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闲书”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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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闲书”我的家

文/刘越

在这个世界上，我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母亲。不仅仅之于那份缘于骨血的养育之恩。

那时我十岁吧，迷上了人生中邂逅的第一份刊物­­——《儿童文学》。我蹲在灶前，一边往灶膛添柴一边读；我拿着勺子，一边往猪槽添食一边读；我端着碗，一边嚼着饭一边读。《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把我带进一个又一个新奇的世界。

“一个丫头片子，有学上就不错了，还让她看‘闲书’！哪如在家好好帮衬着你多干点活儿。”父亲去的早，抚养三个孩子的母亲独自承受着生存的艰辛。乡邻常常这样规劝母亲，奶奶和叔叔的语气里则带着深深的不满和责难。但是，母亲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她搂着我悄悄对我说：“妈就是个大字不识一筐的‘睁眼瞎’，苦逼了半辈子，说啥得让你们有文化。我就是喜欢我闺女看书，你看啥书妈都高兴！”母亲的话让我忐忑不安的心马上安顿下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咋能不知道母亲的累和苦。我对母亲说：“我就是你的眼睛！”读到有趣的故事，我常会眉飞色舞地讲给母亲听。和母亲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感叹唏嘘。而在那些年，我最大的苦闷，就是为着读书和干农活不能兼顾。

由于经济拮据，这些“闲书”成了我家的奢侈品。对于我们姐仨，平时可以不吃零食，过年可以不买新衣，但是《儿童文学》、《少年文艺》这两本期刊是每期必买的。买书需要骑车到离家15华里外的小镇邮局。每月初，大姐、二姐总是争着去，最后只得用石头剪子布决胜负，谁赢了谁去买，谁买谁先看。等我学会了骑车，我们仨就只能用抓阄的方式决定由谁去了。每天，只要想到家里还有一本好书等着，天天玉米面饼子就咸菜的日子也能过得有滋有味。尽管，邻居家偶尔飘来的肉饼香也会让我们悄悄地咽口水。

有一次，母亲走亲戚，居然给我们带回来一本《冀东文艺》。我接过来，如饥似渴地翻开。正看得入神，念初中的二姐放学回来。见了书，也是眼前一亮，一把手抢了过去。我还未从书里的情节中回过神来，她已经坐在炕沿上聚精会神读了起来。我只气得七窍生烟，明知抢不过她，又哪里甘心。我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看着她，像一只伺机而动的猫。半个小时过去了，二姐头也不抬。我知道等着她“良心发现”是不可能了，突然，一跃而起，飞扑过去，劈手夺过书就往大门外跑，边跑边回头看，生怕被二姐撵上。那年，我的个头刚好比门鼻子高一点点。慌乱中，我竟一头撞在了铁门鼻子上，登时眼冒金星，险些晕厥，血顺着额头淌下来。二姐吓坏了，赶紧翻出止疼片，手忙脚乱地砸碎，敷在我的伤口上，一边不忘叮嘱我：“千万别告诉妈，以后二姐借的书都让你先看！”这巨大的诱惑让我很快止住了哭声。

我13岁那年，大姐考上了远在四川的一所大学。大学图书馆规定，每人在放假前许借3本书。这对我们姐仨真是莫大的福利。每年，快放寒暑假，我就开始日日想，夜夜盼，天天扳着指头算。而我和二姐之间的“君子协定”也会在大姐归来的那些日子转变成“撕逼大战”。为了不影响书的流转，我们常常在干完一天农活后顾不得洗涮，捧着书，就着一盏15瓦的灯泡通宵达旦。至今记得读《穆斯林的葬礼》时，深夜里为韩新月的死哭得一塌糊涂；读《苦儿流浪记》时，为小雷米一波三折的命运揪心不已……偶尔，也会看见大姐、二姐红肿的眼睛，我们谁都不问，彼此心照不宣。

如今，我们都学业有成，大姐是大学教授，二姐是高级翻译，我也成了单位的技术骨干。各自家里都有不少藏书，大姐、二姐还都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做书房，我更是幸运地兼职管理着单位的一个图书馆。常常，我站在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柜前，这本翻翻，那本看看，半天拿不定主意看哪本。这使我常常对那些物质贫瘠但精神丰富，忙里偷闲抢书读的日子充满了幸福带着些许惆怅地留恋和怀想……

关于作者：刘越，以通讯报道见长，闲暇涉猎文学，文字朴实无华，情真意切，文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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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本期图片由赵富萍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