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控制】决策优势：ABMS与美国空军数字指挥控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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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2022年夏，美国空军部《空天作战评论》（原《空天力量杂志》）刊文《决策优势：ABMS与美国空军数字指挥控制革命》（Decision Superiority：ABMS and the US Air Force Digital C2 Revolution），指出自冷战结束以来，实现空中优势一直是美国军事战术的基石。但在当今世界，美国的对手们都在发展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作为力量倍增器的能力。为此，美军必须通过实现决策优势来巩固空中优势。本文编译了文章主要内容。
美国目前使用的许多军事平台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不足以对抗对手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创新。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军发展先进作战管理系统（ABMS），以提供多域安全处理和数据管理、连通性和应用程序，同步传感器、射手和网络，使联合部队在每个作战域都实现数字化连接。
先进作战管理系统
美国空军一直致力于开发ABMS项目。该项目使指挥官能够快速接收来自多个来源的融合数据。五角大楼责成美国空军发展联合部队在传统的烟囱式作战领域之外作战所需的能力，努力在整个竞争过程中获得并保持决策优势。2020年3月，美国空军作战一体化能力的指挥官迈克尔•凡蒂尼（Michael Fantini）少将把决策优势描述为“收集、解释和使用所需的信息，以阻止或赢得未来的冲突”。他强调，成功实现决策优势将“取决于在空中、陆地、海上、太空和赛博空间所有作战域中联系最紧密的一面。”ABMS旨在实现一个每个系统和作战人员都能处理相同共享数据的环境，来取代类似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那种到达中央枢纽的单一信息路径。
新的JSTARS
E-8C联合监视和目标攻击雷达系统（JSTARS）飞机设计于20世纪80年代，并于1991年首次投入使用，该飞机设计用于应对冷战，然而问世之初，冷战已接近尾声。该平台提供机载地面监视、作战管理和指挥控制能力，即便在30年后，其中的16架飞机仍在为美国空军服务。
2014年，五角大楼投资研究JSTARS的替代品，美国国防工业界从2015年开始设计和测试新平台。但是，美国空军领导层也意识到，由老化的JSTARS和E-3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AWACS）平台提供支持的单一空天作战中心总体上并未针对未来冲突的速度、复杂性和杀伤力进行优化。
此外，随着电子战、赛博武器、远程导弹和先进防空系统等复杂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发展，E-8C JSTARS和E-3 AWACS飞机不但已成为主要目标，而且无法在均势竞争对手的作战空间中长期作战。
美国空军高级将领们开始考虑为传统飞机和新型飞机（包括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配备新兴技术、通信设备和传感器，以执行以前分配给单一JSTARS平台的地面监视任务。为使这一系统有效，它需要处理大量数据，包括来自美国盟国及伙伴国的信息。因此，2018年，用于研发替代JSTARS的资金被完全转移到美国空军的多域指挥控制项目，该项目旨在支持JADC2在国防部范围内的工作。
JADC2的问世
2020年9月，负责采办、技术与后勤的美国空军助理部长指出，军方在采用数字增强技术方面落后于民用部门。美国国防部签订了大量合同，所生产的设备都可以服役数十年时间，但很少考虑升级或与其他军种甚至本军种内部系统的互连。例如，美国空军备受推崇的第五代飞机平台F-22和F-35采用了不同的通信网络构建，这些网络互不兼容，因此需要第三个平台（例如ABMS机载边缘节点）来共享两者之间的数据。
美国国防部领导层意识到，技术变化如此之快，拥有能够共享最多信息的一体化、网络化部队的一方将在未来作战中取得胜利。因此，美国国防部在2021年制定了一项战略，使指挥官能够迅速了解作战空间，比敌人更快地指挥部队，并向任何必要作战域或通过这些作战域提供效果，即JADC2。
针对JADC2概念，联合参谋部负责制定数据的政策、条令、要求和通用标准。与此同时，各军种都在开发适用的技术，而美国空军部也正在通过ABMS开展这项工作。美国陆军和海军通过“融合计划”和“超越计划”推进JADC2，目前均处于早期协调阶段。2021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首席信息官指出，新的JADC2方法将“使我们有条不紊地开展指挥控制领域中相关的工作，以适当的速度感知、理解和行动。”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宣布打算将JADC2作为首要任务之一，同时也认识到将盟国与伙伴国带入这一新领域对于遏制竞争对手至关重要。因此，数据互操作性以及数据复制和分发是JADC2的关键属性。此外，这些数据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对于在各军种、盟国和伙伴国之间建立信任极有必要。
JADC2面临的挑战
发展JADC2必须克服以下三大障碍。
首先，在高强度冲突的情况下，目前的集中式指挥控制架构不具备足够的弹性，其中，指挥控制节点将成为首要目标。简单地将JSTARS和AWACS飞机与这些节点交换，就可以使它们成为美国武装系统中最具吸引力和最脆弱的漏洞。因此，分布式网络作战将成为JADC2的关键重心。
其次，为了使系统的处理速度足够快，从而对各个作战域的数据进行“感知、理解并采取行动”，美军将严重依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尚未得到验证且未得到充分信任的概念。构建一个系统的用户界面和输入相对比较容易，但现在美军需要一个能够自动收集这些数据的系统，并为人工智能提供信息，以做出最佳决策。此外，指挥官必须信任推荐的数据和决策。
第三，各军种的规模和库存范围非常广泛，例如，以地面部队闻名的美陆军也拥有舰艇、机载电子战以及情报、监视与侦察资产，以至于每个军种都习惯于在其他作战域独立作战。对所有这些平台上的设备进行改造，以便与其他军种进行通信，其成本十分高昂。而相比之下，规模较小的盟军除了联合作战别无选择。例如，法国军方已经开发出诸如Scorpion和Connect@ero等技术解决方案，以便在本土实现各军种之间的通信。
在联合参谋部确立JADC2总体概念的同时，空军未来司令部也编写了军种支撑概念。美国空军部的ABMS跨职能小组牵头开展了一项能力发展活动，通过这项活动，作战人员可以发现最新的ABMS工具和概念。此外，美空军每三个月开展一次测试旗帜系列演习（包括橙旗、绿旗和黑旗），以测试新能力版本的生存能力和杀伤力。此外，这些演习还强调了新武器和新战术在多域环境中的相关性。
ABMS的最终状态是一个由流程和系统组成的指挥控制架构，这些流程和系统压缩了决策周期，从而融合各个作战域的效果，并使全球一体化作战成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速度是关键。然而，尽管美国空军各部门都在努力发展ABMS，但目前仍存在一些挑战。
为了应对大国竞争，ABMS必须依靠以网络为中心而不是以平台为中心的架构，从而实现敏捷、快速和不可预测。现有的遗留系统（如JSTARS）将如何处理这些TB级的信息？随着技术的进步，传感器、设备和作战人员可能会因数据过度饱和，从而导致延迟。美国空军80%的飞机是第四代或更老的机型，采用现代指挥控制系统改造它们可能成本过高。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使旧平台能够与第五代和第六代飞机进行通信。
赋能盟国与伙伴国
未来，美国在参与战争时，将需要依赖其盟国与伙伴国。依靠这些国家军队的能力将成为一种力量倍增器，也是美国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决定性优势，但过度保密和其他限制性政策是共享数据的巨大障碍。因此，美军决定利用技术来提高盟国与伙伴国之间的可访问性和数据共享能力，在联军作战中心以通用工作站的形式融合网络。其目标是让软件或人工智能使用既定规则，与需要信息的联盟伙伴适当地共享信息。
为了将战略意图转化为现实，盟国与伙伴国工业界必须并肩合作，以允许各种组件（如黑匣子）相互通信，或允许飞机系统解密和使用其他飞机生成的数据。更大的挑战在于确保ABMS能与北约正在开发的联邦任务网络完全兼容，以简化30个成员国之间的通信。
最近的演习表明各国之间的协作仍然存在问题。例如，2021年5月在蒙德马桑举行的美英法大西洋三叉戟演习表明，尽管“阵风”战斗机和F-35战斗机可以进行协作，但由于技术和保密问题，它们仍然无法充分协同。美法两国空军之间正在进行的与“阵风”F4战斗机相关的合作表明，未来法国资产与F-35将能够有效整合，紧密协同。
结论
这场数字革命将改变美国及其盟国与伙伴国的游戏规则。正如早期试验所证明的那样，ABMS将为美军指挥官提供一个清晰、可靠和瞬时的共用作战图，从而为赢得未来的高速交战提供必要的决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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