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伟大的制度，不要伟大的个人
谁来拯救皇帝？
公元1693年，39岁的康熙已经诛鳌拜、平三藩、逐沙俄，迈上了帝王功业的巅峰，本该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之时，一场疾病却击倒了他——当时令人闻风丧胆的疟疾。
纵然身被伏尸百万、血流千里的帝王之威，在小小的蚊子面前却毫无办法。帝国最高明的御医们束手无策，在试过各种方子和巫术后，皇帝失去耐心，召来白晋和洪若翰（Joanes de Fontaney）两位神父，打算尝试他们带来的金鸡纳霜。
这遭到御医们的激烈反对：西药能吃么？能和老祖宗的方子比么？但排外的偏见最终战胜不了事实，中国古代最大的药物试验开始了，在治好了一堆作为小白鼠的太监之后，皇帝喝下新药，高烧终于退了，命保住了。康熙龙颜大悦，赐给传教士一套房子名为“救世堂”，并允许他们在京城传教。
康熙
这场难倒了整个中国的疾病，其实牵扯到世界性的一个千古之谜：人类的最大杀手是什么？
人类文明的最大杀手
比尔·盖茨曾在推特上对此做出了回答，老虎、狮子、鲨鱼这些危险动物造成的死亡只有寥寥几十上百人，而人类的自相残杀却要导致每年47.5万的同类身亡，比猛兽凶残成千上万倍。
然而，这一次比尔盖茨恐怕是错了，人类文明史显示，对于人类而言，最大杀手，是看上去不起眼的蚊子：曾每年导致72.5万人丧生。
小小的蚊子带给人类的灾难正是疟疾，被它叮咬不仅会起包，还会传播疟原虫，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冷，满头大汗全身发抖，民间称之为“打摆子”。不可战胜的亚历山大大帝、横扫匈奴封狼居胥的霍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英国革命的核心人物克伦威尔都在它面前倒下了。
然而，古印度人口中的“疾病之王”远非这么简单，它可以如蝗虫般吃光一切，其食物就是一个地区甚至整个国家的无数人命，其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超过一切恐怖电影。公元5世纪，死神来到古罗马帝国，人口因此锐减三分之一，君士坦丁堡就死了一半以上，遍地都是“无人埋葬而在街道上开裂腐烂的尸体”。悲剧中也有喜剧，趁机跑来攻占罗马城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也得疟疾死了。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李玉尚说：“传染病足以亡国，罗马亡于疟疾。”
拯救人类的竞赛
古代人们不懂疟疾的病因，将其称之为“瘴气”，岭南西南常被称为“瘴疠之地”，发生在这些地方的战争往往有着“士卒多疫死”、“兵未血刃而疫死者十之六七”的记载，地方官听说去那里任职都要先写好遗书。
在古人的想象中，这些荒蛮之地阳气过重，炎热又潮湿，滋生了大量有毒的山溪、草木、虫蛇和疠鬼，毒气到处弥漫，接触和呼吸即致病死亡，流传下来许多离奇而可怕的传说。
疟疾带来的梦魇如此恐怖，研究和对抗疟疾，因此成为拯救人类的超级工程，也代表了人类探寻和推广真理的过程。在这场东西方竞赛中，西方起点很晚，却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从而实现了“弯道超车”。
1638年，西班牙传教士鲁柏来到印第安人部落，发现当地土人用金鸡纳树的树皮治疗疟疾，这个小小的例子很快得到注意，并且得到试验，秘鲁总督的夫人辛可娜成为第一个被治疗成功的名人。特效药迅速得到推广，拯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1820年，法国科学家从中提取出抗疟有效抗疟成分，命名为奎宁（Quinine）。随后100多年，西方有四位科学家因为疟疾相关研究获得诺贝尔奖。
诞生了青蒿素的国家，最终还是要靠西药来拯救
事实上，早在一千年前，东晋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就记载了绞取青蒿汁以治疗疟疾的药方，但长期以来受到忽视，和古代的众多科学发明一样被束之高阁。直到上世纪70年代，国内有2400万人患疟疾，屠呦呦团队研究了六百多个古代中药药方，终于注意到了“青蒿方”，并因此发现和提取出青蒿素，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迄今唯一的科学类诺奖得主。
在诞生了青蒿方的国度，却无人知道如何治疗皇帝的疾病，最终靠的是西来的传教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道出了一个轮回般的历史逻辑：康熙将金鸡纳霜视为圣药，但却无意推广它，而是秘藏于皇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得了疟疾，康熙立即派人星夜赶去送药，却依然迟了一步，曹寅已经病逝。此时已是1712年，康熙病愈近二十年，曹寅是皇帝的亲信和密探，监管江宁织造和两淮盐务的肥缺，权势熏天，富可敌国，《红楼梦》描述的就是他宅子里的奢华生活，连他都搞不到治疗疟疾的药，更别说普通百姓了。
无独有偶，西方传教士自明末利玛窦来华，在康熙年间风云一时，带来的不仅仅是金鸡纳霜，还有各种科学知识和工程发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历法、医学、枪炮、蒸汽机无所不包，却如石子投入一滩死水，激起些许涟漪后又重归沉寂。这不由让人想起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李约瑟难题”的真相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需要什么？哥白尼的日心说惊世骇俗、举世皆敌，最终冲破统治上千年的托勒密天文体系；飞梭和珍妮纺纱机的发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都迅速为英国企业家所采用，配置在工厂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这里的密码是什么？到底中国缺少了什么？
科学成果造福于人类，其过程一是研究，二是推广。西方在文艺复兴后，思想的自由和独立得到尊重，诸国林立的欧洲也使得异见者可以容身，大学成为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摇篮。而随着民主运动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学者们可不受压制的发表意见，引发了科学的狂飙突进。倘若在这种环境下，葛洪的方子就不会埋没在浩如烟海的药方中，而是会在学者们广泛讨论和研究中得到验证，将其余六百张无效药方淘汰，从而选出青蒿方作为学术成果而肯定，为众人所知。
科举制度约束下的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想的是读儒家经典，考试做官，做统治者的奴才，为王朝千秋万代而服务，官方推崇的价值观和学问成为知识分子的信仰，异议难以容身，独立思考不见踪影，科学和技艺被视为奇技淫巧和末流，不仅为士人所轻，甚至被看做离经叛道。清道光年间，管同写下杀气腾腾的《禁用洋货议》：“昔者，圣王之世，服饰有定制，而作奇技淫巧者有诛。”舆论压缩，爆料不好说太细，更多精彩机密内容请点击机密要闻查看！
但在地球的另一边，自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以来，自由市场的观念深入人心，市场可以发现需求，激励企业家根据需求来创新和生产。在这种环境下，受疟疾之苦的人类成千上万，巨大的赚钱机会让青蒿方不可能被束之高阁，葛洪的门槛会被企业家踏破，争相购买专利而迅速将新药推向市场。病人们有福了，他们能吃到康熙特供的药物而救命；企业家和员工有福了，他们赚到了钱拿到了工资；葛洪们也有福了，赚钱的机会会激励他们继续研究新的产品，从而让造福于人类的成果源源不绝。历史最终把机会给了金鸡纳霜和奎宁，而非发明了上千年的青蒿方。
这一切，都需要新的观念和包容开放的制度。
伟大的制度，才是真正的武器
古代中国不缺葛洪和青蒿方，而是康熙太多，“禁传其学术”太多，“文字狱”太多，“重农抑商”太多。真理被埋没，学者被压制，商人被掠夺，知识的巴比塔从何建成？
仅仅有伟大人物不够，还要尊重和激励他们的成果，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鼓励他们自由研究、辩论和批判，他们才能拿出伟大的发现。
仅仅有伟大的发现不够，还要有思想自由的学术空间，让谬误能迅速被排除，真理不至于被掩盖，发明家才能知道哪些发现是对的，将其转化为伟大的发明。
仅仅有伟大的发明不够，还要有健康运转的自由市场，让企业家将其变成产品推广，从而造福亿万人类，不至于沦为奇技淫巧、祖传秘方或统治者特供。
而伟大的人物、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发明，最终都离不开伟大的制度。在人类与蚊子的战争中，这才是获胜的真正武器。
（文章来源：“党报头条”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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