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大局意识”之苦丨维舟

河北进入战时状态（题图来源：路透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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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的开局，乍看就像是2020年的重演。1月2日起，河北省会石家庄市在三天内确诊了19例新冠患者，无症状感染40例，这个本来存在感不强的城市一下变成了焦点。1月4日，全市进入战时状态。又过一天，河北也宣布“全省立即进入战时状态”。“河北”仿佛突然变成了一年前的“湖北”。

这些天来，看到了很多悲欢，有些像是去年湖北的翻版，有些甚至还更有甚之。1月9日，石家庄公交、出租车全部停运，医护、保障人员上下班只能靠自己开车或电动车，正值寒冬，没车的人只能步行。又逢寒假，大学生回家也难，返回石家庄的“人在家门不能入”，九天花费了两千元，离城的学生甚至还有步行20公里回家的。

在河北受感染的村庄，村民们被迅速转移安置隔离，但隔离点却似乎还未准备好，甚或去了才发现已经人满，很多人疲惫不堪。村庄被实施消杀，撤走的住户无法带走宠物猫狗、家畜家禽，在持续十多天的消毒之后，这些动物恐怕也都无法活下来。

封城是火速下达的命令，说封就封了，根本没有给人出去买东西的机会，即便宅在家里的人，也面临如何生活下去的基本问题。餐食问题怎么解决，上面根本没有说法。平常粮米菜蔬的车队进不来，因为司机没核酸检测不准进；甚至连去年武汉那样的志愿者也没法到位，因为很多人的核酸报告没出来，没资格当志愿者。

疫情下的中国医生（来源：kantar.com）

紧张感的飙升，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保卫首都”，因为北京几乎就被河北包围着。邻近北京的河北廊坊，本来仅一个中风险地区（固安县某小区），但1月12日也宣布实施全域封闭管理，目的很明确：在环北京区域建立一道防火墙，确保疫情不会传入北京。

的确，去年武汉封城，也不完全是为了武汉人自己，那常常被视为一种牺牲奉献，是为了保全中国的其它地方——“不惜一切代价”时，武汉人其实就是那个代价。然而，河北长久以来的“大局意识”还有其特殊性：河北所做的牺牲也不是为了河北自己，而是为了他者——具体而言，常常是为了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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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与北京一河之隔的燕郊镇，在潮白河边安装了防护栏，友谊大桥南侧岸上搭建起帐篷，并有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

这么做说是为了“防止有人穿行出现危险”，而真实的原因是：燕郊住着30万人，而在疫情出现后，他们每天的上下班之路就变得格外艰难，1小时的路延长至3小时，以至于有人想到穿过冰面“偷渡”进入北京。

燕郊与北京之间的潮白河安装防护栏

有人因此嘲讽说，一到疫情，北京就变成了西柏林。也有人戏仿川普的口吻说：“Build the wall！Paid by the Hebeier, and make Beijing great again！”（建墙！让河北人掏钱建，让北京再次伟大！）

燕郊号称“河北第一镇”，但它所属的三河市（廊坊的“北三县”之一）其实是被京津夹在中间的飞地，与河北其它地方隔绝，按说只要本地尚未出现案例，那么它的风险其实比北京还低——因为至少要先经过北京或天津，才能从陆路传入燕郊。然而没有用，因为它属于“河北”这个类别。

这并不仅仅只是“一刀切”的问题，还表明中国社会的一种思维取向：人们在评价时，并不是根据个体的所作所为，而是根据其所属的群体。此时你再怎样撇清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被认为是其中均质的一个单元，而不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在疫情中，这就潜藏着对“污染”的恐惧：仿佛“河北人”这个群体中出现了一个污染源之后，所有的“河北人”就都成为了嫌疑对象。很多人都争辩这是必要的，因为要阻断传播，总得有人做出牺牲，在事态紧迫的情况下，只能这样一刀切，这是为了避免更坏的情况。

但这无法回避一个问题：这种群体分类在很大程度上是任意的。即便这样一刀切合理，那为什么是“河北人”被视为有问题？感染的不是“石家庄人”或那几个村庄的人吗？他们不也都是中国人吗？那是否也可以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有嫌疑？归谬到极端来说，他们不也都是地球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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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为我也身为人父，在这次的河北“封省”中，最让我看了难过的是一位父亲的遭遇：他的孩子恰巧在下达战时状态前夜得急病，然而北京儿童医院根本不让进门，“管它什么健康报，管它什么低风险区域，只要是河北人，北京儿童医院一概不接待！”

他心气难平：“河北人为了大气环境关停了大量高耗能企业，GDP从前10滑落到13名，河北人为首都做出的牺牲有目共睹，为什么疫情来了，河北人在北京如此遭遇？”

《人民日报》微博打出“河北加油”

细想想，这是一种“有条件的牺牲”，也就是说，他认为河北的“牺牲”理应换得更好的对待。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牺牲是不得讲条件的，在绝对的道德观下，没有任何私利的彻底奉献才值得颂扬，并不是以此换得什么。

绝对的忠就是无条件的，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绝对的孝同样如此，不管父母如何对待，做子女的都要始终尽孝，因为“我对父母好，父母也应该对我好”的观念，本身就隐含着互利的对等意识，而这与等级制本身存在内在冲突。

这种道德的绝对性不是偶然的，它弥漫于中国的社会意识中。在这场疫情中显露无遗的一点是：中国社会所谋求的其实是绝对安全。去年我就曾说过，在面对风险社会的三重困境（不确定性、不可靠性、不安全性）时，中国人想要的却是绝对安全，而绝对安全势必导向绝对掌控。

刘海龙在《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一书中说：“乌托邦对秩序有一种特别的崇尚，视‘污秽’和不确定为危机。”新冠所激发的正是这样一个危机：它既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又隐含着“污秽”（传染）的恐惧，而为了重建绝对秩序，中国人甘愿“不惜一切代价”，问题只是这代价谁来承受——而他们通常都是这个社会中的弱者，又或是自愿不自愿的自我牺牲者。

也因此，当他们说“河北加油”时，有些人固然出自真诚（特别是经历过痛苦的武汉人），但有时候，这种对奉献牺牲的推崇，也让我不自觉地想起考古学家罗泰所说的中国文化心理。他说，到战国时代，中国人对祖先出现了一种矛盾复杂的双重心理：他们既是崇敬的对象，又令人恐惧，于是人们想方设法把它们与生者分开，在墓葬中为死者提供生前的各种享受，让它们安心待在属于自己的冥界里。

但在这个生活世界里，我们其实彼此相连。乍看起来，区隔似乎保护了我们（至少是一部分人），但事实却是：绝对安全不可能360度无死角，区隔和层级本身就会留下漏洞——河北这次疫情集中爆发在乡村，这并非偶然。

有人说“病毒也搞城乡区隔”，农村成了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而这归根结底，却恰是区隔本身所带来的。或许有人觉得“资源有限，只能保重点”，的确不可能处处设防，但顾此就会失彼，最后我们都在一条船上。

本文转载自公号“维舟”

作者：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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