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峰 | 生态世界观的演进与生态美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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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2期，第2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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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生态美学研究]

［作者简介］胡友峰，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在生态美学，康德美学研究领域成果显著。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先后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省部级以上科学项目十余项。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60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美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等转载30余篇。科研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成果奖，山东省社科成果二等奖，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等奖和浙江省青年社科成果一等奖。

［摘　要］生态世界观以关系性思维范式超越了笛卡尔哲学与牛顿力学主导的实体性思维世界观，生态美学就是在生态世界观的演进中形成和发展的。生态世界观对关系性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其形态的演进，进而推动了生态美学的多样化建构：生态学在科学领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形成了生态科学世界观，也启发了环境美学科学认知主义观点的发展；深层生态学在哲学领域主张人与自然的平等融合，为生态智慧美学提供了哲学基础；黑暗生态学进一步提升自然的地位，排斥人类的介入，在生态环境美学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反思；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以实践为中心，构建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并逐渐形成生态文明理念，为生态友好型美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的继承与超越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更具有时代特色的思考，在其推动下，我国生态友好型美学也在现有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逐步构建起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生态世界观与生态美学理论在相互影响和相互超越中实现了各自的演进与发展，梳理并反思这一过程，有助于探求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推动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关键词］生态世界观；生态美学；生态文明；人与自然的关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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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生态世界观的演进与生态美学的建构》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生态美学已走过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在与西方环境美学保持会通的同时不断展示自身的理论特色，逐渐成为当前我国美学领域乃至世界美学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2007年我国将“生态文明”列为基本国策，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构想，中国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迈进。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生态美学在理论发展的同时也不断调整自身，积极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将构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作为新的发展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为我国生态美学的理论构建提供理论依据，我们需要从生态世界观的角度切入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

世界观是人对整体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人对世界中各种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系统化之后便形成了对应的哲学理论。在生态世界观兴起之前，笛卡尔哲学与牛顿力学支撑的实体性世界观主导着人们的思想。在本体论方面，实体性世界观以二元论为代表，主张精神—物质、人类—自然、灵魂—肉体的二元对立，并且肯定人类精神的决定作用。因此，实体性世界观并未从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入手认识世界，而是过度抬高人类的地位，带有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在认识论方面，现代世界观从机械论视角出发，将世界视作一个巨大的机器，并在还原论基础上将其分割为各个零散孤立的部件进行认识，割裂了万物之间的动态联系，人与自然也因此分离。正如卡普拉（Fritjof Capra）所言：“经典科学是用笛卡尔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它把世界分解为一个个组成部分，并且根据因果关系来安排它们。这样，形成了一幅决定论的宇宙图示。这个图示是与把自然界比做一座钟表的想象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识论推动了工具理性的发展，也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支配与掠夺。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后现代哲学的兴起，实体性世界观逐渐走向了衰落，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在反思人类膨胀的主体性时，开始从自然生态入手展开对世界的追问。以生态哲学为理论支撑，“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事物”的生态世界观逐渐形成。在本体论方面，生态世界观将整体观从自然科学领域拓展到了哲学领域，从而将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系统视为世界的本原。在认识论方面，生态世界观以有机论取代机械论，抛弃了实体性世界观所采取的静止孤立的认识方法，从事物的多样联系中认识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因此成为哲学讨论的重点。由于对人与自然关系有着不同的认识，生态世界观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四种主要的理论形态，对生态美学的构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要构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就要梳理生态世界观的演进过程，理解不同世界观形态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从而把握其对生态美学发展的深刻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更好地为构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服务。

一、生态科学世界观与生态科学美学的建构

西方生态世界观自20世纪以后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此之前，西方生态学在萌生、形成与深入发展中已逐渐形成了整体论思想，并将其运用到自然研究之中，这也为后期整体论在哲学领域的应用奠定了基础。同时，随着生态学从自然科学领域向社会科学领域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成为生态学研究的重点内容。这都促进了生态世界观的萌生形态——生态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首先，西方自古希腊时期起便开始了对自然的探索与研究，但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包含于哲学与自然科学之中，并且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更多的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和总结。例如，古希腊的海波克拉提斯在《空气、水及场地》一书中对气候变化与植物的关系进行的研究，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史》中按照栖息地和习性对动物种类的划分。早期的自然生态研究主要是对小范围内自然现象的描述和概括，缺乏系统严谨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破碎和分散，但体现出西方以自然为切入点探索世界的传统，也促成了西方博物学的产生。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博物学也不断吸收地理学、地质学、解剖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其研究也更加系统化。例如，18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洪堡在研究植物种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提出“植物区域”概念，这便是博物学在吸收地理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化理论。达尔文于1859年在《物种起源》中提出的生物进化理论更是将博物学的系统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博物学的这些发展都为生态学的形成与独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有机体普通形态学》中提出“生态学（ecology）”概念，并于1869年1月在演讲中对“生态学”的性质做出了颇具代表性的论述：“我们所说的生态学是指有关自然经济（economy of nature）的知识体系，即研究动物与其无机环境和有机环境之间的总体关系；最重要的是，包括动物与那些与其直接或间接相联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友好与敌对关系——总之，生态学是研究所有那些被达尔文称为生存斗争条件的复杂相互关系的学问。”这里的“economy”源自达尔文，按现在的理解，指的是“动态平衡的系统”。由此，生态学借助达尔文的进化论从博物学中脱胎而出，将有机体和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其研究的重点。此后，生态学获得了快速发展，20世纪后被公认为独立学科。在这一时期，“生态系统”（ecosystem）概念由坦斯利（A.G. Tansley）于1935年提出，意即“整个系统（在物理学意义上）不仅包括生物综合体（即群落），而且还包括构成我们所说的生物群落环境的整个物理因素的综合体——最广义上讲的栖息地因素”。生态学也在这一基础上阐发了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理论。由此，生态学逐渐形成了整体论并将其运用到了对生态自然的科学探索之中，自然从以往孤立分散的对象变为有机联系的整体。20世纪50年代以后，生态学不断地吸收诸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及理论成果，确定更为精确的研究方向，产生了更加细致的分支领域，逐步形成了自身严密的科学体系。生态学也在此时将目光逐渐转向环境问题，开始思考人类活动对生态自然的影响。从生态学的形成历程我们不难看出，普通生态学虽然认识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却并未真正将人类纳入其中，也未对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其整体论观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自然科学中的机械论方法，但仍保持着现代世界观的二元性。

随着生态学系统性及实践性的提升，生态学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改变了自身纯自然科学的性质。此时生态学的研究对象从最初的原生自然环境转向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环境，研究重心从认识自然规律转向关注人与环境的未来，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成为生态学关注的重点问题。虽然此时生态学产生的整体论和人文主义倾向仍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研究之中，还未拓展至哲学领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世界观造成了冲击。生态学及其相关学科的蓬勃发展不仅增强了人的生态意识，也使人开始从生态视角重新审视自身和世界，人类逐渐从以人为中心的现代世界观中清醒过来，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包容性和整体性，从而采取措施改善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守护人类与自然共同的未来。这种在生态学基础上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从整体论视角出发认识世界的思想倾向逐渐形成了生态世界观的萌生形态：生态科学世界观。

之所以将生态科学世界观视作生态世界观的萌生形态，是因为生态科学世界观虽然开始关注人和自然的有机联系，但仍以自然科学作为连接二者的纽带，从“人—科学—自然”的关系出发认识世界，还未完全开启哲学层面对世界本原的探讨。在此推动下，人类虽然逐步走向自然，但所具有的生态意识主要体现于对科学知识的运用，还未在意识上与自然实现融合。因此，生态世界观还未完全从自然科学领域脱胎而出，进入哲学领域。但与此同时，生态科学世界观对整体论的运用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也为随后生态哲学世界观的正式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其追求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科学精神也给生态科学美学的理论构建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在生态科学世界观下，米克（Joseph W. Meeker）最先提出了“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一词。通过对美学史的回顾，他认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美学理论也应该以生态学等科学知识进行重构，因而强调“生态系统”“生态整体性”等概念在美学中的运用。那么这些知识究竟如何运用？我们以米克对艺术品的分析为例。他认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就像是一个生态系统，因为它呈现了一种统一的体验……一件艺术品最终的成功取决于艺术系统（artistic system）的形成，并且这个系统包含了处于平衡中的所有创造性的与破坏性的力量，因而具有复杂的完整性。”由此不难发现，米克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和观念重新阐释审美体验，虽然科学知识的运用稍显生硬与机械。但无论如何，他最先为生态美学定名，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人与自然的联结。

进而，西方环境美学代表人物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提出科学认知主义观点，在自然审美欣赏中强调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其理论带有鲜明的生态科学世界观的色彩，也深刻影响了生态美学的发展，为生态美学走向生态实践提供了科学视角。首先，卡尔松反驳了从感官形式出发进行自然审美欣赏的传统，并将其总结为“对象模式”（object model）与“景观模式”（landscape model），认为这是将艺术欣赏方法应用于自然对象之上的错误做法。他认为，对视觉审美形式的单一关注将导致自然对象与其所处环境的分离，割裂它与外部的有机联系，实则忽视了自然环境的整体性和独特性，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强调自然是“环境”的。由此可见，卡尔松将自然环境视作统一的整体而非孤立的对象，其观点带有生态科学世界观的整体论思维特征。其次，卡尔松将寻求“适当的自然审美欣赏”作为其环境美学理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欣赏自然的“自然环境模式”（natural environmental model）。通过将自然欣赏与艺术欣赏进行类比，他认为如同适当的艺术欣赏需要欣赏者借助艺术史、艺术批评等相关知识一样，我们也需要借助自然史等科学知识实现对自然真实客观的理解，从而按照自然的真实样态而非人类的主观想象去欣赏自然，从而实现恰当的自然审美欣赏。因此，卡尔松在自然欣赏中强调生态学、地理学、生物学等相关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其主张的科学认知主义实则将自然审美欣赏建基于生态学等自然科学之上，在美学领域展现出了严谨、真实、客观的科学态度。同时，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并未忽视人的作用，而是利用科学知识将人与自然紧密相连，主张欣赏者积极地置身于审美情境之中。自然审美欣赏本就是人与自然关系在审美维度上的体现，因此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可以视作从生态科学角度对人与自然审美关系的探索与研究，是生态科学世界观在审美领域的具体应用。

但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在吸收生态科学世界观理论成果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发展。生态科学世界观虽然推动了全球环境保护行动的开展，但仍主要站在人类视角看待生态系统，是一种“浅层的生态学”。正如上文所述，生态科学世界观更多地从科学事实的角度承认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并未在哲学层面上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融合统一，也未完全摆脱主客二元论的束缚。因此，生态科学世界观推动下的生态运动在不损害人类利益的前提下谈自然保护，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类的未来，而不是维护自然的健康与和谐，仍然带有鲜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西方环境美学中的科学认知主义虽然也在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基础上探讨自然审美欣赏，但其观点却源于对自然真实样貌的尊重，并非出自对人类利益的维护，是真正站在生态环境的立场上思考审美问题。因此，纵然科学认知主义利用科学知识欣赏自然，看似是运用人类话语体系解释自然环境，但其最终目的是更好地尊重和维护自然的真实状态，体现了对生态科学世界观主导下的“浅层生态学”的修正和发展，也推动了生态科学世界观向“深层生态学”的转变。由此可见，在反映生态世界观哲学思想的同时，生态美学理论也推动生态世界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走向深入，二者相互推动，共同发展。

二、生态哲学世界观与生态智慧美学的建构

实体世界观所包含的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观点推动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使得人类更加坚信自己是世界的主宰者和自然的立法者。但随着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人类逐渐发现自己并未获得期许的幸福，人类对自然的狂妄操纵和肆意索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人类也反受其害。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日益加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了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此时，哲学家认识到人类精神领域需要“发动一场变革，以使人摆脱这个机械的、科学化的、二元论的、家长式的、欧洲中心论的、人类中心论的、穷兵黩武的和还原的世界”，现代世界观逐渐解体。与此同时，生态科学世界观的整体论逐渐从自然科学领域拓展到哲学领域，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哲学研究的重点问题，生态哲学世界观由此形成。在这一世界观的推动下，自然逐渐从背景走向前景并与人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人对自然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科学领域，也在精神上实现了与自然的融合统一。生态科学世界观中对“人—科学—自然”整体的关注，在生态哲学世界观这里发展为对“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认识。在生态哲学世界观看来，“世界本原（本体）不是纯客观的自然界，也不是纯粹的人，而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在生态哲学世界观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便是阿伦·奈斯（Arne Neass）的深层生态学。

生态学发展到后期虽然转向了人类生态学，构建起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但仍然带着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因此，生态科学世界观实则是一种“浅层环境主义”，而“深层生态运动却已看到，生态平衡要求我们对人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角色的认识，来一个深刻的变化。简言之，它将要求一种新的哲学和宗教基础”。1973年，阿伦·奈斯在《浅生态学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中提出“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为人类认识自身和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哲学基础。

首先，深层生态学反对浅层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反对人处在环境中心的形象，而支持一种关联和全景的形象”。这并不是否定人处在环境之中的事实，而是以整体视角来看待生态系统，从“人—自然”的复合整体出发认识世界的本体，认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都处在紧密联系之中。因此，人虽然在生态系统之中，但并不处在中心位置，更不是自然的主宰者。这种全景模式消解了“环境中心”这一概念，这样，处在生态系统中的万物便不再存在地位和等级差别，这种无中心的全景模式不仅能够客观、公正地理解自然个体间的复杂关系，还从哲学高度构建起了自然万物平等共生的理念。值得说明的是，深层生态学主张生物圈的平等与共生，但并不否认在生态系统中时刻发生并永恒存在的生存斗争。也就是说，在深层生态学看来，包括人类在内的各个物种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然会相互斗争，损害其他物种的利益，这是生态系统中的正常现象，并不影响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整体格局。但如果某一物种在满足生存需要后进一步膨胀，将自然万物视为满足私欲的工具，合理的生存斗争便演化为需要提防和反对的剥削与压制。由此可见，深层生态学在于哲学层面主张万物共生理念的同时，也尊重自然的真实状况，通过构建形而上层面的生态理念推动形而下层面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

奈斯将其深层生态学思想概括为“生态智慧T”，其核心是“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原则，通过这一原则，奈斯超越了浅层生态学对具体生态行动的关注，转而推动人类生态意识的培养，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提供了思想上的保障。首先，“自我实现”中的“自我”并非个体实践意义上的小我，而是精神认同领域上的大写的自我。在奈斯看来，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至少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即从本我（ego）到社会性的自我（self）；从社会性的自我到形而上学的自我（self），而形而上学的自我必须在与生态整体的关系中实现，最终走向“生态的自我（ecological self）”。也就是说，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人类发现自己并非是个体的或社会的，而是生态的，认识到自身并不是与自然分离、对立的孤独个体，而是包含于生态系统中的独特部分，在精神上重获对自然的归属感。人类从产生、发展到最终的消亡都无法脱离与其他存在物的复杂联系，同时也在这种多样联系中构建和表达自己。随着人类从本我走向生态自我，人类也将自我认同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生态系统，人与自然万物的界限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弭，其他存在物的利益也就成为人类自身的利益，人类保护自然实则便是保护自己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自然在实现前景化之时也逐渐实现了人化。此外，“自我实现”原则要求人类在思想上摒弃等级观念，在平等的关系中实现与自然的融合，而这种平等意识必然要以平等的现实社会关系为保障。由此可见，奈斯的“自我实现”原则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精神上的生态目标，也在现实生活中为人类的行为设置了生态准则，从而有助于生态平等观念自精神领域到现实生活的全方位落实。

通过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阿伦·奈斯提出的深层生态学并未像浅层生态学一样止步于对具体环保行为的强调，而是从哲学层面构建生态意识，高屋建瓴地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生态原则和道德规范。正如他所说：“到目前为止生态运动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它应该是生态哲学的而非生态学的。生态学是一门使用科学方法的有限科学，而哲学是关于描述性和规定性基本原理的一般讨论。”因此，生态科学世界观从自然科学领域推动人与自然的融合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从生态学走向生态哲学，实则是从精神层面推动人与自然的平等融合，实现了生态实践到生态世界观的转变，为人类的生态行动提供了更为根源性的精神动力。

这种提倡生态智慧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在曾繁仁教授提出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中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首先，生态存在论美学秉承了生态哲学世界观的整体理念，反对二元理论影响下产生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观点，认为二者都试图在生态系统中找寻一个中心，这也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生态存在论美学的这一观点与深层生态学所提倡的无中心的全景视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抛弃了狭隘的个体视角，转而从生态整体的角度认识世界。此外，生态存在论美学还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认识世界的本原。海德格尔所提倡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便一直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由于这种混淆，存在被当成一个“是者”被理解和追寻，“是者”只是存在者，而非存在本身。在海德格尔那里，存在并不是一个可以由抽象概念定义和把握的终极意义，而是一个事物生成、展现自身的动态过程，这实则是对存在最初内涵的复归。生态存在论美学将存在主义哲学有关“存在”的观点拓展到对生态系统的认识之中，同时强调“此在与世界”的在世模式。人与万物共同栖息于大地之上，在自然万物的复杂多样的联系之中，世界也被构建出来，世界的本原便指向了人与自然融合构成的有机整体。由此，人与自然万物须臾难分，共生于生态系统有机整体之中。生态存在论美学“以‘人—自然—社会’构成系统整体的理论为指导，着力于建设一个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协调发展的、人与其他生命共享的美好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是生态哲学世界观在美学中的鲜明体现。

虽然生态存在论美学主要以存在主义哲学作为其理论来源，但也与阿伦·奈斯倡导的生态智慧相互呼应，因此，生态存在论美学实则可被视作生态智慧美学。但同时，与深层生态学主张自然融入人类的观点不同，生态智慧美学更加强调人对自然的融入和回归，提倡人的自然化，这一差别也体现出自然地位的不断提升。但随着这一过程的逐渐深化，原本人与自然平衡的关系再次被打破，生态世界观也在深层生态学的基础上迎来了全新的演进。

三、黑暗生态学与生态环境美学的建构

在生态世界观演进的过程中，自然的地位不断提升，但无论是生态科学世界观还是生态哲学世界观，在促进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过程中，仍然以人类为中心认识世界，主张自然的人化。随着后人文主义兴起，人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思考，自然地位的不断上升使部分学者不禁质疑人类介入自然的合理性，人的因素由此逐渐退却，美国学者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主张的黑暗生态学便在这一时期产生。

首先，黑暗生态学对深层生态学的人文主义立场进行了批判。深层生态学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自我实现”以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平等与和解，这看似是人的自然化，实则是自然的人化。在黑暗生态学看来，深层生态学在推动人与自然走向融合之时，将自然万物都纳入人类的精神认知和主观操纵之中，这种融合并不是真正的主客统一，而是人类主体对自然客体的变相收编。自我实现原则或许可以引导人类像爱护自身一样保护自然，但与此同时，自然本真特性也被武断地舍弃。因此，深层生态学是人类对自然更加隐蔽也更深层次的介入，仍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而这些都是后人文主义立场的黑暗生态学所极力反对的。

在黑暗生态学看来，生态学首先要做的便是祛除人类强加给自然的本质和意义，为自然“祛魅”，恢复自然的本真状态。由此，黑暗生态学主张“无自然的生态学（ecology without nature）”，莫顿在此处所说的“自然”是指人类在漫长的发展中给自然设定的概念、赋予的意义及对自然的主观解释。在莫顿看来，随着觉醒与进步，人类逐渐从原始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拥有凌驾于自然生态之上的总体权力。人类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但并不是自然的支配者。因此他认为“无论是否是唯心主义，‘自然’是无限可塑的观念肯定是一种关联论（correlationist）狂想：‘自然’是为人类主体量身定做的。关联论认为万物只有当我们谈论其与人类的关系时才有意义”，那种将自然视为可塑造的想法无异于“虐待狂思想的延续”。自然并不需要人类塑造或赋予意义，它有其自身的特性与诉求。由此可见，莫顿提倡的“无自然的生态学”实则蕴含着“去人化”的主张：在生态世界观中清除人类的介入，抛弃固有的自然生态观念，从而恢复生态系统最真实的样貌。

在肯定自然真实样貌的基础上，莫顿主张人们接受“自然的秽物”和“怪诞的现象”，认为这些才是自然真实具有的。与此相对比，深层生态学所提倡的自我实现原则将自然的消极特性悄然抛弃，并未真正地尊重自然，相反，它按照人类的想象和喜好选取自然的片段对其进行重新塑造，这样的“自然”必然是片面且虚假的。黑暗生态学反对深层生态学自欺欺人的伪善行为，转而采取“一种反常的、忧郁的伦理道德，拒绝将对象消化成理想的形式”，提倡人类直面自然的真实样貌，接受自然的黑暗面，从而真正地尊重自然。此外，莫顿在指出自然黑暗面的同时也指出了人类生态欲望的不纯洁：人类不可避免地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保护自然。因此，黑暗生态学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之时关注二者之间存在的裂缝和间性，主张排除人类介入的生态批评，从而维护自然的本真样貌。相较于深层生态学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积极推动，黑暗生态学显得更加谨慎和坦诚，正如莫顿在《重新思考环境美学》中比喻的：黑暗生态学可以接受青蛙的真实面貌，而非企图将其一吻变为王子。这种“无为”的做法看似消极，但也彻底地反思了以往生态世界观中人对自然的介入，维护了自然的本真性和神秘性。

莫顿的黑暗生态学虽然存在激进之处，但也体现了后人文思潮下生态世界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反思，能够推动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与保护。同时，这一理论既是对深层生态学的批判与超越，也是对当代生态环境美学的继承与发展。可见，生态世界观与生态美学在演进的过程中并不一定是前者决定后者，二者紧密相连、相互促进。首先，黑暗生态学对自然本真样貌的强调与环境美学中科学认知主义一派提出的“如其所是地欣赏自然（appreciate nature as its own terms）”的观点有着相通之处。当代西方环境美学开始于对传统自然审美欣赏中的艺术欣赏方式的反思，诸如赫伯恩（Ronald Hepburn）、卡尔松等环境美学家认为传统的“如画”模式将自然作为风景画进行欣赏，抹杀了自然欣赏无框架、多感官、融入式、开放式的独特性，将人类对感官特性的执念强加给自然，未能按照其真实样貌欣赏自然，由此，环境美学将寻求对自然的恰当审美欣赏作为其研究的重点。围绕这一问题，环境美学提出十余种自然欣赏模式，总体目的都是为了从自然的真实样貌出发欣赏自然，从而真正地尊重自然。由此可见，西方当代环境美学的宗旨与黑暗生态学思想一脉相承。但需要说明的是，环境美学在强调尊重自然的同时也主张发挥人类的主体性，并不排斥人类对自然的介入，例如，柏林特（Arnold Berleant）的参与美学在尊重自然的同时主张人类积极介入和参与到自然环境之中；卡尔松在提倡人类尊重自然真实性的同时主张借助科学知识认识自然的真实面貌；在卡尔松的影响下，斋藤百合子（Yuriko Saito）、巴德（Malcolm Budd）等学者将神话故事、民俗传说、个人经历等历史、文化信息作为认识自然真实面貌的工具；而这些无疑都是黑暗生态学所反对的人类加于自然之上的审美幻想，但不可否认的是，人类适当的介入在自然审美欣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外，黑暗生态学提倡人直面自然中的“怪诞”现象，而非将其美化或掩藏起来，这在卡尔松、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等人倡导的“肯定美学”（positive aesthetics）思想中也有所体现。肯定美学主张人们认识并接受自然环境中存在的丑的现象，摆脱自身的主体性偏好，从自然的客观性和整体性角度出发直面自然的真实特性。作为肯定美学的代表学者之一，罗尔斯顿站在整体主义的立场上，将自然个体的审美属性置于自然整体中进行思考。他认为，诸如死亡、猎杀、腐烂等现象在自然系统中持续发生并永恒存在，对人类而言，这些现象丑陋可怖，但从整体来看，生态系统可以对“丑”进行转化，这些丑陋现象并不意味着价值的消失和终结，它们仅是自然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空间维度上自然个体的丑陋现象将在生态系统循环作用的推动下，使自然整体在时间维度上达成更高层面的稳定与和谐。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罗尔斯顿认为森林火灾也并非可怖丑陋，其在不影响整体生态系统稳定的情况下也具有积极的审美价值。罗尔斯顿的肯定美学思想实则是将审美评价的尺度由人转向了自然，舍弃了以往狭隘的“优美”的评价标准，从生态整体的角度评价自然现象。这实则在审美领域消除了人类的自私与狂妄，真正尊重生态系统的真实面貌，直面以往为人所排斥的“自然的秽物”。由此可见，罗尔斯顿的肯定美学思想与黑暗生态学有着相通之处。但同时，肯定美学对自然中丑陋现象的承认并不彻底，仍尝试证明其中蕴含的积极审美属性，还不能坦然直面自然惨淡的面貌，黑暗生态学在继承、发展肯定美学思想时也对这一点进行了改善和超越。

黑暗生态学作为生态世界观发展的一个全新样态，抛弃深层生态学对人的执念，深刻启发了生态世界观及生态美学的发展。在黑暗生态学对当代环境美学理论的借鉴和超越中也可看出，生态世界观的演进与环境美学的构建是一个相互推动、不断反思既有理论的过程。此外，黑暗生态学所秉持的“去人”的主张虽然具有启发意义，但必然会导致人与自然原本平衡的天平倒向自然。同时，在人与自然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祛除人类对生态的介入本身便缺乏可行性。这些启发和弊端都将推动生态世界观的进一步演进，从而引发生态美学全新的理论建构。

四、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态友好型美学的建构

生态世界观的演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里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融入其中，为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奠定了基础。这一新的生态世界观从人与自然关系入手认识世界，同时批判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恶化，极具生态意味，完全可以视作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同时，这种世界观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了深入的完善和发展，形成了更具中国特色的生态理论形态——生态文明理念，生态文明理念的确立为建构生态友好型美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在反思和超越黑格尔与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黑格尔哲学将世界的本原归为“绝对理念”，“绝对理念”既是主体又是实体，因此自然被视作“绝对理念”的外化，黑格尔哲学认为“自然是作为他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由此可见，黑格尔的自然观将自然的本原归于抽象，抹杀了自然的实体性，也就导致了自然与人的分离。马克思对黑格尔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进行反思，建立起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相对于人类而言，自然是先在的存在，人来自并受制于自然，自然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物的综合，这也就肯定了自然的客观性与整体性。同时，马克思也强调人的精神的重要性，认为人虽然受到自然的限制，但终究能从中获得自由，强调人的能动性。与黑格尔着眼点不同，费尔巴哈在其唯物主义世界观中十分重视自然的作用，认为哲学与科学都以自然作为基础。费尔巴哈虽然从自然的客观性入手，但却忽视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在费尔巴哈那里，无论自然还是人都是脱离现实的抽象静止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引入实践对这一自然观进行改造，将人与自然都放置在动态的历史环境中进行思考，用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活动将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联系起来，也就化解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反思中，马克思主义构建起新唯物主义自然观，从人与自然统一整体的角度出发认识世界的本原，带有鲜明的生态色彩。

在构建自然观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以发展的眼光思考和总结历史进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形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未完成的（未实现的）自然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还未脱离自然的限制。由于生产力的束缚，人类完全臣服于自然的威严，对自然的情感也多为崇敬和敬仰。随着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人类逐渐摆脱了自然的限制并开始支配自然，人与自然进入了未完成的（未实现的）人道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自然逐渐从人类的根源沦为了人类的资源，人根据自身的主观意愿对自然世界进行肆意改造，也就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即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与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的统一，这一阶段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复归和自然界的全面复活”，同时也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紧密相连。在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类获得了彻底的解放和全面的发展，人对物的需要出自自身的发展需求，而非利己主义的驱使，自然界也就失去了对人而言的有用性，从而展现出以往被功利目的掩盖的真实面貌，获得了全面复活。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解释了世界的发展历程，而且阐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想状态，为人类提供了兼顾自身发展和生态复活的前进方向。

此外，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现状的思考始终兼顾对自然的关怀，在反思资本主义经济对人的异化之时，也深入探讨了自然的异化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唯一也是终极的目的，资本主义在生产的过程中丝毫不顾及自然环境与人类的生态健康。工业革命后，人类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飞速提升，这也使人类过分自信从而肆意支配和操纵自然，造成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自然与普通民众一样，被工业社会粗暴收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不仅工人遭受恶劣生产、生活条件的荼毒，自然也在人的过度索取下失去了自身的平衡与健康，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异化现象从人蔓延至生态系统，这种对资本主义异化领域的全面反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色彩。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形成于生态问题初见端倪的19世纪，因此仍主要从人类的视角探讨生态问题，讨论的焦点也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领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的时代局限性。

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则在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的基础上，将生态环境的平衡健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融为一体，着力解决在发展中出现的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鼓励人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这就克服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偏重人类利益的局限性，进一步推动人与自然走向平等与融合。其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秉承了生态世界观一直以来的整体论视角，将“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作为系统思想，从生态系统的整体视角出发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够克服工具理性的片面性和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尊重自然的真实样貌。同时，作为新兴的理论，黑暗生态学虽然给当代西方生态世界观的发展带来深刻的启发，但其排除人类对自然介入的主张却存在矫枉过正之嫌，实则变相地否定了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自然与人类的关系的理想状态绝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在平等融合的基础上实现共生共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便体现了对这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其理论核心观点，在维护生态环境健康稳定的同时不忘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幸福生活。此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提升理论生态性的同时，也继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重视，从生态世界观中生发出生态方法论以指导实践活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倡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为重要抓手，以“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彰显大国担当，从方法论的角度为人类的生态实践指明了方向。由此可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具体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进行了继承和超越，从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出发认识整体世界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世界观。

除了哲学世界观方面的深远影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指明了方向。首先，我国生态美学理论构建应不断提升自身的实践特性，与生态文明事业和“美丽中国”建设等实践活动紧密联系，从中吸取经验。我们要推动生态美学与景观设计、环境规划等实践领域结合，不断增强美学理论的实践指导能力。其次，我国生态美学的发展需要站在全球视角上，不断增进国际交流。西方环境美学自20世纪60年代兴起，现已发展得十分完备和成熟，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虽是不同的美学形态，但二者在研究对象、理论来源、发展方向等方面都有着极强的共同性。因此，我国建设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需要积极借鉴、改造西方优秀的理论成果，为世界生态环境的改善做出努力。此外，我国古典哲学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是我国发展生态美学的独特优势，也为当前构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因此在接下来的发展中，我们应注重对散落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吸收，从而更好地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符合时代发展的生态美学理论话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的继承与超越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入、更具有时代特色的思考，在其推动下，我国生态友好型美学也在现有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逐步构建起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

五、结语

从生态科学世界观的萌生与形成，到深层生态学从哲学层面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再到后人文思潮下黑暗生态学对人类作用的反思，最后到马克思主义生态世界观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通过实践对人与自然融合的推动，生态世界观与生态美学理论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相互影响和相互超越中实现着各自的演进与发展。因此，在构建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从哲学的高度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正确认识。本文认为，世界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决定了我们决不能像现代世界观或黑暗生态学一样，片面且极端地强调人或自然中的任意一方而忽视另一方，而应该促进人与自然在平等融合基础上实现共生共荣，实现二者关系的理想状态。而如何在审美领域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理想状态的实现，便成为我们今后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附 本 文 题 录

1. 胡友峰：《生态世界观的演进与生态美学的建构》，《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2期。

2. 胡友峰.生态世界观的演进与生态美学的建构[J].社会科学辑刊,2021(02):21-30.

END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

图文编辑：李冠莹

责任编辑：薛    勤

审       核：李学成

202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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