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分享我们的脆弱和存在于世上的意义，只有培养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结，我们才能从人类普遍的心理痛苦中获得益处。
D. Rego最早在医学院见到的那批病人中，有一位身患转移性结肠癌晚期的老人，已经扩散转移到骨髓的癌细胞给他造成了极度的痛苦。当这位老人求医生给他开更多的止痛药时，主治医生却以“会上瘾”为由回绝他绝望的请求。为此，D. Rego感到震惊和痛心——面对一个因不治之疾处于痛苦中的病人，这种拒绝显然是不人道、不理性的：这位临终老人并不会成为瘾君子；退一步讲，即使他因为过度服用止痛药而上瘾，那他的“瘾君子生涯”也只有几个星期。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位老人会在临终关怀中服用尽可能多的止痛药，以让他以最小的痛苦度过生命的最后几周。
19世纪人们开始使用氯仿，缓解剧痛的实践。当时的外科医生想了解使用氯仿是否会干扰疗愈的效果，又会不会带来道德上的不良后果，例如成瘾。干扰自然过程（即，伤口愈合）和道德影响这两个关键词在缓解疼痛的话题上时一次又一次出现，以分娩麻醉为例：尽管氯仿的使用第一次改变了人类痛苦的分娩过程，但反对者们有的认为它十分危险地干扰自然的生产过程，也有的认为这是在阻止上帝对夏娃在伊甸园中的行为的惩罚（《圣经》中明确指出的分娩痛苦的意义）。
经过许多有争议的辩论，分娩麻醉最终被接受了，女性现在至少可以选择干预分娩最痛苦的部分（有一些女性和医生仍然主张“自然分娩”，即不使用止痛药，这使得一些产妇无法果断作出决策）。到了19世纪90年代，医学实践看到了氯仿的巨大益处，开始将处理躯体痛苦转为常规化操作。但这一过程却无法被套用在心理痛苦上（指强烈、消极的情绪状态，例如悲伤、恐惧、痛苦或内疚）。与躯体痛苦不同，心理痛苦这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如果我们强忍心理痛苦并熬过去，对我们个人来说好吗？“心理痛苦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重要吗？我们对待这种痛苦的方式又重要吗？
从医学院毕业后，D. Rego受训成为了一名精神科医生，并开始了自己的实践。他惊讶地发现，社区里仍然有一些从业者告诉病人，如果他们不去感受抑郁的痛苦，他们就不会好起来。这可以回溯到弗洛伊德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认为了解心理症状的含义是真正变好的关键——套用弗洛伊德本人的话语：“心理症状来源于无意识冲突”。这些心理健康从业者认为，只有挖掘心理症状的真正含义，才能进入内心探究无意识的冲突；单纯地治疗症状会抹去探究的路径，阻止我们真正地痊愈。
然而，在实践药物治疗和一些路径更短、更以症状的缓解为导向的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时，我们发现，上述的“对症下药”并不是让来访者变得更好的唯一途径。但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在常见的精神疾病恢复的过程中，心理痛苦并不是必然的。焦虑、强迫症、躁狂和精神分裂以及大多数其它心理健康问题，贯穿了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到当下治疗方法的发展路程。虽然精神病学界在治疗精神障碍的态度上已经广泛达成一致的建议，但到底是否有必要承受心理痛苦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例如，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容忍痛苦的分手和损失吗？当发生了非常困难的事情时，你的痛苦程度必须和事情本身一样吗？换句话说，当不好的事情发生时，所谓的心理韧性(resilience)是否有帮助？或者，它仅仅缓解痛苦，阻止你对所发生的一切进行必要的处理？
关于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尤其体现在丧失的痛苦上：失去工作、失去健康，以及最常见的，失去亲人。
多年来，“延迟悲伤”(delayed grief )或“不完全悲伤”(incomplete grief)的概念意味着，一个人需要更强烈的心理疼痛才能完成“悲伤”的过程。非传统的处理失去、悲伤和痛苦等的方法，例如正念训练，近来十分流行。这些方法认为只有接纳、正面失去的痛苦，才能继续丧亲后的生活。但精神病学的研究成果不支持这些想法。研究证据表明，那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持续地保持强烈悲痛情绪的人（与延迟悲伤相反），几乎没有可能变得更好。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会患上抑郁症。陷入哀悼无法自拔的并不是那些很少表现出悲伤情绪的人；事实恰好相反，是那些最初表现出夸张地表露出痛苦、并且持续地体验着悲伤情绪的人更难从哀悼状态中脱离出来。
D. Rego曾经遇到过一个男性来访者，他的女儿突然被查出了败血症，在几天内就去世了。事发两年后，他仍然每天哭泣几个小时，感受到的悲痛就宛如有一把刀插进了他的肩膀里。经过交谈，D. Rego说服他尝试服用抗抑郁药。一周后，他感到“刀子不见了”。服药一个月后，他每天哭泣的时间缩短了许多；虽然仍然感到悲伤，他开始第一次真正地哀悼自己的女儿。他加入了一个为失去孩子的父母所建立的大型支持团体，甚至开始攻读咨询方向的学位，想帮助像他一样的人。并不是所有故事有如此戏剧性的结尾，但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意外、过早死亡或暴力致死所带来的极度悲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悲痛情绪并不会在短时间内减轻，经历丧亲的他们会经常崩溃痛哭、无法正常入睡、注意力不集中、丧失动力并感觉到无尽的痛苦。这被公认为可能是一个“复杂的悲伤反应”（“complex grief”）或丧亲所导致的抑郁症；无论是哪种情况，丧亲的人都需要药物和其他特殊治疗来获取支持，需要他人理解他们的痛苦，找到度过这段时间、继续向前看的方法。
就D. Rego的病人而言，试图让Ta感受到悲伤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将经历过巨大创伤后所经历的心理痛苦标签化为“复杂的悲伤反应”，被许多精神病学家认为是将这些个体的日常生活“病理化”。每当有批评者问：“为什么在失去孩子后，有些人不会感到抑郁呢？” D. Rego都会反问他几个问题：谁不会因为截肢、臀位婴儿、骨瘤而感到痛苦？难道因为某些情况必然会让人感到悲伤，这种心理痛苦就理应被承受吗？这些心理痛苦是自然发生的，甚至是符合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的，因为它是共同的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们从对心理痛苦的研究和对精神疾病的有效治疗里学到的是，心理痛苦和躯体痛苦有类似的作用——它表示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但也仅此而已。它对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没有带来任何好处，我们并不需要忍受它。但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有价值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去经历的——在我们很多的成长经历中，譬如完成高强度的体育锻炼、成为一位更好的家长或配偶，都具有这个特点。目前并没有治疗心理或躯体疼痛的灵丹妙药（大量使用阿片类药物可以，但它在慢性、非剧烈疼痛中的使用会带来其他问题）。因此，处理我们任何强度的痛苦的最佳方法仍然悬而未决。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特定的心理治疗和治疗焦虑、睡眠、抑郁和其他问题的药物来治疗许多剧烈的心理痛苦。当出现重大的和/或致残性心理痛苦时，D. Rego提倡用药。此外，我们必须明白，痛苦在自然或我们的道德生活中有特殊作用所带来的经验教训。然而，我们谁也没办法逃脱心理痛苦——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不可避免地是一体的。我们分享我们的脆弱和存在于世上的意义，只有培养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结，我们才能从人类普遍的心理痛苦中获得益处。
参考文献（点击滑动查看）
1.Reynolds, F. (2000). What ablessing she had chloroform. Bmj, 320(7229), 256.
2.Wortman, C. B., &Silver, R. C. (2001). The myths of coping with loss revisited.
3.https://www.nhpco.org/patients-and-caregivers/about-hospice-care/
4．https://blog.genomind.com/depression-therapy-antidepressants
5.https://elemental.medium.com/its-okay-if-you-re-not-resilient-cc74c3f2db26
6.https://grievewellblog.wordpress.com/2017/05/04/is-delayed-grief-a-real-thing/
7.https://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complicated-grief/symptoms-causes/syc-2036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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