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新+福利丨郭永秉《金石有声：文献与文字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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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
《金石有声：文献与文字断想》
郭永秉 著
定价：58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1.5
透过汉字管窥中国
挖掘金石铭文的深层内涵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著名青年古文字学者郭永秉教授近年来阅读金、石、简、帛文字和古书的心得，将一般人望而生畏的古文字、古音韵，以“轻学术”的笔调加以调和，从小处入手，从大处着眼，既不失学术深度和严谨，又能让普通读者体会考释古器、古字、古文的趣味。
作者简介
郭永秉，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2015年度上海市“曙光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出版著作《帝系新研》《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九个汉字里的中国》等，并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的编纂工作。
自序
这本《金石有声》收录了我2014年以后在书刊、网络上发表的大致可以归入今所谓“轻学术”范畴的文字（也许对“轻学术”的划分尺度各人不同）。这几年我在专业学术刊物上公表的特别专门、读者太少的学术文章，都没有收在本书中。
儒道古书里常常说“金石有声”，人不去敲击就不会响。这是讲内外相互感应的道理。面对古人留下施有文字的金石资料，吾辈亦宜以一种倾听的心态去尝试小心叩问，让它们代替古人发出声音，知音者方能寻绎千载之外的古人用心。这是小书书名借用此语的主要意思。小书的内容，大致是近年阅读金、石、简、帛文字和古书的一些粗浅心得，还有若干访谈及评论文字。诸篇撰成颇历年所，文字风格这次未加齐一，只在编辑过程中对个别文章做过一些不涉及实质性内容的润色删削，不一一注明了。
以“正经学术”面目出现的论文相对容易写，面向读者较多的一般性学术文字或述评，则比较难为。大约从2009年开始，我在陆灏、李天扬、黄晓峰、盛韵、郑诗亮、石伟杰、任思蕴、李纯一、单颖文等海上各报社媒体师友的不断督促和鼓励下，努力利用日常读书教研余暇写一些可供媒体读者阅读的文章、书评文评和访谈（其中2014年之前发表的相关文字，已收入拙著《古文字与古文献论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初版，2019年修订版）。也许从“京派”学术的角度看，这某种意义上是“海派”的做法，是所不屑为者。然而陆灏先生对我讲过一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做学术研究的人文字大都太紧了，也应把手笔练得“松一点”。我知道，曾受到陆先生类似感召鼓舞并步趋为之的海上青年学人，自己并非唯一一个。陆先生在读书之余写下的文字，简净有味，乃夙所歆慕，他的这些温言厚语，便是我至今在“堂皇”或“端着”的学术文章之外，仍坚持写一些其他“轻学术”文字的缘由。
我也总是奢想着，什么时候能写出既不失学术深度和严谨，又让一般读者能看懂的、有趣味一些的文章来就好了。可这本小书大概最终证明，复经六七年持续练笔，虽竟又累积十余万字，却并没有让我的手变得多活泛，除了个人禀赋不够，或许还有学术研究客观上对人形成的强势异化，自己的主观努力难与之抗衡。但话又说回来，对自己而言，小书的文字多是介于软硬之间的尝试。吴人讲究做事情的“软硬劲”（其他地域似乎尠见此类说法），写这些文章尤让我略略体会这种智慧在调剂学术生涯中的奥妙，亦别具意义。因此，特别感谢《文汇报•笔会》《文汇学人》《上海书评》《新民晚报•评论随笔》等时时垂青我这块顽石并多加叩击，让一个淹没于古书古字堆里的人能暂时拔出头来，发出一些也许不合时宜、不悦于人的声音。眼下，纸媒面临毕竟东流去的命运，《上海书评》纸刊已不复在焉，《文汇学人》也改版融合，常令这十几年由它们陪伴着步入中年的我不胜感怀，这本小书也可算留下廉棱未磨时光的一个纪念。
利用自序，我想交代跟这本小书的文章有关的几个问题，记下几位师友给我的真诚友善的帮助，以志感谢之情。
讨论颜真卿《西亭记》用典问题的《“夜鱼春跃”与“间缉之心”》一文发表之后，友生许志恒君来微信向我指出，武周时的樊廉墓志叙述廉曾祖礼在隋朝任梓州飞乌县令、上柱国，“鸣琴化俗，制锦调风，跃鱼之绩克彰，驯翟之功允著”（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44页），很值得注意。“鸣琴”也是《吕氏春秋》所记宓子贱治单父典（《察贤》），“制锦”典出《左传》尹向为邑时子产之言（襄公三十一年），“驯翟”之典文中则已解释过。“跃鱼之绩”非用武王渡河白鱼跃舟的典，而与《荀子》《淮南子》《列子》中的瓠巴鼓瑟流鱼出听（鸟舞鱼跃）典有关，“跃鱼”又与“鸣琴”相照，形容德教之下百姓受到感化。那么这里的“跃鱼之绩”会不会跟《西亭记》“夜鱼春跃”有关呢？从语法、用典的角度看，“夜鱼春跃”是讲不通的，查检文献也找不到“春跃”的说法，“躍（跃）”应该仍然是“翟”的错字，“夜鱼”和“春翟”是二事，而非主谓关系。不过志恒提示的这条材料，让我想到两点需要补充的：第一是“翟”误作“躍（跃）”，并不是简单字形上的错误，也不完全是手民无识之讹，而很可能是受古书“跃鱼”之典影响、沾染的结果。唐人诗歌当中，常常用上述“鱼出听曲”之典形容音乐艺术的感染力（范之麟、吴庚舜主编《全唐诗典故词典》，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5页），声音与教化古代往往相通，这个典故用在形容德政的感召力方面，也是合适的。鲁公文章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因为这个极常用的典故深入人心，文章被自觉不自觉改造成了似是而非的“夜鱼春跃”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第二是从墓志文句来看，当时描写县令一类基层官员的德政，言子、宓子贱、鲁恭、尹向等人的这些典故，被往复组合套用，是当时这类文章所普遍爱好的。我记得在2019年底的颜碑会上，白谦慎先生结合自己写作《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的研究经验，对小文中关于某些作家先后互相影响的表述提出了一些怀疑，现在看，这种质疑很有必要。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作家留存的文章只是相当小的一部分，像墓志这种并非精英化写作的文本中间所反映的情况，也许更接近于当时一般识字人的知识储备系统，在这样庞大复杂的知识网络中，每一位作家用典及写作，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孤立的结点而已，没有必要把直接的、因果式的关联强加到这种网络中的某几个作家之间，否则有将问题简单化之可能。先秦秦汉文献存世者比例或许更低，文本间的类似问题也就更值得警惕。
次记与《夷坚志》之文有关的一次巧遇。2019年5月，我趁首师大开会间隙，去北大文研院拜访师友，从东门进校往图书馆方向走去时，忽然听到边上文史楼方向有位年轻学生叫我。他简单自介，说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即将读博的硕士高树伟，随后即开门见山告诉我此前刚刚看过我讨论《夷坚志》前三个故事的小文，说他也很关心静嘉堂所藏宋元本的问题，并且手头有静嘉堂文库藏宋刻元修《夷坚志》的图版，我文中讨论的“三事皆孙九鼎言”确实是“三事”而非“二事”，不过他说仔细看过黑白图版，怀疑“三”字似是在“二”字之上朱笔添加了一横所成的。晚上树伟便给我发来了那一页的局部截图（如下）。
果如树伟兄所言，“三”是“二”所添改的结果，那么这段注文所指的“二事”就是《李员外女》与《卢忻悟前生》两条，而不包括《孙九鼎》条，后人配补缺叶之后不明此所指，或遂改为“三”，后来版本中或作“二”或作“三”的缘故即在于此。小文中的相关解释可能需要修正。希望今后能看到静嘉堂本《夷坚志》的彩色照片，对这个问题下一个比较明确的结论。前年的这次奇妙邂逅可说是一段因《文汇学人》而起的文字因缘，令人难忘，特予记之。
读写能力的演讲，邢先生的演讲中提到了我与他商讨过的悬泉帛书《元致子方书》是否代笔的问题。那天马怡先生也在场，讨论时她简单讲了她的理解。第二天马怡先生又发来微信赐告她的具体意见，她的看法是：
马先生的看法是基于她对秦汉书信格式的认识而提出的，也就是说“自书”可能只是标识书信主体部分（尤其是发信者本人相关内容）的意思，与信件是亲书还是代笔并无直接关联。马先生讲法的好处在于把“自书”和“它人”请托分开，能比较妥帖地把最后一行文字的内容跟书信两段正文对应起来，这对《元致子方书》的理解很重要。不过“自书”到底是“我本人的信”还是“自己写下”的意思，似尚难完全论定；另外，我对全信为一人所写，并无二人手笔这一点仍然坚持。因此，这封信到底是否元本人所书写，也许还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
关于《元致子方书》，还有一事需要提及。信中“郭营尉所寄钱二百买鞭者，愿得其善鸣者”一句，我在文中未加细思翻译作“郭姓武官（营尉）寄二百钱托子方购买鞭子，希望子方留意买鞭子声响较大的”，实属望文生义。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本科生贾雨潼著文指出，此所谓“鞭”应是吹鞭，即《说文》的“箛”，一种竹制的管状乐器，郭营尉用吹鞭正是起到《急就篇》所谓“箛篍起居课后先”的功用（《大众考古》2019年第4期，第44—45页），其说甚是。有一次在某学术交流群里说起此事，唐雯师姐提醒我，我们上海话里就是把“哨子”称作“叫鞭”的呀！真没想到千岁万里之外，汉语竟有如此奇妙的联系。
2018年9月，山东大学文学院王辉兄在读了《春秋晋国两子犯》之后给我发来微信，他提醒我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一引卢学士（文弨）说已指出《史记•晋世家》“子犯或是臼季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90页）。卢氏卓识可佩，我读书太少又不勤于查检，以至失引，实在汗颜。
《关于“穗、秀”问题的一封信》，所讨论的是战国文字中的一个疑难形体，此形或以它为偏旁的字后来在清华简、安大简中也曾出现，问题仍未得到合理而彻底的解决，今后也许会对此另作讨论。把这封曾在网络自媒体上登载的函札收入小书，其实主要是想说明古文字研究在字形辞例之间的平衡抉择，常常是极为踌躇的。文义好、字形贴，是最佳的情况，可是我们面临的经常不是这样理想的现实，而是类似跷跷板一样的境遇。
《从出土实物看中国古代简帛书籍文化》是2018年底受刘明先生邀请在国家图书馆所作演讲的记录整理稿，因为是针对大众的普及性演讲，表述征引及实例容有不谨不尽之处，敬请识者谅解。关于汉晋时代由“纸”（丝质纸）到“帋”（植物纤维纸）使用变化及在文字记录上的变化，以及作为原始纸的“赫蹏”可能仍然是丝质纸而非植物纤维纸，最近学者又有比较新的讨论（符奎《长沙东汉简牍所见“纸”“帋”的记载及相关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2期），读者亦可留意参考。
讨论元封年号铜器的三篇文章写出后，促使我对西汉年号启用的过程全面重新考虑，2018年下半年在北大文研院访问期间，对此问题用力最多，相关思考曾应陈正宏先生邀请在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办的“司马迁讲座”（2019年4月10日）上讲过，又曾在北京大学人文学部、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古典世界中的文本、思想与自我——北京大学第三届国际古典学会议”（2019年11月22—25日）上报告，定稿《更始与一尊——西汉前期改元及年号使用起始问题的检讨》最近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第八卷通过审查，近期有望刊出，有兴趣的读者亦可留意。
这本书的选题策划，要特别感谢张钰翰师弟和老同学倪文君，他们愿意将小文结集列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论衡”丛书出版，实在是对我莫大的鼓励。责编高笑红女史，以她高效、准确的工作，确保了小书的编辑速度和质量，深所铭感。学棣陈文波君惠予题签，为小书增色，于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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