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管钱，阿里买单：前中环投行男的资管“革命”

在雷春然将近八年的投行生涯里，2012年3月的那个早晨最让他刻骨铭心。

当时他正在九龙ICC100层某瑞士银行的办公室吃着包子，喝着咖啡，本以为是“无惊无险到6点”的又一天。突然HR一个电话打来，让他去一趟。

雷春然毫无准备地走进HR办公室，老板也坐在一旁。老板板着脸，说了句“Sorry but Bye Bye”。

那一年雷春然29岁，在投行干了五年。从入行起，他一直担任FICC（固定收益）的销售工作，那是他工作的第三家银行。

“上一分钟还吃着包子，下一分钟工作就没了！”

和雷春然一起被裁掉的，还有银行中国组（China Team）其他几位同事。对于解聘，银行方面没有给任何人解释。

那次被炒鱿鱼之后，雷春然又跳了两家机构。2015年，雷春然所在的某德系大行业务大洗牌，他再次失业。

中环的热闹是别人的。起起伏伏，大盈大亏也是别人的。几百万年薪又如何？作为打工族，他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大部分雄心勃勃要成为“华尔街之狼”的精英们，最终都逃不出“华尔街之螂”的结局。

此刻的雷春然，这个在朋友圈中以“中环唯一有胸毛的中国男人”著称的80后，对投行打工生涯彻底心灰意冷。

春东二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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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银行生涯时，雷春然并不明确自己要做什么。但他有个清晰想法，就是“再也不想打工了”。

他刚刚结婚不久。新婚太太对他创业的想法很支持。两人生活简单，没有奢侈消费。他想，紧衣缩食也能撑几年。此时不搏，更待何时？

雷春然判断金融行业的未来在量化。最近几十年，可以用来做投资标的的数据爆炸式增长，另外一方面，计算机的计算能力爆发式增长。他想，或许可以把科技和金融结合起来做点事。

思考自己创业方向那几个月，雷春然跑了两趟华尔街。几位基金经理向雷春然介绍了美国来势正猛的“智能投顾”（Robo-Advisor）。雷春然第一次听到了“Betterment”的名字。

Betterment 是全球第一家智能投顾公司。和其它全球主要的智能投顾平台一样，它执行被动投资理念，投资指数基金，收取廉价的管理费。

2017年，Betterment宣布自己的管理规模（AUM）已经达到100亿美元。美国的金融巨头先锋和BlackRock也纷纷加入智能投顾阵营。

雷春然大受启发。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智能投顾方向上有所作为。他理解机构运作机制，善于和市场打交道，但算法技术他不懂。

合伙人哪去找？

雷春然脑子里跳出一个人名：黄耀东。

黄耀东和雷春然2007年相识。他们同在香港中环中心一家银行共事。雷春然做FICC销售，黄耀东做衍生品的设计和定价。雷春然常跟黄耀东沟通客户的对冲需求，黄耀东设计衍生产品满足，帮忙算价，设置参数。

黄耀东（左一）和雷春然在投行工作之余，聊得很愉快。

“在香港科技大学金融工程硕士专业，黄博士（那时还是黄硕士）创下一个记录，十门课他有九门A＋，科大创校25年没有人打破。”提起这位前学霸，雷春然衷心佩服。

在银行工作两年后，黄耀东辞去“乏味”的衍生产品工作，回香港科技大学读应用数学专业博士。

出生于中国台湾的黄耀东从小痴迷数学。少年时，数学给他解密的乐趣。成年后，他逐步体会到数学逻辑和结构的美妙。

“数学定理成千上万。小时候学勾股定理，你并不知道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但当你自己创造一个定理的时候，一定有动机，有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要直觉先行，先猜这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再去用数学的办法严格证明。”

2018年3月，我和黄耀东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星巴克碰头。他讲起数学时，镜片后眼神炙热，像个恋爱中的理科生。

雷春然去科大找老朋友黄耀东聊创业想法。黄耀东已经取得博士学位，在香港科技大学担任讲师。他那时处于“不食人间烟火”的状态，脑子里除了家人，就是科研。他用的诺基亚手机，上面连微信都没装。

雷春然提出用算法和IT改造现有财富管理行业的想法，一下就打动了黄耀东。

用Robo-Advisor做全球资产配置，需要配置不同资产类别，用ETF作底层，然后通过算法来进行优化。概率论、随机优化、随机控制正好是黄耀东研究的课题。黄耀东认为，投资组合的配置也就是一个优化的问题。“资产组合里面的权重，实际上就是你的可控变量（control variable）。”

两人一拍即合。

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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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被称为Modern Portfolio Theory之父的马科维兹（Harry Markowitz）在美国发表题为“Portfolio Selection”的文章，第一次从风险资产收益率和风险关系出发，提出了证券的组合投资是为了实现风险一定的情况下，收益最大化，或收益一定的情况下，风险最小化。

马科维兹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全面分析了何为最优资产结构，从而把投资理论从定性分析推向更科学的定量分析。

这套理论在业界得到积极响应和执行。在私人财富管理领域，无论是在华尔街还是中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私人银行banker们孜孜不倦地建议他们的客户用分散的哲学逻辑，做资产配置。

然而“分散”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和顶层哲学。具体怎么样去做，这涉及到Robo Advisor的算法，也就是雷春然和黄耀东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通过每个资产类别（Asset Class）之间低的相关性，来降低组合的风险。需要弄清楚相关性（Co-variance）要怎么计算，怎么估计得更准，然后去算去找最优解。”黄耀东告诉我。

黄耀东的任务是用数学去建模，“通过数学的手段，把这个投资哲学执行得最好，在细节方面做得更精准、更精确”。

算法之外，Robo-Advisor还要帮客户交易下单，形成闭环。

市场上交易必须考虑成本的因素，在换仓时，IT团队还必须考虑怎样优化算法，减少摩擦成本。

想法初成，黄耀东和雷春然就在依山傍水的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打开笔记本，正式开干，跑起实盘来。

他们尝试壮大队伍，招兵买马。一开始来了几个博士，但两个星期后就跑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公室，他们觉得我们是骗子。”雷春然告诉我。

为了尽快搞定办公场所，2016年年初，雷春然和黄耀东熬了一个通宵，赶了一个商业计划书出来，申请科大创业中心的项目。

如果申请通过，他们可以拿到科大提供的一间免费办公室。同时，科大也会持有一部分公司原始股。

算法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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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雷春然和黄耀东创立的AQUMON（“Accurately Monitoring Your Portfolio”的首字母组合）第一只产品上线。2017年年初开始，雷春然签下香港一些比较小的券商和财富管理公司。

这时他们已经搬进科大创业中心一间300尺（2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房间没窗户，没手机信号。雷春然和同事最开始收注册短信，要跑到外面有信号的地方，收完短信再跑回来。他去淘宝上买了根信号增强的天线，也没啥用。

公司慢慢聚集人气。七位年轻的科大毕业生加入了他们。

雷春然买了一幅有七朵向日葵的画放进“小黑屋”，“代表我们当时的7朵小花”。

和国内许多走To C路线的智能投顾不同，具有丰富机构销售背景的雷春然一开始就走To B路线：“因为我知道怎么去跟金融机构打交道。”

雷春然和黄耀东为机构“量身定制”开发：银行客户，底层是银行自己销售的、SFC认可的公募基金，他们就用基金池子做算法开发；香港券商客户，底层就是所有可买卖的二级市场的ETF、股票，他们就根据这个底层去做开发；内地金融机构用的是国内的公募基金，也有相应的算法去配合。

黄耀东告诉我，机构的一个普遍弱点是IT跟不上。“基本上不用云，手机APP都是刚刚开始做一些事情。许多机构资产管理能力有待提高，没有办法帮客户去做全球资产配置。”

在八年投行生涯中，雷春然对机构内部创新举步维艰感受深刻。

这部分原因来自强监管。内地有银监会、证监会、香港有SFC、美国有SEC，外资银行内部还有自己的监管体系。在银行时，雷春然隔三差五就要培训，还不时上网做测试。这些因素多管齐下，金融机构内部想做任何创新都难上加难。

就拿最基本的IT系统来说。在雷春然打工的最后一家德系银行，大家用的是Lotus邮件系统，“感觉好像是上世纪80年代的。”

雷春然提供的策略生成，自动化下单，为机构节省成本，提高效率。这些机构求之不得。

香港财富管理市场一万多亿美元。去开拓市场时，雷春然感受到底层基金经理本能的抵触。最多的质疑来自那些搞了一辈子金融的人。一听是算法在管钱，他们总是问：这玩意儿能行吗？

雷春然理解这样的质疑。

“一个老的交易员，做债券交易，或者是Rates，他自己熟知的领域顶多三到五类资产。比如说FOMC开会，美国要加息，黄金怎么动，债券怎么动，十年国债怎么动，Rates怎么动，Swap怎么动。对于这些相关性，他自己心里面有一些直觉反应。现在我们覆盖的是全球80到100个大类资产。人的大脑能够计算的相关性也就三到五类，但是机器可以做出所有相关性的Matrix。”

讲到这，雷春然打开笔记本，给我看他们常给客户展示用的网状图。

雷春然告诉我，每一个红点代表一个大类资产。两个红点之间的夹角代表相关性 。夹角越大，相关性越低 。他希望夹角越大越好，撑起整个球面 。这代表熵值最大，相同风险条件下，收益最大。

“这个网是有弹性的。一个金融事件发生，一个球掉下去，啪，这个网跌到什么程度我们算出来，什么时候球弹上来，弹到哪我也能算出来。但是人没有办法处理那么多数据。”

和金融机构接触时，虽然底层的基金经理会对智能投顾有抵触。但银行的CEO往往对智能算法不敢小觑。如今，跟雷春然合作最久的金融机构已经有一年半了。他强调自己策略的稳健特性符合银行客户的长线利益。

“大型的银行和券商，不希望客户的钱，一会儿正一会儿负，一会儿进一会儿出。”

对于雷春然和黄耀东来说，他们彻底摆脱了卖单一基金抽成的1.0模式，实现了用算法管钱、收管理费的2.0模式。

他把这总结为“我又要卖给你，我又要对你的投资负责”。

瘸腿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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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黄耀东要给从内地特地前来香港的理财师讲解智能投顾。当天正好遇上香港8号风球，交通工具停摆，他到尖沙咀已经迟到了几分钟。急着奔跑的黄耀东不小心摔了一跤。忍着痛，他一路瘸瘸拐拐地跳到现场。

受伤第二天，他们还得给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FC）做汇报。黄耀东根本没时间去看腿伤。

“心中还希望不要被他们看出来，因为很难看，还要给别人做演示。”他说。

这一天，黄耀东和雷春然等了很久。

从2016年年底，他们就开始接触监管，以做“智能投顾”的业务，去申请1号牌和4号牌。

开会前几个月，他们和SFC已经来来回回几百封邮件，回答了对方几百个问题。

SFC之所以如临大敌，在雷春然看来是因为遇到了机器做投资决定、机器下单这个从来没碰到过的业务。

对于雷春然交上去的厚厚的材料，SFC的工作人员几乎每字必读。

他们提出的问题包括：机器做出的决定是不是正确的，下单的时候机器能不能做出最好的、最优的决策，整个监控的过程会不会出错，对于保守型的投资者，会不会给予高风险的投资建议等。

“监管者有自己一个思考的方式。我觉得他们的兴趣是越来越大，越到后面，问的问题越专业。” 雷春然说。

开会那天，黄耀东跛着脚“跳”到长江中心。“我一看，他们密密麻麻来了十几号人。证监会三个部门，产品科、发牌科、监察科的大佬都来了。所有的人都要听一下，到底这个智能投顾是个什么东西，怎么玩的。”

当天，雷春然和黄耀东分别发言，每讲完一个环节，台下都有来自监管者的提问。开完会，SFC当场就发了牌照。

“之前很多人告诉我们，你们这样的小公司、这种业务模式拿不到牌照。甚至连我们的投资人，也觉得我们拿不到牌照。但我们就拿到了。”

雷春然把申牌的过程看成对自己的一个小考。“我们这种小的公司需要被这种监管撸一遍，到底怎么去做合规，每一个线条是怎么样的。”他说。

黄耀东跛着脚忙了一个星期。拿完牌照，他受伤的部位已经隐隐发黑。

X光结果显示，他骨折了。

走出“鸡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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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SFC的1号牌和4号牌照后，雷春然带领团队开始切入To C业务。

雷春然说，智能投顾To C端的意义，在于降低投资的门槛（To C端门槛只有几万港币），把原来只有超高净值客户能享受的全球资产配置服务，带给到普通人。

2017初，他们团队从科大的小黑屋搬了出来，转到清水湾的一间村屋办公。大家终于不用跑出去接电话了。

团队蓬勃成长，从最开始的几个人，到2018年一共四十个人，分别在香港、深圳、新加坡。

黄耀东领导的算法团队，已经有四名博士，本科学数学、电子工程、物理、计算机专业毕业。

除了算法的优化、更新，算法团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搭建自己的数据库和回测、策略输出流程。

“如果是有第二家智能投顾来去做，团队比我们更优秀，他也要花这么长时间。”雷春然说。

今年各种ICO和比特币项目大出风头。他感叹道，做智能投顾创业，没有什么光环。算法需要长时间打磨，还要根据市场变化、投资者诉求、监管要求不断升级，过程很慢。

创业这两年，雷春然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理解更加全面。

以前在银行里，他形容自己像是在鸡笼里，每一只鸡都在固定格子，做老板布置的任务。

“老板层层叠叠，你上面可能是一个日本人，可能是个瑞士人，你都不知道他在哪，一年过来见你一次，你就在这个格子里面。很多监管的线不能跨越，还有China wall不可能跨越。”雷春然说。

但是创业者必须方方面面俱到。雷春然开始理解风控的角色，会计为什么重要，他负责每一次招聘，小心翼翼把优秀的、和公司文化契合的人才引入，他负责公司预算，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分花。

阿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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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春然和黄耀东在2016年做了一轮天使轮融资。投资者都是支持和信任他们的业内朋友。“每一笔钱对我们都很重要。”黄耀东说。

2017年，他们开始和阿里巴巴创业者基金谈判。条款谈判持续了三个月，光是律师费就花了7万美金。

雷春然和黄耀东作为核心创始人，从未做过一级市场投资。引入阿里，进行合作谈判时，他们逼自己搞清楚每一个条款未来对公司的影响。并提醒自己对资本保持平等相处的心。

“我们很有自信，所以站得硬，如果一开始让出非常多的股权，之后再去融资，或是更有合力（synergy）的投资人要进来，会碰到很大的困难。”黄耀东说。

公司的另外一个股东是香港科技大学。科大给黄耀东和雷春然提供了不少难以获取的人才。

香港生活成本高。从科大过来的不少年轻人，愿意承担风险，给了他们强劲支持。“我从中环花更多的钱找来的人，还不一定能用。”雷春然说。

雷春然现在的工作节奏和以前不能同日而语。他大概1/3的时间都在出差，每周都会去深圳，跟IT团队一起工作。

他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拿工资，还卖掉了自己在无锡老家的房子。“该All in就要All In。”

公司发展不同阶段，任务一环扣一环，他俩的挑战不断：创业最开始，要出产品；产品做好，要去卖，从0到1、从1到100、从To B变到To C，开发不同生意的模式，团队不断有新挑战。

最开始接触客户时，雷春然花大量的时间做投资者教育。有些比较大的机构客户，他俩前前后后需要去演示、沟通十余次。

去年公司格局慢慢打开。雷春然和黄耀东签了30多家金融机构，见了几家主权基金，敲定跟华夏基金、中银香港资管的合作。这些机构内部风控、合规严格，每家都要经过至少九个月以上的谈判。

现在，雷春然把AQUMON定位成一个智能策略输出的公司，而不仅仅是智能投顾。公司慢慢找到方向，他俩很有成就感：“就像看着自己的baby长大，感觉很不一样。”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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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放松大脑时，雷春然和黄耀东喜欢一起看美国的UFC（终极格斗冠军赛）的比赛。他们都很欣赏UFC运动员顽强拼搏的劲头。

“有的冠军到30岁，脑袋被打伤，还是要不停地战斗。除非有一个新人来把他打败。”雷春然说，这跟金融行业挺像，“很多精明人在这个圈子里，你要不停的去战斗”。

在这个战场上，他们不会去想挫折，遇到问题就去解决。“因为只有解决问题才能舒缓压力”。在雷春然眼里，创业就是99％的痛苦加1％的狂喜，没有中间地带。

在风景秀丽的香港科技大学，我和黄耀东坐在星巴克聊完他创业的细节。我告辞前，他带我参观校园。

路过郑裕彤教学楼里展示的一架无人机模型时，黄耀东跟我介绍说，大疆的创立人就是科大出来的，言语中溢出自豪。

科大是黄耀东学术生涯的开始。他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求学和教学时光。虽然不再担任教职，黄耀东仍然在顶级科技期刊上积极发论文。

2017年，他以第一作者身份连续在金融数学国际刊物SIAM Journal of Financial Mathematics上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在论文里，他分别用概率论和随机优化控制技术解决了信用违约互换定价和路径依赖变额年金的一些关键问题。

和雷春然一样，黄耀东在跟我聊天时频频提起家人对他创业的支持。“现在把所有时间放在了工作上面，中午和晚上经常要跑中环，很少机会陪太太和小孩吃饭。”

这个台湾80后高中就跟随父母从台湾搬到湖北。高中毕业后，他以中国内地学生身份参加高考。他用繁体字答题，没有任何分数优惠，考进华中科技大学。

入学后，他和其他内地学生一起参加了一个月的军训。

本科毕业后，按照要求，黄耀东返回台湾服兵役，进入陆军步兵连反装甲攻坚组。

他在一座面积4.35平方公里、名不见经传的小岛上，每天出操、打靶、过军队生活，和身边“三流九教”的人朝夕相处了一年八个月。在军中比武表现优异，他还获得大功荣誉。但那时黄耀东还是挺郁闷：“在人生最精华的时间段，什么事都不能做。”

到现在黄耀东还常做梦，梦里，自己还在岛上当兵。

醒来后，他松口气。

“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再怎么苦，都是一个有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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