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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万年薪不、要、了,这个北大男要创业给股民做CT

春晓 交易门




2016年春天,当基金经理思凯坐在香港中环最贵地段的办公室,提笔跟老板写辞职信时,他脑子里浮现出的,是十多年前自己在美国破旧写字楼推销文具的那个清晨。

那是2004年年底,意气风发的思凯在美国西部一所知名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刚刚庆祝完结婚周年,他马上就要面临博士生资格考试。前一年该系的五六个博士生候选人,只有一个人通过。这让思凯心里有点发慌。

思凯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在美国拿到政治学硕士后转读金融学博士。虽然这辈子读书一直很顺,但他并不确定这次胜算如何。

如果通不过资格考试,无法继续博士学业,思凯需要迅速在美国找到工作,否则就得“打道回府”。

那段时间,思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焦虑。他决定一边准备考试,一边找工作,给自己保个底。

几天后,思凯西装革履,起了个大早。太太L开着他们的二手本田车,送他去面试一份在网上找的工作。

思凯发现离自己熟悉的市中心越来越远:“我们开始以为(面试地)是个写字楼,结果开到了一个仓库一样的地方。”

仓库里迎接思凯的是一个直销团队。

一位身材高大的非洲裔美国人正在给团队开动员会。他激情澎湃地向思凯和他的雇员们高呼道:Everybody,We have a mission to sell the best stationary to the world(大伙听着,我们的使命是向全世界销售最顶尖的文具)!

思凯越听越懵。动员会开完,9点不到,他被安排跟一个年轻的白人女子搭档,出门销售文具。

他们那天专门拜访C级写字楼,一间间办公室敲门。敲开门后,白人女子开口推销打印机、钢笔。跟写字楼里的宅男打情骂俏、谈笑风生间,她轻松拿下不少订单。

思凯记得自己穿着西装,一本正经跟在后面,心里暗自嘀咕:这工作能办H1B吗?(H1B是外国人在美国工作须取得的工作签证)

思凯最终没有进入文具销售业。不过这一天并未因此从他的记忆里消退。

最近几个月,面临职业抉择的思凯脑海里反复出现那个穿西服、紧张得冒汗、敲门卖文具的自己。

当他从自己香港海景大宅的窗户望出去,看见停在港湾里的漂亮游艇时,当他跟妻子在夜晚促膝长谈,讨论未来的人生规划时,当他听到“机会成本”这次词被煞有介事地一遍遍提起时,当他看到孩子无忧无虑地“咯咯”笑个不停时,思凯总是想起十年前起个大早,上门推销打印机,为前途忐忑不安的自己。

现在的思凯想要敲开另外一扇门。


思凯就要告别香港的家



上午10点的高尔夫

思凯最终成为他那一年唯一通过博士生资格考试的候选人。不仅如此,他只用了三年十个月就顺利毕业,刷新该系博士生历史记录。

2007年,博士毕业的思凯加入了一家全球知名的基金公司,参与管理一个40亿美元的纯统计套利基金。他的职位是一名量化分析师(Quantitative Analyst,简称Quant),工作任务是分析历史数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套利交易。

思凯的办公室采用开放隔间的布局,紧挨着他坐的就是基本面投资的同事。

思凯上班第一天,还搞不清楚什么是“量化”投资什么是“基本面”投资时,就感受到了两派的迥异风格。

他发现,自己所在的量化团队可以静悄悄地工作一整天:大家默默不语地编程、做模型。偶尔说一两句话也就是叮嘱交易员下单时买慢点或买快点。

相比之下,坐在思凯旁边的基本面投资团队从头到尾都“热火朝天”,他们不停打电话给卖方,问关于公司基本面的各种问题,讨论叫骂,吵个不停。

让思凯困惑的是,有天早上10点半不到,他的美国老板就走过来问他:“嗨,要不要去打高尔夫?”

“我那个时候刚上班,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考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思凯说。

他很快发现,老板真的不是在考验自己。在量化策略和模型稳定、交易自动化的情况下,并不需要人一刻不离地盯程序。

就这样,思凯常常在上午跟老板出去挥几杆,在高尔夫球场吃顿牛排,再回公司上班。

工作越深入,思凯越理解量化投资的逻辑和思路。

他用布拉德•皮特(Brad Pitt)2011年主演的电影《点球成金》(Moneyball)跟我解释。

在《点球成金》里,皮特用量化思维挖掘新球员,组合进球队,以此让球队发挥最优整体实力。思凯说:“皮特是个有量化思维的人。他关心这个球员有什么特征,那个有什么特征,怎么互补。他不去找明星球员,只关心球队能不能赢球。”

就跟电影里的皮特一样,量化投资者并不关心明星个股。他们更关注每只股票互补性,以及组合的最终业绩。“他们的Hit Ratiao(命中率)没有基本面投资者高,对每一只股票都不是那么熟悉。可能组合里100只股票最后有55只对,45只都是错的。”他说。

策略研发是量化团队的核心任务。在思凯的团队,每周五是小组的“研究日”。这一天,思凯和同事会分头去研读美国最顶级金融期刊上的文章,并筛选出靠谱的、可以给他们的策略研发带来灵感的文章。如果大家认为哪篇文章靠谱,适合进一步发展策略,就会请Quant去进行测试。

虽然Quant的工作有时比较轻松,但思凯也感受到了“每天都在编程,不怎么跟人接触”带来的负面效果。他说:“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团队(我们)从来不见。公司做什么,发生什么事情,比如CEO被解雇我们也不知道,公司IPO、配股也不会找你……工作几年,你对金融产业链都不了解。”

由于只关心上市公司的各种量化指标,思凯有时甚至连自己投资的公司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见CEO、飞头等舱、住五星级

今年初春的一天,我在四川成都天府软件园一个创业公司扎堆的地方再次见到思凯。

考虑到创业初期控制成本、方便人才招聘等因素,思凯和他的团队决定从香港退回内地,从这里重新开始。

思凯穿着休闲夹克,神清气爽,笑声朗朗,跟中环那个西装革履的他相比,此刻的思凯看上去更像个卷起袖子创业的大学生。


创业办公室的小白板

我们坐在路边的小摊吃午饭。点了烤鱼、干锅兔、鸡蛋苦瓜等一桌菜,10个人吃了380元。成都这几年物价涨得飞快,不过在香港中环,一个人吃也能随随便便吃出380元。

“这是不是比中环的米其林好吃?”我问思凯。

“当然了。”他笑道。说着他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机用微信买单——这是他第一次尝试用微信支付。

思凯告诉我,他在香港当基金经理这几年,他几乎把中环所有的高级餐厅都吃了个遍——“因为要见CEO,去的都是高级餐厅”。

基金经理是个风光的活儿。不过思凯说这番话时,并不是在炫耀。

“好餐厅都吃遍了,出差都是住五星级酒店,但是,到最后你也并没有增加Alpha(量化投资里,Beta代表股票的系统性风险,Alpha代表除去系统性风险后的额外回报)。但做量化的什么都不需要,只需要数据,最后也不一定比你差。”他说。

2011年,思凯和量化分手,加入基本面投资阵营。

那一年,寻找事业突破的他离开美国,跟太太、儿子和他们的爱犬回到香港。回港不久后,思凯加入了一个总规模250亿美元的全球基金。

思凯管理其中80亿美元,负责投资亚洲市场。

就这样,思凯正式告别了宅男Quant生涯,变成了“见CEO、飞头等舱、住五星级酒店”的基金经理。

在全新的工作岗位上,思凯经历了长达一年的适应期。

首先,基本面投资和量化投资思路迥异。思凯发现自己要重学许多新技能,从看财报,看公司,到跟上市公司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关系,这些都要从头来过。

上岗几个月,思凯就遭受挫折——他推荐的第一只股票表现很差。

虽然当时去看了这家公司,见了CEO,也去全国考察了项目,但思凯感觉自己并没有完全被说服。当时他已经到位几个月,一直没“动作”,“必须要做点什么”的压力让他觉得一定要做个决定。

“在压力下,当时的思维是扭曲的。”他说。

虽然出师不利,但这次选股让思凯了解到了基本面投资的流程。从了解公司的盈利模式,看资产债务表,财务报表,到跟公司聊天,他都心里有数。

思凯发现,哪怕是跟公司聊天,基金经理问问题的水准也参差不齐。他发现每次跟CEO开会,总会有基金经理去问“销售增长”、“资产负债”等在他看来“没有意义”的问题。

思凯认为面对公司主席,优秀的基金经理更应该问高屋建瓴的战略性问题。“比如,今年的战略到底咋回事?又比如,你大部分项目在北京的情况下,你为啥子突然在武汉买个地?你把管理层拉到那儿去对你成本提高,影响是什么?”

此外,还有一些”不懂事“的基金经理会问一些不合时宜的问题。2015年“反腐旺季”,思凯参加一个公司会,就有基金经理当众问公司主席,很久没回内地,“是不是因为在接受调查”。

他说:“这搞得现场很尴尬。其实大家都有这个疑问,但你要么私下问,要么在更恰当的场合问。”

在跟上市公司打交道的过程中,思凯学会从股东的角度去了解公司战略,也会提一些真诚的意见。他的一些建议慢慢得到了CEO的尊重和采纳。许多CEO还成了他的朋友。

不少CEO对思凯的能力和人品颇为欣赏。当他在微信朋友圈宣布自己即将离开香港的决定时,他第一时间就收到许多CEO发来的短信,问他愿不愿加盟自己的公司。

在香港当基金经理的这段时间,思凯积累了广泛的人脉:

“我在香港做三个月的基本面,比在美国做五年的Quant认识的人还多”。



走出你的“动物性”

从政治学转到金融,从美国到香港,从量化到基本面,从工程师到基金经理,从毛头小伙子到迈过三十而立,思凯不断提醒自己随时“保持学生心态”,不断学习,就如Steve Jobs所说的那样"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在香港当基金经理固然风光,但思凯认为这份工作已经不能给他学习新东西的空间。这是他决定离职、自己干一番事业的最核心动力。

这些年来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工作经历,让思凯认识到中国的散户和机构在对风险控制的认识和操作上,跟国际标准存在巨大鸿沟。

他想要通过创业,给中国股民和基金经理提供工具,让他们对自己投资组合的风险做到心里有数。

思凯要做的“事前风控”,跟事后斩仓等粗放的风险管理有本质的不同。他把这比喻成“给散户做CT和MRI”。思凯认为,这是A股从散户主导向机构化主导发展,跟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步。

思凯希望迎势而上,去尝试改变这个行业。

在成都的午餐聚会上,我见到了思凯的两位创业伙伴兼好兄弟:晏奇和俸旻。

晏奇几周刚从纽约证券交易所辞职,回国加入思凯创业。俸旻从北大数学系博士毕业后一直在成都工作。

这兄弟三人当年从同一个高中考进北大。在未名湖畔,他们除了一起上自习(他们现在还能异口同声地说出当时经常去自习的教室:“一教308、二教304”),还一起踢球,一起打架——用思凯的话说,“都是荷尔蒙惹的祸”。

思凯在大学里打了不少架。俸旻说,思凯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如果看到兄弟被欺负,他一定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人。

“现在想起来再也不敢了,这个风险太大了,谁抽出把刀,砍了我,老婆孩子怎么办。”思凯笑着说。

思凯和太太L从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也许是因为青梅竹马,两人言行举止、一颦一笑都充满默契。

跟很多中国男生不同,思凯从不介意大方、公开地表达自己对另一半的深情。他常常在微信朋友圈发两人的温馨合影。至今,他的邮箱用的还是两人名字的组合。

这么多年,不管是在美国还是香港,思凯家似乎总能吸引来一群”狐朋狗友“。思凯在美国读博士时,我纠集了一伙朋友从纽约飞到西部,去他家蹭吃蹭住打麻将。当天晚上他们小小的公寓里硬是睡了六个人。

后来到了香港,思凯和太太常在家做火锅请朋友聚餐。当年的小两口已经经营起一个温馨的小家庭。最近我参加的一次火锅聚餐上,L忙着炒火锅料,思凯一边忙着招呼朋友一边聊他的考古梦,他们一对漂亮的儿女在房间里疯跑。

对于思凯创业的决定,L说自己“无条件支持”——哪怕这意味着全家要跟舒适的香港生活告别。

创业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思凯和L已经准备好承受最坏的结果:“反正饿不死——大不了我再回来找工作。”

在做决定的这一两年,思凯深刻思考了人对于所谓“安全感”的留恋,他把这称之为人的“动物性”——因为动物除了关心吃穿,并无其它追求。

因此,思凯花了很长时间摆脱“安全感”对自己的束缚,克服内心的恐惧,走出“动物性”。

这并非易事。此刻的思凯已经是许多人心里的“人生赢家”。他拥有“房子票子车子孩子”,还有每天坚持健身得来的胸肌。在很多人看来,他去创业的“机会成本”非常高。

但思凯拒绝让过去的所谓“成功”成为自己前进的阻碍。他多次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机会成本是经济学最糟糕的概念”。而要寻求发展的人是不会去计较“机会成本”的,否则就会陷入患得患失,无法前进的泥沼。

思凯一次次提醒自己:他还是那个什么都不是、一无所有,随时可以失去一切从头来过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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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后面 

思凯辞去500万年薪去做的创业项目靠谱吗?思凯遇到了哪些挫折,又取得了什么进展?跟好朋友创业是怎样一种体验?交易门将对思凯的创业故事进行跟踪采访。请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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