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才∣再生：译诗的秘密

树才，法语翻译家、诗人。

再生：译诗的秘密

树才

导读：2020年11月17日，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圆桌会议正式举行，著名法语翻译家、诗人树才先生在会上做了精彩发言。关于诗歌翻译，他提出了 “再生理论”。“再生”有三层含义：一是译诗文本的“再生产”，二是译诗生命的“再生成”，三是译诗接受的“再生长”。

一个译者，如果他自己是诗人，那么他在译诗中呈现的词汇、节奏、韵律，你会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翻译过来的还是创作出来的。这就涉及到译者的“诚实”问题。译诗这项跨语言的语言劳作，对译者提出了一种双重的“诚实”要求：一是外语水平，即精通一门外语的程度；二是母语表达（“再生”更体现在这一阶段），即能否让一首译诗在译者的母语（译入语）中成为一首诗。应该说，翻译诗歌是一种磁器活儿，你没有外语这个金钢钻，就连翻译的资格都没有；话说回来，如果你只拥有外语而不具备“诗的能力”，金钢钻的尖儿就会自己折断，自然也就抵达不了诗。这个金钢钻必须是双重的，才能迎接翻译一首诗的挑战。

声音的形式，在一首现代诗里，我理解为节奏，而不是押韵。勉强押韵的努力，从译诗的效果上看，事倍功半。诗的原理是自由，你把你身上的语言潜能都调动起来，把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最生动、最形象、最有表现力，这就是诗歌最朴素、最简单的目标。抵达这一目标最重要，押不押韵是次要的。波德莱尔自己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翻译家，他把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作品译成法语。有人指责他模仿爱伦·坡，他在1864年6月20日的一封信中解释说：“您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耐心地翻译坡的作品吗？因为他像我。我第一次翻开他的书时，我的心就充满了恐怖和惊喜，不仅看到了我梦想着的主题，而且看到了我想过的句子……”他和爱伦·坡之间，不分你我了！他脑子里想过的话，三十年前就被爱伦·坡写岀来了。译者和作者能有这样的相遇和默契，真是奇迹。

诗歌翻译是谜一样的东西。我反对“原文决定论”，更倾向于“译者决定论”。主宰中国翻译界的，基本上是原文决定论。人们死死抱住严复的“信达雅”，奉为神明。其实你只要细心考察一下严复的翻译实践，就能明白，“信达雅”只是他的一时之论，一种理想构架。严复的翻译实践，恰恰是对他自己提出的“信达雅”的最有力反驳。确实，必须尊重原文。这是一个原则。因为一切译文都必须从原文中化出；原文是先来，译文是后到，从时间顺序上，原文天然地先于原文（它是一种先于译文的文本存在）。但是，所谓“原汁原味地翻译”，所谓“全面完整准确地理解原文”，所谓“原意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凡此种种，对于诗歌翻译来说，真是痴人说梦，完全不顾实际发生。须知，原文要变成译文，中间需要经过译者这个搅拌机。水、沙子、石子等等，要变成混凝土，就得通过搅拌机的搅拌。搅拌机很吓人，而译者就是这台搅拌机。

一首现代诗是语言的生成，它的译文也一样，也必须是语言的“再次生成”，否则不可能有译入语言的诗性活力。所以，关于诗歌翻译，我提出了一种“再生理论”。“再生”有三层含义：一是译诗文本的“再生产”，二是译诗生命的“再生成”，三是译诗接受的“再生长”。我呼吁，不能再静态地只研究“原文－译文”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了，而应该引入“译者”这最重要的一维，把“原文－译文”这种二维对应关系转型为“原文－译者－译文”这种三维立体关系。这三者之间构成一种互缠的立体空间，能让我们窥见翻译一首诗的过程中更真实、更隐蔽的各种形态。译诗译诗，关键是译（译诗是一桩磁器活儿，得有金刚钻，这个金刚钻就是外语能力）；译诗译诗，译的是诗（诗性的译文活力，只能通过译者的心－脑努力才有可能“再生”）。还要强调两点：一，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与一，而是一与多；二，不管谁译，也不管是从哪一种语言译入另一种语言，译诗总是原诗的另一首（永远不会是同一首）。

中国现代诗有一个来源，就是翻译诗歌。诗歌翻译同翻译诗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诗歌翻译”只有积累到了一定的年份，译作数量才能达到“翻译诗歌”的规模。你去看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诗歌史，诗人和译者两个身份兼具的重要诗人，估计占50%以上。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之间，诗人与译者之间，不是简单的影响的关系，而是“S”型的交互渗透关系，二者互相影响。戴望舒写《雨巷》时，敏感多情，一定会对波德莱尔、魏尔伦诗作中的音乐性感兴趣；后来入世渐深，他就反思自己以前的诗学：诗歌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音乐效果。诗歌声音的效果，有时是深沉的、微妙的，有时是表面的、肤浅的，诗句有声音效果，其实是语言自带的、最普通不过的语言现象。所以，当他想把自己惨痛的经历写进诗中，当他写《我用残损的手掌》时，他就一定会更注重形象的作用，像“触摸”这样的动作和形象，就在诗里成了主要内容。

一首诗，我总觉得，起码有两层意义：一层是可见的，诉诸于眼睛，让目光在遭遇它时读懂它的意思，另一层则是不可见的，敞开给耳朵，让耳朵不经意间就听懂了它的声音。这两层意义，也是两种形式吧：一是意义形式，是可解释的，让意义变得显豁，二是声音形式，是只可听的，只能在倾听中领悟……很显然，声音形式更神秘，也更难进入。因为入心，总是难的。声音有穿透力，能直抵人心。翻译一首诗的时候，意义形式，相对来说容易一些，说到底，没有弄不懂的意思。当然，隐喻让意思不确定，飘忽起来。这是另一个难题；声音形式，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可译的，它是翻译的边界或极限，因为它无形，不可见，但又不是没有，不不，它恰恰是最致命的有，它像气一样，流贯在一首诗的字里行间……如果能把声音形式在一首译诗中“再生”，即重新活过来一次，那么，这首译诗才会真正有一种诗的意味了！外语差的译者，意义形式，应该能够把握，多花功夫或者请教人就是了，但声音形式，非得你的外语水平“足够好”（这是诗的致命的语言敏感）才行，任何人都无法从外部帮助你，因为声音是粘附着词语的，它风一样移动着，你只能感觉、感知、感悟它，而且必须用心。

翻译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诗歌的不同面相。 翻译不仅是诗歌文本“再生产”的一种方式，还是诗意“再生成”的一个过程，也是译诗“再生长”的一个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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