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学术中的理论创新何以发生

本文转自“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原载于《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原标题为《学术中的理论创新何以发生——以社科期刊为观察介质》，作者为《探索与争鸣》副主编李梅。

一、理论创新的发生逻辑

◉ 理论创新，是指因应时代变迁之需，在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基础上提炼，富含一定技术含量、知识内涵与思想内核，同时积极地反作用于时代变迁的理论的突破与升华。

◉ 具体来说，讨论“理论创新”何以发生，离不开对两大变迁、四种变量与一个关键的关注。一大变迁是指全人类的社会革命与发展变迁。另一大变迁是指伴随着现代化演进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个知识系统的发展变迁。四种变量具体指“历史”“实践”“技术”与“知识”。一个关键便是“思想”。

二、理论创新中的学术张力

◉ 学术生产充斥着学术张力，其突出表现为学术生产的三重问题与两种脱节，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发生。

(一)三重问题：逐利与求真之间

学术生产中存在相当比例的学术“三浮”问题——“学术浮浅”“学术浮华”“学术浮悬”。

(二)两种脱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

知识与思想的形塑力通常是和风细雨式与春风化雨般的，知识的积累与思想的推演也因此往往滞后于科技的变化，这是第一种脱节。

第二种脱节恰恰相反，主要表现为在源自西方、由实证主义、知识体系、学术范式等织就的巨型学术网络中，当代社会的思想驱动日渐滞后于知识驱动。

三、理论创新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 针对学术生产中以“三重问题与两种脱节”为主体的学术张力，推动理论创新的有效路径大致有三条。

(一)化解逐利与求真之间的学术张力

首先当然需要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经费得到有效供给、学者的“安身立命”得到基本保证的问题。

其次，知识阶层本身依然需要不断进行学术自省，尤其需要力戒“利益优先尤其是利益绝对优先、时时优先、处处优先”的思维。

再次，知识阶层若要实现从“以学术为业”到“以学术为志”的过渡与转向，还需要进一步破除一些学术制度性顽疾。

(二)弥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缝隙

针对知识与思想常常滞后于科技而形成的第一种脱节，知识的转换与社会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而针对思想滞后于知识，或者说实证主义泛滥所造成的第二种脱节，找寻思想的驱动力，从而赋予知识更多的批判力、预见力与想象力，在此基础上促发一波又一波的理论创新，是整个学术生产环节的重中之重。

(三)重新组织新媒体时代的学术生产

一方面，借新媒体时代之机，进一步加大小环境系统中各个相关主体的互联互通互鉴互动，取长补短，精益求精。

另一方面，重视学术粉丝，努力营建一种新学术共同体。

学术中的理论创新何以发生——以社科期刊为观察介质

李梅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在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中特别强调两点——“坚持理论创新”和“坚持开拓创新”。当今世界处于不确定性倍增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召唤理论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以及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历来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同志便强调，必须“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强调，“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而社科期刊作为马克思笔下“为真正思维着的独立的人们寻找的一个新的集结地点”，从纵向来看，长期扮演着促进思想交流、推进革命进程、推动人类文明的重要角色；从横向来看，是学术生产的必要环节，是理论创新的重要窗口，是哲学社会科学之花盛开的沃土。在社科期刊的繁荣发展中理性地反思学术张力，在新技术急剧变革中敏锐地捕获思想动力，在大变局中持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应有之义，也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期刊人必须回应的时代议题。

国内不少期刊已经在不同时段相继组织“期刊繁荣与理论发展”的相关研讨，比如《探索与争鸣》在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后，于2016年底便组织了“中国学术何以富有生命力”的专题讨论；《开放时代》组织了“从‘学科性学术’到‘问题性学术’”的专题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澳门理工大学学报(人社版)》等也一直在持续展开相关讨论。但整体上来说，直接围绕“社科期刊与理论创新”的主题研讨相对较少。而在“社科期刊与理论创新”的有限讨论中，期刊人多就社科期刊之于理论创新的意义展开深度反思，比如时任《学术月刊》社长施岳群认为，“创新是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命根子，离开理论创新的学术繁荣只能是空中楼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秦毅认为，“理论创新是学术期刊永远的追求”；时任《新华文摘》总编张耀铭强调，“理论创新是学术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其给治学与办刊颇多启迪。遗憾的是，既有的研究较少从社科期刊本身作为学术生产一环的角度，对理论创新发生的内在逻辑加以剖析。

因此，本文拟以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为契机，尝试回答“学术中的理论创新何以发生”这一问题。也即在对理论创新发生逻辑探讨的基础上，反思学术生产尤其是理论创新中的学术张力，思索社科期刊如何在促进自身繁荣发展的同时，更有效地推动理论创新，更有力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一、理论创新的发生逻辑

“创新”一词是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他敏锐地将“创新”界定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那种所谓“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即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被他称为“产业突变”。自此，“创新”作为一种理论，从经济发展与技术创新的最初指向，逐渐有了不同版本的演绎，如知识创新、社会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在我国学术语境中，“理论创新”一直是一个高频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社会实践为我们所熟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也颇为丰硕，它们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带来了勃勃生机。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是对这些实践的再梳理，也不是对这些经验的再概括，主要是侧重既有研究中相对忽略的学术生产的内在机理，着力剖析理论创新的基本发生逻辑，并结合社科期刊的繁荣发展，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中，试图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探寻学术中的理论创新“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最优解。

严清华、尹恒在较早论述经济理论创新时曾谈到他们对“三大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关系的理解，认为“技术创新是基础与前提，制度创新是保证与关键，理论创新则是核心与灵魂”。为研究规范起见，本文给“理论创新”先下一个简明的定义。所谓理论创新，是指因应时代变迁之需，在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基础上提炼，富含一定技术含量、知识内涵与思想内核，同时积极地反作用于时代变迁的理论的突破与升华。如图1所示，从学术生产机制上观瞻，理论创新一般从历史经验中获取，从现实实践中总结，因为有技术和知识的助力，亦有思想的火花的燃照，可以不断超越历史，持续指导实践，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指南，这种指南有助于人类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掌握更多的确定性与发挥更大的能动性。

图1 理论创新的发生逻辑

具体来说，讨论“理论创新”何以发生，我们离不开对两大变迁、四种变量与一个关键的关注。

一大变迁是指全人类的社会革命与发展变迁。这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同构筑的外部系统，也可称“大环境系统”，在实践中不断书写新的人类历史。在这个系统内不乏矛盾与冲突，为理论创新提供发生前提；同时，在这个系统内又蕴含变化与活力，为理论创新提供发生条件。大的时代变迁，往往也是理论创新的最佳时机；小的时代变迁，则不断积聚着理论创新的能量，等待着与其他系统的交汇、与其他变量的碰撞。另一大变迁是指伴随着现代化演进与人类文明进步的整个知识系统的发展变迁。这是一个由科研机构、知识分子、理论媒介等共同构成的专业系统，也可称“小环境系统”。这个系统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现代教育体系的成熟基础之上，主导知识流动的西方学术界对此已有颇多研究。如20世纪初，知识社会学的先驱舍勒便对知识加以分类，并建立起知识与社会的勾连。与之一脉相承的曼海姆，则进一步展开对于处于传播、扩散、冲突与融合中的知识与社会关系的系统研究。至1960年代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出版，已经开始讨论在新旧理论、新旧范式的替代中从常规科学到科学革命的变迁。知识系统的变迁为理论创新积淀着深厚的学理基础。

整体上来说，大环境系统决定着小环境系统的走向，小环境系统也有反作用于大环境系统的能量。笔者在论述处于大数据风暴中心的中国知识生产时，也曾用“中国式五重螺旋”来描述这种大小系统的互渗与影响。

四种变量具体指“历史”“实践”“技术”与“知识”。四种变量是相互叠加、相互作用的。“历史”“技术”与“知识”都以“实践”为基点，“实践”“技术”与“知识”都以“历史”为经验并塑造着新的“历史”，“历史”“实践”“知识”都可能被“技术”所改写，“历史”“实践”“技术”都为“知识”所装点。四种变量的强度不同，但基本方向一致，共同积蓄着理论创新的能量，推动着理论创新的发生。

一个关键便是“思想”。许纪霖将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分为三种不同的人生关怀：社会(政治)关怀、文化(价值)关怀和知识(专业)关怀。他认为，“这是三种不同层面的人生关怀，有着由显到隐、由外向内、由入世到出世的区别。作为任何一代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这三种关怀都是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同时具备的”。而无论我们使用思想、价值、情怀、文化、关怀哪一种表述，其都是理论创新所涉变量中最核心的要件，是默会知识与专业知识的集大成者，直接决定着理论创新的方向与高度。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五种变量之于理论创新的意义——历史提供经验，实践提供场域，知识提供食粮，技术提供火花，而思想提供动力。

当然，即便拥有大小环境系统、四种变量与一个关键，如图1中空心而非实心箭头所示，理论创新也不是必然发生的。这恰如哈耶克所说，“一切知识的分散性和不完美性，是社会科学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亦如吉登斯所钟爱的“社会行动的意外后果”的概念，在大小环境系统的互渗与五种变量的互动过程中，整体性知识存在耗散与形变、而非一直处于理想状态，同时周遭不乏各种意外与变奏，加上理性本身存在局限和误区，其决定了理论创新之艰难，甚至与理论创新的预期最后南辕北辙。下文将主要通过小环境系统中理论媒介的重要构成——社科期刊繁荣发展中所遭遇的学术张力，来展示这些意外与变奏，并试图解答何以跨越这些意外与变奏，真正实现理论创新，进而推进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进步。

《经济发展理论》

二、理论创新中的学术张力

毋庸置疑，进入21世纪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世界格局变动，逆全球化横流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大小环境系统之变使得中国对理论创新的诉求更加迫切。也正是基于对时局的预判，习近平总书记6年多前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便强调，“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其日渐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追求。尤其是2020年2月，在《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与《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相继印发后，中国社科期刊更加主动地回应时代命题，积极地策划理论专题，力图引领学术讨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更加有意识地开展学术自省，自觉地切换研究重心，不断尝试理论创新。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仅从文章产量来看，当下中国的学术生产可谓已经进入繁荣时期。以大学科——经济学为例，在中国知网期刊分类目录下，以经济学与管理科学为子目录，如果选中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统计、农业经济等大类，并将检索时间限定在1990-2020年，将检索范围限缩在CSSCI核心期刊，共计找到717307条发文结果。而以小学科——社会学为例，在中国知网期刊分类目录下，以社会科学Ⅱ辑为子目录，如果选中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学及统计学、民族学、人口学、人才学和劳动科学等大类，并将检索时间限定在1990-2020年，将检索范围限缩在CSSCI核心期刊，也能找到90409条发文结果。其中，1990-2000年的发文数量为6206条；2001-2010年的发文数量为32849条，是第一个十年的5倍多；2011-2020年的发文数量为51354条，是第一个十年的近9倍，平均每天有14篇。

然而，在规模与体量如此可观的学术生产中同时充斥着学术张力，其突出表现为学术生产的三重问题与两种脱节，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发生。

(一)三重问题：逐利与求真之间

如果有人问学术生产中的主要困扰是什么，占据首位的，毫无疑问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本身长期存在着的逐利与求真的困扰。由于基于“职业”生发的学术生产机制与基于“事业”生发的理论创新要求难以完全剥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不时会发生冲撞。而一旦学术本真受到漠视甚至发生偏移，利益层面的撰文动机自然会诱发“求快”“求美”“求高”的行为，并遮蔽理论创新的初心。从社科期刊的发文选题中，我们不难发现学术生产中存在相当比例的学术“三浮”问题——“学术浮浅”“学术浮华”“学术浮悬”。

学术浮浅的问题在学术生产中较为常见，其突出体现为不少社科期刊的选题趋同；而在趋同的选题中，一些文章的学术观点与学术论证又呈现为相对简单的重复劳动。它们或者缺乏历史纵横的回溯，缺少真正的相互对话、相互启发、相互借鉴与相互推进；或者充斥着大篇幅的引经据典、资料堆叠，缺乏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可以说，当前快节奏、高产量的学术生产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学术高产的盛况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打造学术精品、促进理论创新”的初心存在程度不一的失衡。

学术浮华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些社科期刊文章只求简单地追逐热点，频繁地切换话题，缺乏富有理论内涵的知识积累、饱含严谨逻辑的理论推衍、经由学术沉淀的真知灼见。其二，上述缺乏实质性内容的文章，往往更加偏好在形式上过度包装，比如，在标题和观点的呈现上一味追求语出惊人的效果，或者在话题设计及新媒体宣传上一味制造炫目之感，追求学术流量。

学术浮悬的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期许之前，曾经是一股相当流行的治学之风。当然，不少学人也已经关注和反思这个问题，比如，成伯清曾用“学术悬浮”的概念专门分析学术脱离现实的问题。学术浮悬在此主要指不少学术文章停留于机械地与国际规范对接，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精致的数据堆砌与模型建构中，也许整个文章的论证过程无懈可击，但在一定程度上却使得理论研究成为小众的自我玩味，忽略了对于时代变迁和本国国情的学术关切。

(二)两种脱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

学术生产是一种有别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特殊生产方式。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技术驱动的作用非常明显，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通常具有疾风骤雨的创造力与破坏力，人类社会已经充分体会到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学术生产中，技术驱动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比如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直接促发了学术的交流和理论媒介的诞生；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大大方便了学术的检索与回溯，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学术生产的另外两重特殊的推动力——知识与思想的形塑力通常是和风细雨式与春风化雨般的，知识的积累与思想的推演也因此往往滞后于科技的变化。这也是第一种脱节的主要表现。我们从社科期刊文章的选题中不难发现，不少学术研究还是与社会热点保持一定距离的，以小学科社会学为例，前几年就相对缺乏对于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的介入，又或者处于一种追随社会热点的状态；真正能够引领社会发展之作相对比较稀缺。

而随着学术期刊繁荣发展意见的出台，包括期刊编辑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时代同行”的学术自觉氛围更为浓郁。此时，则需要提醒避免从一种极端到另一种极端的情形，即防止学术研究陷入粗线条的对于社会热点的盲目追随。比如，当下元宇宙的话题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很快便掀起了学术研讨的热潮，我们需要思索的是，类似的学术研讨如何不会步入虚晃的狂欢，进而使理论创新的轨道跑偏；而是在众声喧哗中，既要有前行，又要有沉淀，扎实地领跑。

当然，我们也可以将第一种脱节理解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力量悬殊所致，使得社会科学长期处于一种追赶的紧张状态。而第二种脱节与此相关，实质上也是由社会科学的配角地位所激发出来的，是一种自小学科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涂尔干起等便倡导的实证主义倾向。不同于中国早期社会中“思想的山峰涌动、系统的理论陷于山谷”的状态，第二种脱节恰恰相反，主要表现为在源自西方、由实证主义、知识体系、学术范式等织就的巨型学术网络中，当代社会的思想驱动日渐滞后于知识驱动。而思想驱动又突出体现在“三种力”上——“批判力”“预见力”“想象力”。

首先是批判力，它可以不断地提醒理论研究不要偏离既定的学术轨道，不时地对学术生产本身的某种冗长晦涩、平淡乏味展开批判性反思，不停地对于元理论和元叙事的逻辑起点进行追索。当思想作用于范式转换，可以直接促发科学乃至社会的革命，如库恩所说“范式一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只是由于批判力形态的思想在现实社会容易陷入韦伯所论学术与政治之窘境，为某些权力和资本所把持，在学术生产中一般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自觉规避，这也是真正的学术争鸣特别是学术批评难以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广泛、深入、持续展开的缘由之一。

其次是预见力，它可以不断地提醒理论研究不要过于拘泥于琐碎的细节，不要过于受制于新八股形态的论证模式，这类似于三农学者贺雪峰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所一直倡导的“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和直白的文风”。这样的“野性”的研究，抛开了某种学术的羁绊，反而可能立于时代的潮头，引领社会的发展。我们不妨重温费孝通治学的相关议题——《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乡土中国》《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文化与文化自觉》等，满满的都是对于时代重大命题的密切关注。而这种由时代关切体悟出的理论观点，很多不仅为今日学术研究广为沿用，而且对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相较而言，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由于对西方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较为倚重，加之学科领域的不断切分、不断细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有了技术，却失了精神；有了细节，却失了大局。我们可能已经无限地接近真理，最后却恍惚不谙于真理到底为何物。

再次是想象力。曼海姆认为，“借助建设性的想象力，从局部断片中推断某种世界图像或观念，确实是知识分子的任务”。米尔斯颇为倚重想象力，认为它是一种有助于增进理性，看清世界全貌的心智品质，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体现为从一个视觉转换到另一个视觉的能力”。概而言之，这种想象力应该既是一种跳脱于表象的洞察力，亦是一种跳脱于经验的顿悟力，又是一种跳脱于学科的包容力，还是一种跳脱于自我的共情力。张康之在谈论风险社会的知识生产时特别倡导“重建相似性思维”：“……相似性思维并不遵循线性的行进路线，而是通过直觉、想象等程式在事物之间获得相似性”。这里的相似性思维与想象力的精髓不乏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肯定地说，只有添加了想象力元素的学术研究，才可能真正赋予理论创新以活力。

《文化与文化自觉》

三、理论创新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尽管理论创新之路颇为艰难，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代像景天魁那样的学者，在古稀之年仍不懈耕耘，寻觅到社会学话语体系的第一个版本——群学元典，为小学科社会学的学科自信、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注入充沛的学术能量。也因此，尽管歧路重重，学术中的理论创新的发生依然充满新机。针对学术生产中以“三重问题与两种脱节”为主体的学术张力，推动理论创新的有效路径大致有三条。

(一)化解逐利与求真之间的学术张力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兴国之要依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导向带来了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繁荣，只是也不可避免地弥散至社会、文化、生态等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利益优先”的思维，学术系统概莫能外。

笔者以为，化解逐利与求真之间的学术张力，首先当然需要考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术经费得到有效供给、学者的“安身立命”得到基本保证的问题。但当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随着经济条件、教育履历与社会声誉的不断提高，日渐步入中等收入阶层时，我们还需要防范另一种倾向，也是萧公秦彼时对中等收入阶层的一种学术批评，“中国当今的中产阶级还有其自身的弱点。在涉及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时，他们主要以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参照点，他们中大多数人缺少超越自身利益的、更为前瞻的社会关怀，似乎也没有强烈的道德激情……都会使他们缺乏社会批判精神”。只是他多年前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是将作为“观念人”的知识分子视作精英阶层，与中等收入阶层相对而论的，没有预估知识分子本身的阶层变化。当今社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然仍未普遍进入高收入阶层，但显然超越了低收入阶层。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种知识阶层，已经成为中等收入阶层的重要构成之一，并由此可能滋生类似上述具有中等收入阶层特性如“精致的利己”抑或“机械的科层”类的通病，进而影响真正的理论创新的发生。

其次，知识阶层本身依然需要不断进行学术自省，尤其需要力戒“利益优先尤其是利益绝对优先、时时优先、处处优先”的思维。其体现在社科期刊文章选题的组织环节上，就要求今天的学术生产既要戒除斤斤计较的思维，让学术更有情怀、更显大气；又要戒除好大喜功的思维，让学术更有深度、更接地气；还要戒除逼仄高傲的思维，让学术更有价值、更具人气。高度的学术自省也绝不是间歇性、突击性、任务化的，而是需要知识阶层自身在精神层面持之以恒地推进，防止理论创新陷入纯粹的功利主义和建构主义，进而最大限度地延展思想的维度，激发理论的活力。

再次，知识阶层若要实现从“以学术为业”到“以学术为志”的过渡与转向，除了上述构筑“以学术为业”的制度化经济基础，以及持续地展开知识阶层自身的学术自省之外，还需要进一步破除一些学术制度性顽疾，尤其可以在两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方面，考虑进一步修订相对单一化的学术评价标准，不唯国际色彩，不唯权威指标，不唯文章数量。2020年以来，国家政策层面对于学术评价标准的指导性文件相继出台，哲学社会科学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不再把发表国际学术论文作为学术评价的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指标。那么，怎样的学术管理体系更有利于鼓励做真学问？怎样的学术研究体系更有利于解答时代之问？怎样的学术评价体系更有利于理论创新呢？多年来，社会科学界已经对科研管理机制所引导的学术考评风向及其所影响的学术研究风向，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深刻的批评，这里不再赘述。笔者以为，除了学界一直强调的科研管理机制内部的革新与完善之外，我们不妨尝试一种跳脱内部、摆脱纠结的思路，进一步打开视野，从外部构建更具口碑意味、荣誉色彩(精神)、专业性与社会性兼而有之的多元化的学术评价体系着手，如学术的大众点评机制(日后会专文讨论)，使期刊和学者有更多的自主性进行独立思考，有更大的空间为良知和价值治学而非单纯谋生，进而倒逼学术管理体系与学术研究体系的一体化改革。

另一方面，考虑进一步促进知识阶层之间的互动和学科的互融。学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本身就有两个天然的使命：一是促进理论体系的专业化；二是促进知识体系的社会化。也因此，当我们超越单一学科、单一知识个体的意义谈整体性的知识阶层的理论创新时，还要格外重视三点：一要肯定学术高深一面的特性，注重知识的积累与传承，鼓励各种学派在专业分立、做专做精中自然养成。二要提醒知识阶层之间始终保持相互欣赏、深度合作、交汇融合的姿态，共同跨越学科与学术的自我闭锁情结与倾向，加快理论创新的步伐，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中新文科加速布局的基本动向。三要注意鼓励真正的学术争鸣，促进学术议题的磋商、互鉴，加速学术资源在纵向和横向上的流动，从而最大化地防范一些学术资源转化为学术资本、一些学派社群固化为特定的学术阶层，进而克服学科划界、知识分层、社会分区的顽疾。

(二)弥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术缝隙

针对知识与思想常常滞后于科技而形成的第一种脱节，知识的转换与社会的互动是至关重要的。知识的转换意味着最新的科技的动态，并不是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绝缘的，也不是与社科期刊无关的。相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更多地关注科技的动向，特别是科技之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学术等方方面面的影响，从而加速知识体系的更迭，学科体系的更新以及话语体系的形成。

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界在践行“四个自信”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生发出学术自信、学科自信类似的议题。可以说，无论是学术自信，还是学科自信，其源泉都来自学术成果转化为社会能量的自豪感。换言之，学术研究作为学术生产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是需要强调学术产出的，尽管这种学术产出并非一定是物质层面的有形之物。这种学术产出也要求学术研究必须时刻敏感于草根阶层的生活，尽可能地走出小环境系统与舒适圈，进入大环境系统，引入大视野，胸怀大格局。就社科期刊的文章选题而言，初始状态应该是更具问题意识，理想状态则是更具社会影响力和大众辐射力，更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与人类文明的进步。

而针对思想滞后于知识，或者说实证主义泛滥所造成的第二种脱节，找寻思想的驱动力，从而赋予知识更多的批判力、预见力与想象力，在此基础上促发一波又一波的理论创新，是整个学术生产环节的重中之重，这又与学术的“三部曲”——“学术超越”“学术引领”“学术溯源”紧密相关。

学术超越，主要是指在接轨国际学术规范、对话国际学术命题的过程中，针对国情基本特点与社会发展变化，对于通用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进行本土化的精当的学术修正。仍以社会学为例，针对经典的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我们看到李友梅、肖瑛结合中国社会的本土情境提出制度—生活的研究框架；看到景跃进结合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国社会治理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出将政党引入国家—社会的研究框架。而研究框架修正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不迷信于权威、不停留于眼前、不断超越自我的学术省思与学术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哪怕只取得一点点的学术突破，就是一种莫大的理论创新。

学术引领也可分为三个层次。处于学术引领金字塔底部的学术研究，是指那些积极恰切地介入前沿科技，尤其是对于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乃至现代化进程的新兴技术的追踪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我们明显感受到社科期刊与知识阶层追踪学术前沿的意识愈发自觉，也看到社科期刊与知识阶层对于像零工经济、时间银行、数字货币、双碳、元宇宙等话题的参与热情愈发高涨。处于学术引领金字塔中部的学术研究，是指那些在科技作用力尚未大幅扩散时，便能够有效把握其发展趋势并提出精准预警的学术研究，不少社科期刊与知识阶层勇于对类似平台垄断这样的话题发出预警，即为一例。这类学术研究即便大多数是事后发生，只要有助于时局的研判、助益于民众的福祉，就是一种学术贡献。而处于学术引领金字塔顶部的学术研究，则是像马克思主义那些名篇名著、经典思想，能够不断穿越时代、跨越国别、与时俱进，成为变迁中的人类社会实践的理论与行动指南。

最后特别强调学术溯源的重要性，因为不论是批判力还是预见力，都离不开想象力。而想象力获取的最基础性的工作便是溯源。一方面，要对学科缘起、学术源流、经典思想等，做最扎实的开创性的本土化源头的追溯，恰如翟学伟多年来对于中国人面子文化的一再挖掘。另一方面，要立足于伟大的社会实践，比如，当下中国有不少长期扎根于乡村的学者，他们运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中一切可以借鉴的研究方法，不断地积累经验、检验实践、总结规律，最终成就一刹那的学术研究想象力火花的迸发。

(三)重新组织新媒体时代的学术生产

学术生产是由学术生态系统内各个相关主体，借助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动而形成的一种以学术为基本产出的生产运动。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学术生产也发生了翻天覆地之变。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学术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机器大生产的特质。新媒体时代的学术生产突出表现为两种趋向：一是由于网络上的学术资源极为丰富，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图书馆系统，亦可以轻松跨越国别，使得整个学术生产周期大为压缩；加之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学术生产愈发呈现碎片化、随性化、浮躁化趋势。二是小环境系统内部的相关主体之间尽管各有分工、各有侧重、各有模仿、各有渗透，但是在各种新媒体介质的高频冲击下，新旧媒体之间、知识阶层之间在整体融合趋势加大之余，也更加容易出现盲目复制、模仿过度、渗透过度等问题，甚至完全迷失自我。

在这些趋向下，哲学社会科学界不乏对“学术麦当劳化”的忧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亦担心碎片化的知识从不同角度撕扯着系统化的理论体系，随性化的知识在不同程度影响着专业化的学科体系，浮躁化的知识在不同维度坏了学术的根基。但是，如果我们逆向思考，反向出击，主动顺应这种新的规律变化，重新组织新媒体时代的学术生产，或许这反而是理论创新的最好时机。

一方面，借新媒体时代之机，进一步加大小环境系统中各个相关主体的互联互通互鉴互动，取长补短，精益求精。具体又分为五个层次：其一，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旧媒介中的充分交流与相互借鉴，同时力避充满戾气的批评与缺失意义的复制。其二，既要鼓励单一学科内部在新旧媒介中进行跨领域的交流，又要鼓励单一学科借助新媒介进行跨学科的研讨，克服过分强化专业化的分科所导致的学术“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问题。其三，鼓励学术系统内部不同主体借助各种新媒介快速对接信息，进行跨域合作，使类似期刊选题组织、学者研究偏好与读者社会诉求得以更精准的对接。其四，鼓励学术系统与其他系统的跨域互动。比如，近些年来，依托于社交平台的阿里研究院、腾讯研究院、滴滴研究院等原本依附于经济生态系统的研究机构，开始与传统的学术生态系统频频互动。这些企业系统拥有数据的天然流量与民众的生活轨迹所构筑的强大的算法优势，算法优势就是传统的学术系统需要在短时间内重点补修的短板；而传统的学术系统的天然优势是相对的价值中立，在与这些企业系统的互动中，也应提醒和防范因数据而滋长权力、因权力而有违社会规则的情形。其五，鼓励跨国界的交流与研讨。社会科学层面的中西差距依然存在，我们需要继续保持高度的学术开放，正视落差与不断学习；与此同时，可以借助新媒介，展开更多国际层面的线上线下调研，探寻更多人类价值的共通之处，主动发出中国学术之声，维护文明的底线，促进发展成果的共享。

另一方面，重视学术粉丝，努力营建一种新学术共同体。一直以来，消费者被界定为上帝，而哲学社会科学界常见的一种“上帝”被忽略的现象是，社科期刊与发文学者一般处于学术焦点的位置，期刊读者反而常常被冷落于学术的角落。新媒体时代，当学术的开放共享成为一种基本趋势，当越来越多的学术网络平台与传统学术期刊并道而行时，这一现象或将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随着体系化的如中国知网等机构，以及零散化的如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平台对学术资源的持续开发，读者或许将重新回归“上帝”的角色，而读者的升级版——指数级别的学术粉丝群及其形塑的学术评论区，将可能占据学术的一席发言之地。当一个以期刊、学者、学术机构、学术粉丝为核心的新学术共同体诞生之时，或许一个“学术的大众点评时代”将自此开启。这样一种新学术共同体加速了知识的回旋式传播，其所内含的“自下而上的评价”模式，既自然规避了主流学术评价模式中“自我评价+自上而下评价”的流弊，又有助于在各种定制化知识的社群中，秉持学术求真的精神，打通各种圈层之间的争议，形成更多圈层之间的共识，共同推动理论创新，从而真正开创一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境界。

总之，理论创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钥匙。我们身处一个不确定性倍增的世界，理论创新的发生尽管并非必然，但是恰逢其时，且时刻充满新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唯有负重前行、开拓创新，再挑社会的脊梁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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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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