燎原:“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诗歌传播

燎原，当代诗歌批评家，威海职业学院教授。著有中国西部诗歌专论《西部大荒中的盛典》，诗集《高大陆》，批评随笔集《地图与背景》，以及《一个诗评家的诗人档案》《海子评传》《昌耀评传》等专著多部。主编了《神的故乡鹰在言语—海子诗文选》《我从白头的巴颜喀拉走下—昌耀诗文选》等。近年来获第三届山东泰山文艺奖文学评论奖、星星诗刊2016年度诗学奖、第六届扬子江诗学奖（2018年）等奖项。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诗歌传播

燎 原

导读：2020年11月17日，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圆桌会议正式举行，当代著名诗歌批评家，威海职业学院教授燎原先生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他提出：但凡交流，都必然是双向传输，都讲求一定程度的对等性。在谈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这个话题时，我首先想到诗人昌耀在《旷原之野——西疆描述》中的诗句：
我记得夫人嫘祖熠熠生辉的织物原是经我郡坊驿馆高高乘坐双峰骆驼，由番客鼓箜篌、奏筚篥、抱琵琶，向西一路远行。
这首中长型的诗作，是昌耀1983年在新疆参加一个笔会后所写，这里引述的虽然只有短短三行，却立时把我们带入古丝绸之路上，那一豪华繁盛的历史时空。中华内陆华丽的丝绸织物，就是这样搭载在迤逦的驼队之上，被胡人带入中亚以至欧洲；而原本属于胡人的箜篌、筚篥、琵琶等乐器，随后则被改造成了经典性的华夏民族器乐。这一描述，再次强化出这样一个事实：始于物资商品的贸易交流，带来的则是文化艺术的深度交流，是优秀文化成果的相互借鉴与滋养。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在我国历史上，这样的交流大都发生在国势昌盛的时期，比如开启并繁荣了丝绸之路的汉唐时代。这说明，一个时代越是在它走向强盛之时，它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对外交流要求越是主动；它在这一交流中的资源吞吐和文化整合能力越是强大。而“一带一路”的倡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由国家层面启动的主动对外交流，包括文化交流。而但凡交流，都必然是双向传输，都讲求一定程度的对等性。在这一基础上再来谈论“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则让我想起2018年的一趟希腊之旅，那是由圣托里尼岛返回雅典之时，当邮轮航行在黑夜中的爱琴海上，我的眼前曾环形银幕般地闪现出荷马、萨福、索福克勒斯、阿里斯多芬，以及卡瓦菲斯、塞弗里斯、埃利蒂斯等一个个诗人形象。而此刻我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今的希腊人，又能知道几位中国诗人？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把它扩大到世界范围内再问一次。当然，我们现今是否出现了诸如埃利蒂斯那样的诗人，这是一个问题；但我们是否出现了值得向世界推举、译介的诗人，则基本上没有疑问。事实上，从上世纪末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诗人作品的被译介，已经不再是新闻。但在我的感觉中，比之对国外诗人输入性译介的繁荣，对中国诗人输出性的译介远远谈不上对等。且这种译介之于某位诗人，大都是零敲碎打性的，并不能呈现其系统性的实质；而在被译介诗人的选择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性。中国诗人作品的对外译介，无非两个渠道，其一是中国译者，其二是外国译者。而从原理上讲，一位诗人是否值得被译介，则取决他的重要性，取决于其精神艺术的总体含量和独特文化价值；他能否真正代表中国诗人所抵达的高度而获得国际性的敬重；对于那些正在进行时态的诗人，还包括他可以预期的成长性。因此，对于诗人重要性的认识和判断，就成了一个关键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无法要求外国译者，对所有的中国重要诗人都能了如指掌，但中国的翻译界，则比较容易接近这一目标。由此再进一步来谈，这或许应该是一项“译介丛书”式的文化工程，它的规模并不见得要多大，但在被译介诗人的选择上则需要足够的严谨和内行。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那套“蓝星诗库”，似可作为一个参照模式：其内行的选择标准，尺度严格的诗人数量控制，对积累出自己重要性诗人的不断续接等等，都呈现出着眼于长远规划的品牌意识。而由此遴选出的每位诗人的一部代表性诗集，才能体现一位中国代表性诗人的系统性和实质；进而由这个丛书系列，形成足以向国际诗坛展示的中国代表性诗人序列。

2020.11.11·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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