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最新定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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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改1978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年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向来具有关键意义，此次会议更是如此，对国内国际的最新形势及应对措施作出了清晰判断，“中长期”“持久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重要关键词。

判断一：“中长期”“持久战”，加快“双循环”

会议指出——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得益于强有力的疫情防控，中国成为全球最早走出疫情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活动也在逐月好转，但这并不意味着之后就是一条顺畅的复苏之路。我们面对的形势不仅仅是复杂严峻，关键在于“不确定”，高层对此有着清醒的判断，提示“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

所谓中长期问题，指的不仅仅是疫情态势，还包括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和外部政治环境。尤其是中美之间的矛盾，从开始的经贸冲突迅速扩展到现在的科技、金融等领域，成为中国经济复苏道路上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此背景下，中央又一次重申“药方”：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打通国内循环，需要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推动全流程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果断放水养鱼，确保供需平衡，改善分配格局，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构建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打通国际循环，需要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围绕“一带一路”规划构建合作创新网络，稳步降低关税水平，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谈判与制定，推动对外开放朝着更高、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为什么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二季度我国出口数据体现出了很强的韧性，中国出口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大幅上升、并达到了历史高点。但是疫情之下，全球市场萎缩速度较快，WTO预计全年世界贸易增速将缩水18.5%。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中国出口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保持在历史高位，也可能会面临较大压力。因此仍然要将总需求的重心放在国内。

不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不等于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从国际循环视角来看，“畅通国内大循环”至少有两个意义：一是以国内的复苏繁荣推动国际经济复苏，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判断二、财政与货币：更重实效，强调配合

会议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要加强协调配合，促进财政、货币政策同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此次政治局会议更加强调“效果”，指出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财政政策在更加积极有为的同时，要“注重实效”；货币政策在更加“灵活适度”的同时，要有“精准导向”。

财政政策的“实效”，主要是“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这也意味着，下半年的财政发力重点将从此前的“纾困”转向“刺激经济”，为一些重大项目的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

货币政策“精准导向”并非第一次提及，背后原因也不难理解。除了基本面有所改善以外，正如CF40学术顾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金融四十人年会上所指出的，“有些方向我们不希望资金流入，甚至会采取措施防止流入，比如房市、股市；有些方向我们希望资金流入，比如实体经济。”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政治局会议还强调了宏观政策的“协调配合”，这也有几层含义：一方面，是财政与货币的协调配合。另一方面，则是财政货币政策要与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应。

判断三：房地产：调控政策保持不变，体现“三稳”思路

会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此次年中政治局会议对房地产市场给出了明确定调，不过表述与此前无异。再结合7月24日的房地产工作座谈会可以看出，当前中央对房地产调控这根弦依然维持紧绷态势。上述表态体现了房地产政策的连续性，没有出现大的转折，仍旨在促进房地产市场保持稳定性，进一步使后续房地产发展的方向不偏离、调控力度不放松，有助于下半年各市场参与主体更好把握市场政策走向。

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就是少数城市出现楼市过热现象，而这些过热现象背后除了有市场刚需，还有资金的推动。上半年宽松的信贷环境下，出现了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楼市，再度推高房价迹象。二是少数城市放松了房地产调控这根弦，所以此次会议给部分城市提个醒，并强调，“要全面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发现问题要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未来的房地产调控将更具差异化、主动化和联动化。

判断四：应对产业链供应链挑战：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

会议指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

随着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美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加紧实施产业回流战略。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再度紧张。在新形势下，保护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成为重中之重。此次会议明确，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

从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来看，中国是唯一一个具有所有300余个工业品部门的国家，而且还有市场规模、商业模式、基础设施、产业链配套网络、新技术（工程师红利）、单位劳动力成本、改革红利等很多优势可以挖掘，这是我国的竞争力所在；但我们的工业品部门在精度、耐用性、良率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存在“卡脖子”的情况，这成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亟需提高的关键。

如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对此问题指出，中国需要打好五张牌——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基本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国永远的底牌。

如何“补短板”？怎样“锻长板”？？

对外，坚持更大程度的开放。仍然需要重视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重要性，以更大程度的开放化解“去中国化”潜在风险，为下阶段我国产业链发展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对内，有效启动国内大循环。其一，可鼓励出口型企业根据国内市场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的份额，并充分利用国内市场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和专业化分工的主要驱动；其二，加快完善制度建设和市场机制，培育产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尤其应加快落实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其三，把握全球产业链的数字化机遇，重点关注产业链软件系统的标准制定和跨境电商产业链发展等。

长期来看，地缘政治因素将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产生深远影响。我国需要充分认识美国政府遏制中国发展的决心，对美国方面可能采取的严厉措施和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调整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判断五：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 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

此次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再次体现出中央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决心。

作为金融治理的天然主战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风险定价、市场预期、社会监督等具有多重功能。未来，要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应继续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取向。

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影响，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经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加之目前我国制度建设存在短板，部分市场乱象有所反弹——

不良资产上升压力加大，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问题较为严重；一些高风险影子银行死灰复燃，有的以新形式新面目企图卷土重来；企业、住户等部门杠杆率上升；部分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推高资产泡沫……

打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是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对上述现象，今年以来，相关监管部门已多次提出要坚决打击资本市场各种造假和欺诈行为。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研究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工作要求。

金融委会议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制度建设存在短板，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较低，发生了多起恶性财务造假案件。新修订的证券法已大幅提高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监管规章制度正在不断完善，构建了立体处罚的有力框架，证监会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证券执法和司法工作，坚决打击、遏制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活动，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回应社会各方面期待。

多位学者对此问题指出，想要进一步加强证券执法和司法工作，实现对证券违法活动精准出击，需要着重解决监管合力问题。

总体来看，此次政治局会议措辞依旧严厉，结合金融委年内四次针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表态来看，从严从重打击资本市场违法违规仍将是未来资本市场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举措。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朱振鑫/文 关键的十字路口，市场都在等着年中政治局会议定调，从今天会议公告来看，亮点不少，先做几点极简解读。

1、经济稳步恢复，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和过去比，经济的确没那么好，但比预期好就够了。加大宽松刺激？不存在的，政策趋稳，边际收紧。）

2、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疫情已经不是当前的核心问题，要更关注原本就有的中长期问题）

3、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放弃外部交流，但要做好准备，即便没有外需外供，也能自己玩的起来，利好国产替代）

4、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重要，第一次提“跨周期”，原来都说“逆周期”，就是说不能光为了烫平眼下的周期，而忽略了下一个周期，典型的就是2015，是把当时的衰退调好了，但导致了下个周期的金融风险）

5、要确保宏观政策落地见效。（和一季度的“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有明显区别，意思是别着急出新政策，之前政策已经出了不少，先让这些见效再说，比如降准降息暂缓，先让放出来的钱流到实体去）

6、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注重实效。要保障重大项目建设资金，注重质量和效益。（加了个“注重实效”，没再提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已经用了不少，接下来是把这些钱还有银行的钱放到项目上去）

7、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精准导向。（加了个“精准导向”，删掉了“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货币宽松继续收兵，降准降息近期看不到了，这是目前周期切换的一个核心力量）

8、要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删掉了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利率下行，增加了M2和社融合理增长、推动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前者代表货币宽松，后者代表信用宽松，从宽货币到宽信用，经济和市场的周期都会随之切换）

9、要确保新增融资重点流向制造业、中小微企业。（没有基建，担心地方表外融资再抬头，独山的教训太沉重）

10、要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深入推进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实施步伐。（相比一季度，也删掉了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万不得已，传统基建不能多搞，债务太重现金流太差，这和2016年那次不一样）

11、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城镇化思路越来越明确，从过去的中小城镇化到大城市+周边城市群，商业社会人口还是要集中）

12、要推进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不求A股牛，但求A股稳！涨不涨到5000点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绝对不能再出那么多乐视金亚科技獐子岛……）

13、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关于房地产的表述和上次会议一字不差，中央这次是铁了心，房价大涨不可能了，居民资产向资本市场继续转移）

十大经济学家解读国内大循环：真谛就是开放，全球化还会继续，这一点信心我们不要动摇（收藏版）

来源：经济学家圈

摩根士丹利邢自强：疫情后“内循环”经济之我见

来源：财富管理50人论坛

我将聚焦于疫情后全球经济新局势对中国产生的风险和机遇，特别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如何打造，谈些浅见。内循环的真谛，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广纳贤才，是用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进一步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保持产业链的完整性。在疫情后全球经济“平庸化”，政策“民粹化”，中美“软脱钩”的多极化世界中，欧洲、亚洲的企业和资本，会力图平衡，不错过中国的市场、供给和经济机遇。

首先，短期经济复苏进入深水区，政策持续性值得关注。中国二季度率先复苏，其逻辑是基于中国的疫情控制比较迅速有效，复工复产领先全球，在疫情冲击中先进先出，给全球的必需品供应链提供了供给的安全感，更给跨国企业提供了在全球疫情不确定性环境下需求的避风港。二季度的经济数据基本上验证了中国的率先复苏，但并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从数据看，二季度GDP几乎回升了10个百分点，从-7%到超过3%，但主要是由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强劲恢复，二者已经复苏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但是，进入7月份以来，一些经济指标似乎显示，复苏步伐放缓，经济复苏进入深水区。首先，洪涝灾害对居民生活和经济生产活动造成了影响，拖累了建筑开工，二季度强势复苏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投资，受到了一定影响。其次，当前还处于疫情防控时期，受制于社交疏离的新常态和就业的压力，消费复苏的步伐落后于工业和建筑业。

中国经济的复苏目前仍面临两个风险，一是海外疫情反复冲击中国外需，二是国内就业压力依然严峻。根据我们的测算，摩擦性失业和亚就业人数总共接近6000-7000万，占总体劳动力的10%左右。一些服务型行业消费模式的恢复有待时日，大众还没有回到像疫情前那样外出吃饭、旅游和聚会的生活方式。因此，政策的支持还是应该延续，确保实现“六保”，特别是保市场主体和保就业。

政策发力角度，从货币和金融政策，逐步把接力棒交到财政政策手上，确保全国“两会”提出的增加公共投资、减税降费等继续发力。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已经从此前非常态的超低利率环境下逐步正常化，以避免一些资金套利行为发生，在情理之中，但这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和信用环境应该彻底转向收紧，毕竟财政发力也不是无源之水，考虑到今年下半年政府债券净发行量接近5万亿元人民币，货币政策应当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避免政府发债挤出私人部门的信贷，以保障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保持在目前的水准，毕竟下半年经济复苏还是面对诸多风险因素。

当然，也有一些亮点，具备了打造“内循环经济”的低配版的基础。对中国消费者来讲，疫情以来最重要的变化是境外消费在回流。短期来看，因为海外疫情此起彼伏，跨国旅游按下了暂停键，只能“家里蹲”“短途游”，在国内消费。即使从中长期看，预计出入境旅游、留学教育等活动在未来两到三年也难以恢复元气，因为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的变化、中西方之间的关系、大众的心态、对国际旅行的感知等可能都会发生较大的转变。与此同时，我国也顺势而为，加大了消费方面的开放政策，特别是像海南自贸港的免税政策、免税牌照在北京等地的进一步开放等。换言之，中国消费者在海外每年2万多亿人民币的消费，可能会集中地回流，而且会持续多年，预计约一半都会回流，规模接近万亿人民币。这些消费大致源自于高收入群体，主要聚焦在如旅游、文化、高端汽车、奢侈品、化妆品、运动服饰等重点可选消费品上，对国内高品质消费的需求将得到拉动。

以上是短期内循环的低配版，较易实现，但更重要的是长期。在疫情长期重塑全球和中国经济的情况下，如何在应对新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时，实现内外循环相互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高配版？此前我也曾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上提到过，这次疫情之后，全球可能有很大的后遗症，即出现“三去”现象——去科技主导、去贸易全球化和去企业巨头化，导致全球经济可能出现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通胀卷土重来的局面。中国面临的外围环境和风险与过往几次全球经济下行的冲击截然不同。以往推动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三股力量，科技主导、贸易全球化和企业巨头的头部集中，使得全球生产力不断进步，大企业资本回报不断上升，但是西方内部，其劳动者的工资占比越来越低，总体来说，这是通缩效应，但也造就了西方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民众不满情绪集聚。这次疫情期间，西方社会的这种弊端进一步暴露出来，各种社会事件被点燃。

这次疫情之后，西方经济体从政治思潮到经济政策的取向会变化。我们将看到：第一，经济政策更偏向于民粹化，给居民进行的转移支付会更多，发支票，甚至央行印钱买债，通过MMT实现财政赤字货币化；第二，对于科技企业，除了东西方的科技标准、生产链部分产生脱钩，不利于全球企业的研发支持，西方经济体内部也倾向于对大科技企业采取更加严格的管制，如反垄断、税收等，可能大企业在科技研发放缓；第三，去全球化。疫情之前已经有贸易摩擦，疫情之后有一些逆全球化的进程显然会得到加速，西方经济体可能采取一些引导措施，吸引一些战略性行业，比如说医疗、高科技产业链，回流到发达国家。

疫情之后全球会迎来这么一个“三去时代”，去科技主导、去全球化、去企业巨头化，呈现一个政策民粹化、经济平庸化的趋势。而面对这种情况，发达国家当前采取的这种货币大放水、财政大举债的做法，它的特性都是“易放难收”。今年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上升27个百分点，接近250%，主要是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仅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就上升13个百分点，同时非金融企业负债率也有所上升。全球发达国家都不遗余力地通过加杠杆，以走出通缩和增长的负反馈循环。但到了2021年底，当发达经济体已经回到疫情之前的产出状态，产出缺口已经回正，并不会适时地撤出这些政策，那个时候会出现新的结构性的通胀卷土重来。所以，民粹，脱钩，通胀，是疫情后时代的标志性三大后遗症，影响是比较深远的。

面对这些后遗症冲击，中国如何去打造一个内外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毕竟，闭门造车、百业追求全面自主化，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有诸多历史经验教训。中国的优势是有很多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比如，对内挖掘潜力，加速城市化2.0建设，一方面投资于新基建和智慧城市，另一方面辅之以户籍制度改革、土地供应改革来打造下一阶段的都市圈、城市群为主导的新型城市化，推动集聚效应，释放进一步消费潜力。对外，和内循环相搭配的是通过大幅开放中国的消费市场、让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也就是说，内循环的真谛是“开放”，通过释放国内的经济和消费市场的潜力，结合保护知识产权、改善营商环境、减少准入限制，吸引跨国企业把产业链、工厂、店面继续留在中国，享受在地的消费市场潜力。

这一过程中，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亮点，有助于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减少“金融硬脱钩”的风险。改革的头三十年中，我国更重视FDI方面的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建厂。最近几年，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开放则走上快车道，人民币金融资产开始为海外投资者认可并加大持有。短短几年之内，随着QFII改革、沪港通、债市通互联互通、监管水平的提高，海外的投资者，如央行、主权基金、养老金、保险等，已经持有4.7万亿左右的中国人民币金融资产，相当于在中美之间接近4万至5万亿人民币的贸易额之外，另外开辟了第二纽带。如果按目前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开放的路线图继续落实下去，提供多元化有深度的风险管理对冲工具，继续监管和公司治理改革，这个金额有望在未来几年逐步上升至10万亿人民币甚至更高，这就将和中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在美资产的规模差不多，某种意义上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实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减少了在金融领域，包括在一些货币结算领域，出现硬脱钩风险的可能。

所以，我认为，打造国内大循环的真谛就是“开放”，包括消费市场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也包括通过对产权的保护、增强法制，来实现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开放。这也是符合疫情之后，全球多极化发展的方向。最近我和同事们发布了《全球后疫情时代的投资蓝皮书》，尽管“脱钩”对全球经济体都会产生冲击，但对本土市场潜力大、产业链齐全、具备改革潜力的中国经济来讲，也是危中有机。我们的142位研究员通过比较详细的调研，进行大数据分析，剖析了全球哪些经济体和行业可能成为全球所谓的脱钩、多极化、新国际秩序下的赢家，哪些可能成为输家。研究结果显示，如果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将有接近1/5的领军中国企业在国际软脱钩局势之下，可以发展为地区冠军。这个比例在全球而言是最高的，这种企业主要分布在企业软件、互联网、娱乐、旅游、文化和支付等领域。而以往的一些全球化的冠军企业，包括日本和美国的一些领头企业，聚焦在半导体、汽车、飞机、互联网等领域，他们可能在新的国际软脱钩、新的地缘政治趋势下丢失市场份额，成为输家。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企业和资本，不会在资本流动和产业链的布局上一边倒站队挑边，他们会在夹缝中求平衡，力图不错过中国的市场潜力、供给能力和经济机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如果进一步开放经济和消费市场，就可以吸引跨国企业继续“在中国，为中国”。这种内循环不是闭门造车、孤芳自赏，更是要广纳贤才，群芳斗艳，这可能是内循环的高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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