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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0.6
人过三十五，在我的老师们看来，还是一个学历史的“小年轻”，勉强算是进入了历史学人的“黄铜时代”吧！我却开始有两个明显的感觉，第一是特别喜欢回放和总结过去。近期读过一部小说，里面讲到一个有趣的观点，说远古时期人的寿命都不长，三十岁大概就是老年了，老年自然爱回忆，这习惯刻进了人类的基因延续至今；第二个与此相关，在回放和总结完过去之后，特别喜欢追问“意义”两个字，这意义是要从内心过得去的，而不是仰赖财富数量或者他人点头的东西：每天忙忙碌碌，眼瞎背驼面容老，做的事到底值不值？
既然谈到意义，就和每天做的事情脱不开干系了。我们这个学科的人，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跟文献打交道，在故纸堆中挣扎，对史料经过一番淘沥和加工，最后用论文的方式将所思所想展现出来，短则数千字，长则两三万；如果兴之所至、讲得痛快了，四五万字也未必刹得住。尴尬的是，我们花费数年功夫来生产，敝帚自珍、引以为宝的论文未必都能被业内接受（学术期刊）；即便能顺利发表，阅读量也通常不会超过两位数，且数年之后，大概率就不再见光了（为了应付定期考核的急就章就更堪忧了）。当然，我们可以用“曲高和寡”的道理来安慰自己，或者用“藏之名山，以待后世”的大志向来自期（欺），记得在十多年前我这话还没说完，导师就斩钉截铁地正告我：“你写的东西今人都不爱看，后人还会看吗？”他说的果然没错，十多年前调置震动、放在一边待机七天的“老头机”诺基亚，早已被须臾不可离身的智能手机所取代，大学生用来读书的时间，也早已被两微知豆和B站彻底吞噬，当初想翻而没有翻开的书，今天就更不可能去翻了。以此类推，今天让人无法卒读的书，岂能指望后人来读？就算人家有心，也未必有力，毕竟太多的“今典”（就是大学生所说的“梗”）都是与当下息息相关。时过境迁，别人自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未必能懂，也未必想懂了。当然，论文的价值并不能等同于眼下的下载量和阅读量，这就如同学问高低不能化为买书多少一样，但如果关于人和社会的学问，能拿出来与更多人一同分享，不是一件更好的事吗？记得当年在学位论文开题会上，我侃侃而谈，但又自觉不得要领，对面的几位老师貌似听得木然，如果不是碍于面子，我猜他们都有出去散心的冲动。下场之后，导师召集我们几个学生直截了当地问：“刚刚他讲的你们听懂了吗？”大家表情尴尬，不知做何回应，他却直说他没听懂，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替我讲了五分钟。这一次，我坐在听众的位置上，觉得他讲的不但凸显了我题目的意义，也讲明了研究的特点，还能让人满怀期待。这个面红耳赤的经历让我明白：对方没听懂，很可能是说话人没想明白，而不是表达高明；第二，在进行学术的表达之前，先对着自己讲两遍，站在听众的角度，假设只是一个略知题目大概的人，问问自己能不能听懂。后来在师范大学当了老师，我就更注意这一点。事实证明，越是想着听众，越是讲究表达，学生的参与和反应就会越热烈；反之，相同的内容只会让他们昏昏欲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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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就是一个尝试，希望自己的思考不仅是一批程式完整、论述冗长、更多是照顾自己发挥的学术论文（它们放在期刊网上供人下载，偶尔被人征引，就足以让自己鼓舞万分），而是一些可以呈现给更多人读的短文章。其中的内容跨度约为百年，包括清末民初的制度、人物与世运，来源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章的底本是发表过的长篇论文，一方面可以说这些论文材料齐全、论述完整，另一方面未尝不是“面目可憎”：个别对该问题有兴趣的同行或许会下载征引，更多人则不会有阅读的途径或兴趣。不过，其中或有新材料、或有新发现，可能会对普通读者有所启发，我不忍看着它们湮没不闻，就试着略去冗长的论证，用课堂上平实的口吻将它们讲述出来，期待更多的人阅读（因为在师范大学的原因，我尤其希望这些内容能对中小学历史教师有所帮助）。第二类是以前在《文汇学人》《上海书评》等媒介发表过的通俗文字，感谢两处朋友们策划与我研究内容相近的主题，并鼓励我将它们写出来。还有一类是教学研究之余的杂感，是受到学生问题的启发，在试着回答的过程中进行的一些发掘。让更多人看懂甚至爱看，绝不意味着牺牲质量、抛弃深度去迎合市场。选入本书的文字希望把握住两个原则：第一，能出一点“小新”，或有新材料，或有新想法；第二，通俗但又不失依据。除了个别文章之外，其他已发表的文章在收入时，都经过了大改。对于这种用简洁和通俗语言呈现学术论文的形式，希望翻过我学术论文的读者不要以“洗稿”目之。
这本书取名“日暮乾清门”，是因为首篇所讲的御门听政是在乾清门外，书中提到的君主召见大臣（包括皇太后垂帘听政）的乾清宫、养心殿，作为君主秘书机构和政务运转中心的军机处，都在乾清门半径一百五十米之内。参加“早朝”——御门听政的官员们所见证的，本应是日出东方的乾清门，只是这个朝会在1860年之后便宣告终结，不再举行。我们今天看到的1901年乾清门外小广场的照片，随处可见砖缝中一簇簇的荒草，地砖和台阶也久未打理，在暮色之下生出无穷的苍凉，让人感慨那个王朝远去的盛世。我们所处的时代，除去一些“年抛型”或者寿命更短的议题（或者叫“梗”），其实还有很多古今中西相通的问题要面对。本书中尝试去讲的国家事务的讨论方式、在上者对信息的获取、传统财政的困局、专业化外交思考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被家事影响的国事、人事纠纷引发政治恶果……诸如此类，大概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东方的事情。网络时代真是个资讯层出不穷且良莠不齐的时代，我们见证了太多的“剧情反转”，这更增强了我的一个信念：资讯不完整，则判断无意义；判断不依专业，则结论无价值。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资讯就是史料；史料搜集与解读不到位，好的想法或许就只是一个想法。在写作和修改本书期间，正值疫情持续燃烧，让我这个“纯文科生”深感无力，从头到尾似乎都插不上手、帮不上忙，只能加倍努力去做专业上的事。这本产生于疫情期间的小书，如能让非专业的读者增长见识我就很满足，如果能促成大家的一些思考，就更是我的荣幸了。感谢责编邵冲的督催，促成本书能及时完成。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策划了“论衡”系列，让我有机会去大胆尝试通俗写作，面对更多的读者，接受更多的批评。在书价动辄砍半、批量购买学术书的时代，人们更认的是作者品牌，热心地给未成名的年轻人（“论衡”系列中的其他长辈和同辈学人的作品除外）出书，成本已经付出，风险和销量却是未知的，用傅斯年的说法，这是一个“不生利”或至少不那么生利的事情。可是，理想的事情往往就是这些不生利的心思养成的。
李文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史、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外交。著有《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整理《吕海寰资料两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英轺日记两种》（凤凰出版社，2017年），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论文多篇。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有一句名言：“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本书所涉及的，就是“其表在政”的部分，包括近代的制度、人物与史事，它们是世运盛衰的直接表征。书中收录的20篇文字，内容跨度百余年，从嘉道年间到1919年底，阐释晚清君主的早朝、召见活动时君臣的互动、中枢机构的运作、皇帝如何批示文书、官场的机密通信，尝试从制度的视角，重新解释影响历史走向的诸多政治事件，包括辛酉政变、皇族内阁、清帝退位、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权继承，也勾勒了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驻美公使陈兰彬、驻英公使汪大燮、风云人物康有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揭示这些人所熟悉的史事、人物背后一些幽微的线索，希望给读者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枢译勇怯无常，国事可知矣”——晚清的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军机、总署各衙门差使，均宜得一二处”——晚清官场的“鬼使神差”“荔秋拘谨畏事，与莼甫抵牾已久”——陈兰彬与留美幼童公案“为救圣君哭秦庭”——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给窦纳乐的两份文书“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中英照会中的朝代更替与政府继承新书速递丨谭徐锋：《察势观风：近代中国的记忆、舆论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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