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速递丨《新经学》第六辑
邓秉元 主编
定价：78.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0.10
学术遗札
朱光潜《诗论》审查意见书 吴宓 秦燕春附识/1
答戴鸿才研究生 王蘧常 郭建中整理/5
经学历史
孔子之前的儒家世界 杨儒宾/8
朱熹之气化论
——从易学的角度看 吴宁/55
王学末流考论 ［日］山本正一撰 廖明飞译/70
新辑毛奇龄佚文佚诗考释 胡春丽/93
皮锡瑞驳杜预《集解》之非
——围绕五十凡例的理解 黎汉基/103
“章句之儒”的“至情至性”
——说黄侃，兼及“章黄之学”的另一向度 秦燕春/129
古典新诠
古本《老子》校读释·《道经》一
——四十五至五十一章 刘志荣/174
《孟子·万章上》讲疏 邓秉元/191
圆桌会谈
文明的法理 陈强/241
身体与礼仪
——容礼学导论 张德付/255
序跋
《薛学潜著作集》序 张文江/271
编后记/287
稿约/290
就在不久前一个新书讨论会上，一位治西学的朋友，对中国学术可能有的经学视角颇不以为然，“我的世界没有经学”。这句话在上下文中容有误解，譬如在针对时下所流行的某种把经学限定为一种地方性立场，并同时要把中国文化局限于这一立场，以自外于人类总体文明的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是合理的。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这种“经学”虽然在世界中存在，但却并不“在世界之中”。但在上面的表述中，经学被视作一种有立场的学术，与某种悬置立场的学术相对应，却是显然的。这种立场显然被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立场等同了。
的确，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学界，总的来说已是西学的天下。作为一种强势文化，西方文明在近代几百年中已经因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很快对世界各大文明产生了某种建瓴之势。尽管十九世纪以后，西学内部对自然科学及其知性思维的反思愈形深入，但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的发展，依然处在十九世纪的延长线上，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尽管作为一种普遍性思维，知性思维在人类所有文化中普遍存在，但似乎只有在西方才达到了自身的某种纯粹性，而西方文化也俨然成为这一思维的代表。在一些因致富图强而导致科学主义泛滥的国度，这一进路甚至被视作真理的唯一通道。这是后来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形式具体表达出来，但在十九世纪初（甚至更早）已由西方逐渐弥漫到整个世界的一种精神取向，无论是拿破仑、俾斯麦，还是二十世纪的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分有了这一取向。假如与中国文化对观，这种倾向其实与墨法合流的秦政在精神上彼此相应。只不过总体的西方文化极为复杂，二十世纪的英美与欧陆因此走了不同的道路。
于是，在夹缝中生存的其他文化形态，便往往与西洋现代对知性予以反思的学术“结盟”，以捍卫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一种略显卑微的主体性。而知性思维似乎也在“猫捉老鼠”的游戏中乐此不疲，尽管对某些非理性或前理性思维的揭示（这种揭示主要也是通过知性完成的）已经极为深入，但却并不愿意真正承认其他思维在知识建构领域的合理性。这种局面甚至形成某种吊诡。一方面，知性对自身的局限极为了然，不仅承认“物自身”或“无知之幕”的存在，并述说着自身的某种谦卑；但另一方面，却又对自己所难以承认的事物表现出“致命的自负”。尽管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这种自负稍有收敛；但又似乎进入一种“滥情”状态，其末流则陷入“无差别的平等观”。假如执着于此，同样使真理不复可能。
当然，经学并非简单与知性相异的思维，无论经学、佛学还是神学，其思维中都并不缺少知性思维的参与。就像纯粹的知性思维也只是在反思中作为对象存在，知性思维活动本身其实也不能没有其他思维（譬如德性思维，或者波兰尼所谓“支持意识”）的参与。这是人类的心性结构所决定的。知性无疑是理解事物的利器，但把知性超然地悬置于宇宙之外，也不过是知性的“自蔽”。能医不自医，能知者不自知。
正是这种超然物外的知性，喜欢把不同的精神形态看成无根的意识形态，而有待于知性加以裁判。历史上由不同思维方式所层层架构的知识体系，便成为一个个“全牛”，在庖甲、庖乙、庖丙的解牛刀下骨肉横飞。于是，本来作为传统知识体系基石的经学，便被等同于某种意识形态，无论受到提倡还是灭弃，性质都是一样的。在此似乎应当重申意识形态与知识体系的区别：意识形态首先是基于某种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譬如自由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天主教、新教，等等，都是基于哲学（古典意义上的）或神学知识体系的意识形态，本身却非知识体系。同样具体到经学，儒、道、墨、法、纵横诸家，皆属于意识形态，而经学则是知识体系。由人类的历史可见，不同的意识形态也许在不同时期当令，但假如这种意识形态不能保持自身开放，并“落叶归根”、反哺作为根源的知识体系，则文明便会萎缩。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关联，尽管经学、神学等知识体系在纯粹知性看来已经隐含着某种价值性的立场，但诚如许多人已经意识到的，即便真正的“价值中立”（中国传统所谓“鉴空衡平”），又何尝不是一种价值。何况即使在哲学这一知识体系之下，除了真正的“价值中立”者之外，也无不或明或暗地表现出自身的价值立场，当然也无法摆脱某种“前理解结构”。是否具有立场，不应该是彼此拒斥的理由。
知性的“自蔽”反衬出知性思维下“客观性”概念之局限。一般说来，“客观”概念总是藴含着主体或主观。但主体的倾向本身便构成遮蔽，甚至连佛家的空性也同样如此。凡有所向，必有所蔽。小程子所谓“有所向便是欲”。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体，固然仍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情，对某种主体境界表示认同，但却同样应该对自身存在的倾向性具有反省能力。不是“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不仅“以物观物”，而且“以心观心”；不惟“以心观心”，还要“以气游气”。如此这般，神气合一，物我两忘，或许才能真正符合《周易》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至此，人类目前经学、哲学、佛学、神学的分歧其实已是第二义，世界在“道心”的澄明中得到和解，达于《尚书》所言“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之境。而对于仍在第二义徘徊的人类来说，这种反省，总是需要借助他者才可以完成，这也是人类必须对不同文明保持开放心态的根本原因。
庚子重阳于沪上，涣斋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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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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