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为何让世界惊悚？中国成就并非源自中国特色
引子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惊喜从天而降也就这两年的事。人们仿佛还来不及习惯这个世界第二，就迎来了今年以来的诸多挑战。但无可否认，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绩，大国人民对于巨大进步满怀欣喜。
1、李稻葵：写进西方教科书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近日宣称，要把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写进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科书里。
李稻葵的大意是两条，第一：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原因，美国以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并和中国打贸易战。第二：中国发展有其自身特点，要想西方明白和理解中国，就应该用经济学的方法，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验，写成理论，并使它进入西方教科书。
李稻葵先生宣称，等到教科书改了以后，再过30年，这一批教科书培养出来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等他们进了白宫，才会理解中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来跟我们谈判了。”
李稻葵先生在这次讲话当中着力声明，必须要在学理上用大家的语言，就大家关心的话题要讲出一些道理。必须用国际通用的语言讲出来，讲出可操作的、可复制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普遍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讲只能适用于中国国内的、无法在全世界复制的东西；也不能讲那种只对中国人有利、狭隘民族主义的、对西方和全世界没有好处的东西。
实事求是的说，李稻葵先生最后的声明部分，还是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学者思辨的精神、以及应有的坚持。
但是刨根问底，分析李稻葵先生的发言，这“具有普遍价值的、普遍意义的东西”，而且又是“西方经典理论不能解释的，令中国飞速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通读全篇，不难发现，是李先生所谓：“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
李先生认为这种政治参与市场经济的模式，第一是积极的宏观调控，可以防范经营决策权掌握在私人手中，导致周期性产能过剩，甚至引发经济危机。第二是政府推行高关税可以帮助保护本国落后行业；第三是积极的产业政策可以辅助重点产业，帮助经济腾飞。
2、郑永年：把我们的故事讲清楚
无独有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重要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先生，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重复：中国发展有其自身逻辑，即“中国模式”；中国面向世界的崛起过程中，故事没有讲好，甚至讲得外国人害怕了。归根到底是我们不会讲故事；接下来要鼓励整个经济界，把我们自己（虽然郑现在是新加坡国籍）的故事讲清楚。
李稻葵的讲话，可以看作对郑永年先生讲话的一种唱和。
“中国模式”是什么？在其专著中，郑先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总结起来，与李稻葵先生的观点大体类似，即在一个开明集权政府的把控下、逐步地、受控地、分步地实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改革。
以上两位学者当然是学养深厚。除开李、郑两位之外，还有更多中国专家和学者，急着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跃跃欲试地想要对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3、强大政府与市场经济孰为根本？
实事求是地说，大国政府努力保持社会稳定，心无旁骛地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方针，并有一个长远规划，同时用举国体制去解决发展中的难题。这的确可以看作中国取得成功的一条“经验”，但它是有条件的，也就是，必须以自由市场机制作为基础，才能奏效。如果抽离了这个条件，把它上升为原理或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作为中国智慧，则是大谬不然，完全错误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40年，从过去的一穷二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仔细观察这个全过程，大国取得成功的经验实际上非常简单。一点也不神秘，也完全称不上“中国”。
这就是：第一、尊重人们的致富欲望，尊重人们的财产自由，激活民间与官方的社会活力，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二、放松政府对社会事务和经济事项的管控，逐步放开市场准入，尊重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
建国后直到79年，随着不断的政治运动，大国没有把经济建设置于工作的中心位置。没有保障人们财产的不可侵犯，没有给予人们买卖和交易的自由，工作及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因此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无法发挥。改开是如何使这一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彻底变化的，从小岗村事件可见一斑：
1978年，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率先推行大包干、把集体的土地分配给全村18户农户耕种，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点燃了大包干的星星之火。小岗村经验第二年就燃遍了近五千万人口的安徽省大部分地区。此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命名的中国农村改革迅速在全国推开，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举世公认的变化。并吹响了改革全面推行的号角。
4、松绑和放权营造的伟大胜利
与苏联和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建国后大国政府严格控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社会运转进行严密把控。当准备进行改革时，幸运地选择了以“松绑”和“放权”为主要特征的经济自由化之路。正是经济自由化，使个体拥有了解放生产力的机会，从而使全社会追求财富的激情有了释放的可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并且倒逼国有经济改革。
可见，这与“中国”元素没有什么关系，而是所有成功的经济改革的共同特征和基本做法。
所有没有这样做的国家，比如北韩，也就不可能在经济领域获得成功。
结合大国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穷并不可怕，没有追求财富的权利和追求致富的自由才最可怕。大国改开的成功，只不过把这种权利和自由还给老百姓一些。这也是人类的通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和基础，依然用落后的计划体制和僵化的政治体制去束缚人、打压人，怎么可能得到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改开的成功，正是这种通理的胜利，而不是“中国特色”。
这种通理，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
5、强政府和举国体制之殇
按照李、郑两位学者的表述，真正的“中国特色”、无论说得多么好听，“政府赋能的市场经济”也好、“中国故事”、“中国模式”也好，无非就是强大政府和举国体制，确实能够在一些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特殊的作用领域，能够产生良好的效用，证明其一定的存在价值。但如果这种特色从自由市场之补充，转过身来吞噬自由市场，回退成“强计划体制”，重新控制经济社会和政治，那么，可以肯定地是，必然导致社会活力的丧失，经济热潮的消退、这也是中国今天众多问题滋生的根源。
对于这样的画面，最近因两年前准确预测贸易战而大热的人民大学杨其静教授做出了翔实的论证。
虽然强政府可以对产业政策做出调控，对重点企业加以扶助，但政策都是人在实施的。具体落实到这一政商体系中，则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容易达成政治关联，用来稳定、隐蔽、安全地实现利益交换。
因此，产业政策的落实，很难尽如人意地按照价值最大化和利益长期化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可避免地落入“危害公平的竞争环境”、“损害产品与工程质量”、“严重危害收入的公平分配”、“广泛的权力寻租和违法犯罪”当中。
并且，一旦进入这种灰色的政治关联、企业也极易受到损害，具体来说就是“抑制和损害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政治附庸”、“面临不必要的政治风险”。
不仅如此，当灰色政治关联蔓延深入时，整个社会也会受到巨大的损害。即“企业家人格矮化，进取心颓丧”、“公平竞争的环境被污染”、“权力寻租导致巨大的不信任”、危害国家的经济和政治。
可见、即使在官员清廉、企业家励精图治的初始条件下，加入强政府和举国体制之后，也只能在运转的前期形成阶段性优势。而且一定会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走入死胡同。
6、结语
如果故意无视这一现实，昧着良心，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解释成“中国特色”的胜利，并进而用一套模式理论去拔高这个“特色”，形成经济建设的“中国特色理论”和经济学大厦的“中国学派”，再用这个“特色理论”和“中国学派”去指导中国的实践，甚至向世界推广，要外国学习，不但误己，也误人。
我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故事”令国外先是感到了“惊喜”，然后却又变成了“惊悚”的根本原因。
当下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个“分水岭”上，一些事情正在次第地发生。这些事情与前40年改开征途上发生的重要事件最大的不同在于：人们对于改开的最终方向和目标，产生了迷茫。从充满信心，变为充满疑惑。
下层人民和中产阶级（假如勉强还算有的话）目前感觉到的“惊奇”是否会变成“惊恐”，很大程度上也要看政府如何对待这个中国特色，并以什么样的举措印证人们心中的猜测。
正确地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中国为何改革，拓宽政治经济社会的自由，为社会引入活水，才是正道。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王小靠的结构性思考”
作者：王小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