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混乱的疫苗推广带来的启示
责任编辑：Shelley
来源：纽约客，纽约时报
去年12月中旬，辉瑞和Moderna疫苗开始陆陆续续运往加州，抵达洛杉矶的时候，正逢是当地疫情最黑暗的时刻。当纽约人在暖灯边上喝着热饮时，洛杉矶的户外用餐仍旧被禁止，体育馆和学校也一直关闭。
洛杉矶县政府官员曾一再恳求，居民不要在感恩节或圣诞节聚集，但节后仍出现了一波高峰。截至12月底，洛杉矶县超过20%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每天新增感染病例超过2万例。到新年前夜，洛杉矶县卫生部在推特上警告称，该县每10分钟就有一人死于新冠。这一天，卫生部的账号至少发推60次，恳求公众“今晚请待在家里”。
到了今年1月份，洛杉矶县医院的氧气和透析机都快用完了，停尸房也满了。从去年第一例有记录的病例开始，洛杉矶直到12月11日才确诊50万例新冠病例，但在疫情第三波的攻势下，只过了一个月，这个数字就翻了一番。
尽管情况紧急，疫苗在美国人口最多的洛杉矶县的推广工作进展缓慢。截至1月6日，洛杉矶县只注射了38%的疫苗。一周后，当加州将资格从保健工作者和疗养院居民扩大到65岁以上的人时，疫苗出现短缺，其中许多疫苗必须为接种第二针的人预留。
洛杉矶县的两个城市，帕萨迪纳和长滩，都有自己的卫生部门，因此保持着对疫苗分发的控制。人口与奥克兰(Oakland)相当的港口城市长滩(Long Beach)选择了尽快注射疫苗，而不是把它们储存在冰柜里，并指望第二剂疫苗的供应会跟上。
长滩市的市长罗伯特·加西亚(Robert Garcia)的母亲是一名医护人员，她和继父在去年夏天不幸感染新冠后去世。他先把疫苗都打光的策略被证明是有效的：1月的第三周，当其他县刚开始为65岁以上的人接种时，长滩已经把接种资格扩展到食品工人和教师。这种疫苗的推出似乎是实验性的，加州和全国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制定了不同的资格标准。为什么在疫情下，一切都显得如此混乱?
纠缠不休的反口罩抗议者
去年12月，我住在距离道奇体育场(Dodger Stadium)几个街区的回声公园(Echo Park)的一个朋友家，道奇体育场设立了一个免下车检测站。每一天，蜿蜒在范·史考利大道(Vin Scully Avenue)上的汽车队伍似乎越来越长。除此之外，这是一个宁静的地方。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惊讶地发现反对居家令，限制和口罩令的抗议活动封住了街道。那天早些时候，我看到几个人在山脚下挥舞着写着“新冠=骗局”之类的标语。有二三十人在小街上聚集起来，他们没有戴口罩，吵吵闹闹。这令人困惑，但在2020年，什么时候遇到一群阴谋论者都不奇怪。
我戴着口罩穿过他们，尽量不与他们进行眼神交流，但却引起了一个金发、留着胡子的男人的注意，他戴着一顶MAGA帽子，手里拿着一罐啤酒。“看，Antifa在这里!”当我经过时，他喊道。“从她的女同性恋发型就能看出来。”我们对骂了几句，然后我继续朝我家的车道走去，我感到既困惑又恼火，还有一些抗议者尾随在我身后，他们急切地想用手机录下对峙的场面。
几天后，当我去查看信箱时，我才意识到那些人来我们街区抗议的原因。邮箱里有一封关于抗议的纸质道歉信，由一位名叫芭芭拉·费雷尔(Barbara Ferrer)的邻居签署，她就是那位满头银发的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主任，她几乎每天都在电视上露面，介绍该市日益严峻的形势。有一次，情况十分严峻，她在新闻发布会上强忍住泪水。她说:“超过八千名曾是我们亲人的人不会回来了。”
死亡人数并没有阻止抗议者，他们在接下来的周日和之后的周日又来了我们社区。但他们的呼声似乎没有赢得人心。他们站在费雷尔家门外，对着扩音器喊着“开放洛杉矶”。他们骚扰在街边加油站加油的司机，对他们大喊，让他们“摘下脸尿布”。一天下午，我和妈妈戴着口罩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像绵羊一样对我们发出怪声。
邻居们开始反攻。其中一人在窗户上贴了写着“戴上口罩”的告示。圣诞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一个邻居大声播放爵士乐和《一个查理·布朗的圣诞节》(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的原声音乐，盖过了人们的抗议声。但随着市、县卫生部开始推广疫苗，那些反对口罩的人又将注意力转向反对疫苗。
1月15日，道奇体育场的大规模疫苗接种点在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希提(Eric Garcetti)和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参观下开幕，该体育场之前是一个测试场地。道奇体育场开放的两周以后，《纽约时报》报道说，接种疫苗的等待时间长达几个小时。
等待的人群中包括73岁的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他在自己的车里排队。加希提作为志愿者在现场工作了几天，他告诉《纽约时报》，洛杉矶市花费了6万美元，用于购买作为路障和导引的交通锥。
虽然存在一些后勤问题，但道奇接种点每天仍提供7000多支疫苗。1月28日，抗议者们又来到了道奇，挥舞着写有诸如“摘下你的口罩，闻闻狗屁”和“告诉比尔·盖茨自己去接种疫苗”的标语。他们对着那些在车里等着接种疫苗的老人大喊大叫，说他们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
接下来的周六，我参观了道奇体育场，看看那些抗议者是否回来了。当我漫步在体育场的时候，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觉，我是一个孤独的行人，所有人都在自己的车里盯着我。
我看到路虎和特斯拉在排队等候，有带着孩子的老人，也有独自一人的老人，还有一辆露营车。没有反口罩者的影子（他们在2月底又来了）。在一个巨大停车场的入口处，穿着马甲的志愿者指挥着交通。
我拐进了公园，爬上一座能看到体育场的小山。下面，汽车在巨大的交通锥迷宫中缓慢前行，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疫苗的不平等问题
洛杉矶县最初的疫苗推广集中在大型疫苗接种点，比如道奇体育场。这五个地点包括：Valencia的六旗魔山（Six Flags Magic Mountain）的空停车场, Inglewood的Forum, 和Pomona的一处大楼。到了2月份，县领导意识到这些地点并没有有效地接触到受灾最严重的人群。尽管州政府设立了一个致力于公平问题的工作小组，但不平衡的现象又再次浮出水面。
根据洛杉矶一家服务拉丁裔社区的诊所Monseñor Oscar A. Romero估计，一万两千名病人中有三分之一是无证移民。这家诊所有两个地点，一家在博伊尔高地(Boyle Heights)附近，另一家在皮科联盟(Pico-Union)，这两处都是洛杉矶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今年冬天，这些社区是疫情“震中”中的“震中”。在博伊尔高地诊所(Boyle Heights clinic)，在疫情高峰期间，阳性检测率徘徊在30%到40%之间。
2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在博伊尔高地诊所会见了诊所的执行主任，一个名叫卡洛斯·瓦奎拉诺(Carlos Vaquerano)的萨尔瓦多难民。FDA在12月中旬批准辉瑞和Moderna疫苗后不久，瓦奎拉诺和他的同事就获得了州和县当局的许可，成为疫苗分发中心。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们希望能得到相当数量的疫苗，”瓦奎拉诺告诉我。但他们没有收到。1月中旬，当加州将接种资格扩大到65岁以上人群时，Clínica Romero正在盼着100至200支疫苗。一个月过去了。当我遇到瓦奎拉诺的时候，这家诊所在几天前才收到并注射了首批100支Moderna疫苗。
尽管大规模疫苗接种网站依赖于人们自己在线预约，Clínica Romero的工作人员已经打电话给患者，并通过短信发送预约提醒。他们用一笔补助金为那些无法自行前往诊所的病人支付交通费用。如果符合条件的人没有预约就来了，而且诊所还有额外的疫苗，那么他们也会得到一针疫苗。
几天后，我再次拜访了这家诊所，当时它收到了第二批100支疫苗。外面，四五个病人在阴凉处等着。诊所的一名工作人员用西班牙语为病人预约登记，对着一位戴着道奇队帽的老人和一位拿着编织包的妇女说话，包上写着“危地马拉”。一名保安为行动不便的病人安置了折叠椅。我和一个叫罗莎的女人聊了聊，她坐在椅子上，把手杖靠在椅子上。她用西班牙语告诉我，从1996年以来，她一直在Clínica Romero接受初级护理，她第一个打电话询问有没有疫苗的地方就是这家诊所。她还说，她也试着去一些药店询问，但没有人接电话。
正如诊所的医疗主任唐·加西亚(Don Garcia)解释的那样，最近的大型接种点道奇体育场是一个必须开车去的地方，而许多人都没有车。他们没时间排几个小时的队，也可能不知道如何预约，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或者他们不识字，或者他们不懂科技。由于他们的移民身份，他们可能不愿透露自己的信息给卫生部。在洛杉矶因为新冠住院的大多数是拉丁裔，他们的死亡率几乎是白人的三倍。
南洛杉矶的克德伦社区健康中心(Kedren Community Health Center)是一家由联邦政府资助的诊所，它是由一群黑人精神病学家成立的。如今，该中心在洛杉矶中南部为黑人和拉丁裔为主的社区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该中心还提供初级医疗保健、健康保险登记援助和一个食品银行。与Clínica Romero不同的是，克德伦每周从州政府得到6000支疫苗。37岁的杰里·亚伯拉罕(Jerry Abraham)是一名医生，他已成为该诊所的疫苗主管。他告诉我，在其他社区卫生中心被忽视时，他的诊所能获得更多疫苗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的坚持不懈。
“他们把我们给忘了，但我拒绝放弃，”亚伯拉罕告诉我。“我们真的跑去公共卫生部门，敲他们的门。”州长纽森最近访问了克德伦疫苗接种地点，亚伯拉罕还受到了国内和国际新闻的赞扬，因为他努力把疫苗带去黑人社区，他还被邀请到国会作证。
美国医疗体系忽略了很多人
从理论上讲，今年在美国，每个想要接种疫苗的人都可以获得疫苗。推广疫苗可以让人们窥见，若要在美国推行全民医保，那会是什么样子？而到目前为止，它未能覆盖到某些人群，这再次提醒我们，美国的医疗体系忽略了很多人。
长滩市长罗伯特·加西亚一直以该市高效的疫苗推广而闻名，他告诉我，今年接种数十万种疫苗并进行测试，已经改变了全国各地的市政府。“长滩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全市范围的诊所，”他说。“这是我们已经转变的方向，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还会如此。”
加西亚希望美国人能从大流行中吸取教训。他说:“我们有一个独特的机会为人们提供医疗保健，而不必担心他们的移民身份，是否有保险，是否能支付。我们会告诉人们这是免费的，不用问任何问题，我们会让你尽可能的健康。我认为这场大流行将会加强关于医疗保健以及市政府的作用的争论。”
第三波疫情接近尾声时，已有超过2万名洛杉矶居民死于新冠。到今年3月，企业已重新开放，洛杉矶县有望发放近200万剂疫苗。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五，我来到南方公园娱乐中心(South Park Recreation Center)，那里有一个临时疫苗接种站，是由市议员Current Price组织的。他代表的是一个主要由黑人和拉丁裔人组成的选区，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该选区已有900多人死于冠状病毒。该接种站每天提供300剂疫苗，为期三天，三周后会再次提供第二剂疫苗。
我看到，一辆拖车停在公园的一个角落里，地上是一些用来标识等候位置的交通锥，两名消防员坐在折叠桌前，从冷冻柜中拿出疫苗为人注射。一名酒店前代客司机管理着这处流动接种点。这个站点没有被列在洛杉矶县官网上，而是通过议员办公室和口碑宣传。
下午刚过，陆续来了几位老人，他们都是黑人或拉丁裔，大多数都有年轻的家庭成员搀着他们，他们小心翼翼地挽着他们的胳膊。打针后，他们坐在树荫下，这样就可以监测他们的过敏反应。一个人拿出她的刺绣，开始缝起来。
一位戴着越战老兵帽子的84岁退休电工说，打疫苗对他很容易：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他可以打疫苗，他从家走了四个街区就到了。这样的例子在这场疫情中很罕见，但我有种感觉，疫苗的推广本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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