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维尔：食品安全的最佳保证是财产私有
编者按：托马斯·索维尔，美国经济学家、社会理论家，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本文摘录自索维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吴建新翻译），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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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是法律与秩序中最容易遭到误解的一个方面。有幸得到大量财富的人将这种权利珍视为个人利益，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产权怎样影响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的配置。产权对财产所有者的意义远没有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重要。换句话说，评价产权要根据它对大多人的福利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这些影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实证问题，不能根据假设或修辞来回答。
有没有产权引起的区别在哪里？曾访问苏联的美国农民代表团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他们对苏联农产品的运输方式感到震惊：包装马虎，任由变质的水果和蔬菜留在袋子或箱子里加剧腐烂。在美国，个人拥有的农产品被视为他们的私人财产，因此美国农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漠不关心和浪费，因为这样做将导致不必要的损失，甚至可能会破产。浪费给苏联造成的损失其实更严重，因为这个国家常常连食物供给都很困难，但苏联却没有产权，也无法将这些损失直接传递给生产经营者和运输者。
在一个没有产权的国家，或食物“归人民”所有的国家，没有哪个人有足够的激励，来保证食物在没有卖给消费者之前不被无谓地浪费掉。运输食物的人得到的是固定的薪水，与食物保管的好坏完全没有关系。
至少在理论上，更严密地监督生产经营者可以减少腐烂的发生，但监督不是免费的。用于监督的人力资源本身就是具有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此外，监督还会引起更深层的间题：谁来监督监督者？即使是在斯大林集权主义之下，仍然存在普遍的腐败与无效率，这说明与资产拥有者的自我监管相比，政府监督具有局限性。
美国农民不需要监督者的密切监视，也不需要有人提醒他把坏桃子从篮子里拣出来以免加剧腐烂，因为桃子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他们也不愿意承担毫无必要的亏损。产权造就了自我监管，相比第三方监管，它更有效、成本更低。
大多数美国人既不拥有农田，也不拥有庄稼，但是他们能够获得要多的食物，食品价格也更低。这些都是没有农田和农产品产权的国家的人无法享有的，在没有产权的国家，许多食物都无谓地腐烂。食物的售价必须弥补生产该食物的全部成本（包括腐烂并被丢弃的那部分食物），因此食物腐烂越严重的地方，价格就越高，即使生产食物的最初成本相同。
濒临灭绝的动物都是那些不属于任何人的动物。山德士上校不会让鸡灭绝，麦当劳不会袖手旁观让牛灭绝。同样地，被污染的无生命物也不属于任何人（如空气和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在无主的土地（即所谓的“公地”）上放羊，结果公地因为过度放牧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地，留给牧羊人的也只有饥肠辘辘、骨瘦如柴的羊。但是，公地旁边的私人土地的状况往往要好得多。忽视无主土地的事在苏联也有发生。据苏联经济学家所述：“被砍伐的林区没有补种树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伐木公司来说，在自己的土地上发生这种事情无异于自杀。
所有这些事情从不同的方面阐明了，私有产权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即使是几乎没有私产的人，也能够从产权带来的更高的经济效率中受益，因为更高的经济效率能够使人们普遍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虽然产权往往被视为富人的特权，但是很多产权事实上对于并不富裕的人来说更有价值，而这些产权常常因为富人的利益而受到侵犯和破坏。
根据定义，富人比并不富裕的普通人拥有更多的钱财，但是非富人的人群拥有的财富总和往往要多得多，这意味着，在私人产权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上，富人拥有的许多财产会被购买力更大的非富人购买，于是，豪宅所在的土地能够通过市场流转给开发商，用来建造更多但更小的房屋或公寓，提供给收入不高但数量庞大的普通人居住。
有人曾说：“只要有钱，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就不重要了。”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它却具有很深刻的含义。在自由市场上，普通人的钱与富人的钱一样管用，而且从总量来看，普通人的钱往往更多。不富裕的个体不必直接和富有的个体竞价。企业家或他们的公司可以用自己的钱，或是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借来的钱收购豪宅与房产，把它们改建成中产阶级的住宅和中等收入人群的公寓楼。这样做当然会以富人不喜欢的方式改变这些社区，然而有更多人会喜欢住在这种新式社区里。
富人总是想推动法律以各种方式限制产权，阻止这种形式的资产转移。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弗吉尼亚州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富裕社区，要求只有房子占地为一英亩或一英亩以上的土地才能出售，因而这些土地和房屋的价格就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范围，也使并不富裕人群所拥有的更大的总购买力变得无效。
想要使居住的社区保持不变的人还利用区划委员会、开敞空间法、文物保护机构及其他组织和措施，严格限制出售相关私人财产用于他们反对的用途，这些人常常将社区称为“我们的社区”，然而没有人拥有整个社区，每个人只拥有自己的私人房产。这种字面上的集体主义可不仅停留在口头上。它往往采取法律和政治行动否定私人产权，并把整个社区当成真正的集体所有。
通过破坏和否定产权，巨额财富的拥有者就能够把一般收入者或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同时，随着该地区人口的增长，他们拥有的资产将变得更稀缺，价值也将增加。
虽然严格遵守产权使得房东有权利随意驱逐房客，但是经济动机却能够激励房东做出相反的行为，即尽可能地把他们的公寓都租出去，并尽量保证租房的连续性，只要房客支付租金且不制造麻烦。只有在实施租金管制或其他限制产权的政策时，房东才会改变做法。在实施租金管制和房客权益法案后，房东会想尽办法将房客赶走，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中国香港，都是如此。
众所周知，中国香港在实施了严苛的租金管制和房客权益法案后，房东会深夜偷偷溜进自己的房子，破坏屋内设施，为的是让他们的房子不再吸引房客甚至完全无法居住，这样房客就会搬走，然后他们就可以合法地拆除这套空房子，改造成可以获得更多收益的工商业房产。这当然不是香港制定租金管制法的目的或初衷。但是它再次说明了区分意图与结果的重要性——当然不仅限于产权法案。简言之，激励很重要，需要根据产权的存在、改善与废除所产生的激励对产权的经济影响做出评价。
由盈亏经济创造的强有力的激励，依赖于私有财产带来的利益。苏联国有企业的利润并不是它们的私人财产，而是属于“人民”，或更直白地说，这些利润由政府分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什梅廖夫和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了这种情况对激励的负面影响，并深感痛惜：
但是，在许多经济部门中，将企业的大部分利润——有时甚至高达90%~95%——充公的理由是什么？部长有什么政治或经济权力这样做呢？而且我们剥夺努力工作的人的劳动成果，却让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有吃有穿。这样我们怎么可能谈论独立、首创精神，又怎么可能奖励效率、质量和技术进步呢？
当然，国家领导人可以继续大谈独立、创新、效率等，但是破坏了存在于产权之中的激励机制，意味着这些目标只是空中楼阁。由于缺少产权，经营企业并盈利的人“不能将他们赚到的钱用来购买或建造东西”，“如果没有上级的批准，这些钱只是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没有实际的价值。”换句话说，与市场经济中的情形不同，成功并不能自动扩大成功企业的规模，失败同样也不能缩小失败企业的规模。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人文学会”
作者：吴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