移到另一个平台。

一直以来作业本只坚守微博，一方面，体现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固执，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这个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认知不足。

作业本成也微博，败也微博，可惜社交网络不是战场，无法诞生邱少云一般的英雄。激扬文字的人们即便红极一时，也可以被轻易抹去，不会被载入历史的花名册。

如今人们已经将他遗忘，连同他的一切“成”和“败”。

12月，他在三个人的群里发了一条消息，让我跟小白去青岛玩一周。到了青岛，我们俩人白天去玩，晚上到一家咖啡厅聊剧本，他开车来接我们。

青岛的街道异常干净，连一片落叶都很难见到，只是马路有些高低不平。

路上都是他开车，我和小白坐在后排，音箱每天都只放两首歌，一首是《水手》，一首是《别哭我最爱的人》。

搬家

2017年1月，小白跟朋友去了香港旅游，我在他家打包公司的那堆东西。桌子、椅子、柜子、台灯以及各类书籍等，太多了，整整用了一周时间。

他打算把这些办公用具运回家，虽然不值什么钱，当时置办时肯定也费了不少功夫。

那天晚上天气很冷，我在小区里来回跑动，联络长途托运公司的人。他叫来两位朋友，对他们说：“看什么有用就留下吧，免得我大老远搬回去，都不够油钱。”

托运公司的人很快到来，我对负责人说东西比较多，多来几个人可能搬得更快。

没成想他一个电话喊来十多个人，集体涌入大厅，作业本看到那一幕反应了三秒钟。还好他们手脚麻利，十多分钟就全部搬完。

夜里十一点，托运公司的人早已离开，他那两个朋友也吃完饭回去。屋里突然陷入宁静，我俩面对面坐在大厅，各自玩手机。

这样的场景重复过很多次，不同的是，如今大厅变得空空荡荡，悄然无声，曾经那些没有生命的家具，仿佛也能令这屋子热闹非凡。

我突然意识到，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

春节过后，我再次向他提出辞职，隔了好久，他依然回了一个字：“好”。

走时我跟小白说，多年以后我回想起作业本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你，你回想作业本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我。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俩被他骂的最多。他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哈哈大笑......

理想

去年冬天，我约小白吃饭，中途聊了很多关于他的话题，知道他仍然在坚持做电影，过程非常艰辛，但还好都挺了过来。

前不久，我再次约小白吃火锅，得知他的电影事业进展的不是很顺利，又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心里莫名的难过。

小白坐在我对面，火锅里冒着热气，烟雾缭绕，让我看不清他的脸，思绪转而回到了三年前。

2015年7月28号，他穿着一身休闲运动装，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抽着云烟大重九。

“看了你私信给我的那篇文章，本想直接帮你，不过你现在最缺的不是钱，是工作。有什么理想，暂时先放一放，但不要放弃，永远记住你来北京的目的。行，明天过来上班吧。”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相比于其他，他真正教会我的是——如何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而这条路他至今都走得异常艰辛。

当初离开他后，我曾暗自庆幸，以为自己得到了解放。可是某种价值观早已被植入思想当中，让背负着走了近两年，最终也是一败涂地。

如今看来，所谓的解放，更像是一种自我选择的“流放”。

我们最大的共同点是，明知道世界就是这样了，还总对其抱有一丝希望。如果命运不再有任何转机，我们终将被困在其中，成为各自理想的囚徒。

上周五是我27岁生日，没想到是在失业中度过的，身边只有女友陪伴，晚上她请我吃海底捞。

到了店里，她跟服务员说明情况，接着，他们陆续送来果盘、长寿面、小蛋糕，音箱里响起了生日快乐歌。

女友问我：“你今天要许什么愿望吗？”

我答：“愿北京的这个冬天，下一场大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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