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二伯的葬礼

二伯的葬礼

文/乌鸦 

——谨以此文献给那些为国而战的老兵们。

——题记

（一） 二伯走了。2013年国庆节过后的一个夜晚，临睡前喝了几口烧酒的二伯酒性发作，从本就不安稳的梦中惊醒，挣扎着爬到自己的棺材前呆了一宿，待天明家人发现，已无气息。家人感概，这是知道自己大限已至啊！那口棺材按照二伯的要求，一直放在他自己的卧室里，二伯没事的时候，常常在棺材边侍弄着，用抹布把漆面擦得一尘不染亮洁照人。二伯阳寿八十有余，又是无疾而终，在农村是典型的喜丧，他老人家一走，给家人带来不小的忙乱。我接到乡下堂哥们的电话时还在梦中，胡乱梳洗一把就匆匆忙忙接上老爸往老家赶。迈进堂屋，看见二伯仰躺在一张门板上，嘴角一条长长的涎水呈丝线状拖挂在胸前，瘦小干枯的身体已经有些发硬。门板下一盏松油灯摇摇曳曳的闪烁着，偶尔哔剥爆响，大表哥讲，那是指路灯。农村人遇红白喜事讲究“相帮”，发丧后，整个村子能来的差不多都来了，我老爸和一些长辈经过简短商议，很快将丧事的举办流程定了下来，分了好几个组，类似于会务组、通讯组、财务组、后勤保障组等等，各司其职，高效运转。我也分到一个任务，去帮二伯做遗像。农村条件差，干点力气活倒不难人，这种“技术活”就没人能做了，我作为城里人，自然不在话下，直接用手机高清翻拍老照片，再通过QQ传到朋友邮箱里，不到半天，制作好的遗像就摆在了灵堂。相框中，二伯戴着一顶棉帽，咧嘴笑着，露出缺了好几瓣的门牙，一张脸如枯树皮般干涸。二伯家正好在公路边，中午时分，堂哥们摆开了流水席，走过路过的乡民，只要来道声“老辈子走好”，一律恭请入席。有镇里管事的人路过，得知二伯去世，很凝重地说，这事儿怕得通知镇人武部一声哦，二伯是老兵哦！不多时，镇人武部的派人送来了花圈，上书“抗美援朝老兵千古”。这个花圈被置于最显眼之处，引来不少人驻足观看。二伯生前，一直享受着国家的老战士津贴，每月都在镇政府领到一千多元现金，每逢“八一”，都会被人武部请去吃顿饭。在老家这个穷乡僻壤里，是一件脸上有光很让人羡慕的事。可乡民们却不甚清楚，二伯的这些待遇，是他征战了上半辈子用命换来的。（二）
 二伯兄弟三个，我老爸是最小的一个，年龄相差十几岁，解放前家里穷得一贫如洗，二伯年纪轻轻就在外下苦力糊口，其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战火正炽，在外务工的二伯被“国军”绑了壮丁，还来不及给家里人说一声，就稀里糊涂的被拉到重庆某地当兵吃粮。没过多久，日本人投降了，二伯所在部队作为蒋委员长的嫡系前往江苏徐州受降，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那时候二伯已经适应了军队的生活，蒋系的中央军管理很正规，一开始是德械行头，后来又改为全套美式装备，待遇一流，有笔挺的军服穿，能吃饱饭，每月还能领到几块银元。徐州受降期间，那些昔日骄横不可一世的精悍日本士兵在二伯这些军容严整的“中央军”面前，低下了高昂的头，让二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军人的荣耀。尽管在此之前二伯一枪未发，但在某次受降仪式上，还是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一位日军士兵毕恭毕敬献缴的刺刀——对日本军人而言，向胜利者交出自己的佩刀，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抵抗。那是一把小仓三十年式刺刀，是二伯为数不多的战利品之一。多年以后，我在二伯家里的灶房里，看到女人们用它来捅火塘劈柴禾，黝黑残破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慑人的锋寒。
日本投降了，战事暂时停息，二伯暂无性命之虞，他幻想着安安稳稳的混几年，攒点军饷回家买亩田地什么的度日。但人算终究不如天算，安稳日子没过多久，内战爆发，二伯驻地徐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火纷飞，但不管是德械还是美式，“国军”却始终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幸运的是，二伯那会儿作为军械仓库警卫，没有直接参战。在一场大战役之后，二伯所在的军械仓库被解放军占领，他毫发无损的当了俘虏，随即成了四野的一名普通小兵，一直南下，南下。 
（三） “国军”和解放军相比如何……这是我和二伯闲聊时常提及的一个话题。二伯虽然上了年龄，但还记得他在“国军”时管理训练也很严格，等级森严，排长是四川老乡，对他很照顾。解放军对人很和善，官兵相处融洽，当官的没有架子，待人温和，但打起仗来极为凶悍。二伯穷苦人家出生，又受过德式和美式的正规军事训练，起义后，很快适应了解放军的生活并被上级赏识，一场接一场的仗打下来，二伯受了些小伤，被封了个步兵班长的小官，在解放战争中真正成长为一名骁勇的战士。很有趣的是据二伯回忆，解放军之所以越来越善战，除了久经战火洗礼百炼成钢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缘于糅合了多国军事思想的影响与熏陶：投诚的“国军”带来了德、美两国的作战套路；总体建制又参照了苏联模式；日本投降后四野接收了不少日本士兵加入作战序列，又带来了日系军事作风的影响。
二伯随四野麾下的38军一路南下，征战千里，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迎来了共和国的胜利诞生，家里也传来了土改分到田地的喜讯。他满怀憧憬，期待着早日回到家乡娶妻生子，过上有田有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宁生活。可他没有料到，他的征战岁月仍将延续，而且走出了国门。（四） 我站在那个写着“抗美援朝老兵千古”的花圈前，本想用手机拍张照，却被旁边的老辈善意的制止，农村人办丧事禁忌很多，我只能入乡随俗。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我也插不上手，找了张凳子听长辈们讲述二伯的往事。有人眉飞色舞的说二伯曾经去国外打过仗，到死都在领国家的“红包”，但又说不清是什么“外国”。我老爸在旁边文绉绉的补充，说二伯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影响了整个远东，战场是在朝鲜半岛。但乡民们仍然不明白，直到我过去说了句“韩国”，众人才恍然大悟，喔喔……原来老辈子还去过韩国嗦！年纪小一些的人也惊讶的问：韩国？你说的就是演韩剧那个韩国？
我回了一句：是的，二伯去过韩国，不过，他老人家是扛着枪去的。二伯在世时，我一旦回到老家，总要和他吹吹牛，岁月对他的记忆带来一些摧残，他还记得自己的军长是梁兴初，部队在湖南剿匪时接到命令开拔朝鲜战场，关于五次战役的细节，他的回忆有些模糊了，但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告诉我：南朝鲜的首都汉城，他曾经去过一次。打下来不久美国兵反攻就撤了。还说南韩伪军一开始不经打，后来就比较难缠了。我告诉他，汉城早就改名叫首尔了。二伯“喔喔”着，似乎对汉城改成什么名儿不感兴趣，只是低声念叨，汉城那会儿挺小的一座城，比泸州城大不了多少，被火炮轰得遍地瓦砾，破败得很。唉，队伍上的好多人都死在那个地方喽……造孽啊，都是些半截子幺爸，见不着妈老汉儿了。二伯命大，只受了点伤，部队突破汉城外沿防线后，他参加了极为惨烈的巷战，逐巷逐屋的清理残敌，一开始伤亡很大，为了减少损失，二伯所在连队很聪明的不再选择从街道上强攻，而是从两侧的房屋通过爆破凿洞等方式穿墙突入，让敌人苦心经营的防御工事陷入无用之地。在进入核心城区后，二伯被一道坚固的铁丝网拦住进攻的脚步，他试图逾越时被敌人火力压制在地面久久不敢动弹，正一筹莫展之际，一辆己方的T34坦克从身后咆哮着驶来，在摧毁敌方工事的同时把残留的铁丝网卷扬起来，正好绞住二伯的小腿，眼看就要被曳入坦克的履带，千钧一发之际，他把步枪上的刺刀狠狠插在地上，作为固定物方才脱离了铁丝的纠缠，付出的代价是左小腿被铁丝网剐走巴掌大的一块肉，鲜血淋漓，让他在战地医院躺了整整一个月。
战争到了后期，双方边打边谈判，为了给谈判增添筹码，彼此寸土必争，战事规模越来越小，却越来越惨烈，为了一个小小的无名山头，攻防双方经常会陷入无休止的拉锯战，很多阵地的最后归属要靠刺刀来解决。每次狂轰滥炸和弹雨倾泻之后，战场上总会迎来一阵可怕的沉默，二伯他们往往在上一分钟还与战友蹲在战壕里抽着烟，平静的拉着家常，而下一分钟就得在凄厉的军号声中，上好刺刀跃出战壕与敌人白刃相接。一场肉搏战下来往往遗尸几十乃至几百具，战场如死一般的沉寂，血的甜腥与硝烟的晦涩混杂在一起，慢慢弥漫开来。胜利者一言不发，铁青着一张脸，疲惫的打扫战场，失败者如潮水般撤退，悄无声息地舔舐自己的伤口，双方都不会轻易庆幸自己还活着，大家彼此都明白，在这样的攻防战中，很少有人能见到结局。 
（五） 二伯是幸运的，至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之时，他仍然活着。从朝鲜半岛归国后，二伯以排级干部的身份转业了，组织上分配他去纳溪县公安局当民警，那个年代有不少专业军人都去了公安局，连军服都不用脱，只需把军装的胸章换成民警的标识。可一直服从组织安排的二伯，却唯独在这件事上没有服从——他选择了回到农村务农，因为家里刚刚分了几亩田，还有爹娘要供养。他在队伍上混了那么些年，家里也需要一个见过些世面的顶梁柱。于是二伯扛着背包，精悍瘦小的身躯上顶着一个硕大的青白光头，穿着一身卸去领章帽徽的军装，就像《集结号》里的谷子地一样，回到了乡下，开始精心侍弄以前一直梦寐以求都想获得的几亩田地。二伯迅速完成了从一名士兵到农民的身份转换，“卸甲归田”这个成语，在他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回乡后他也遇到过好几次担任“干部”的机会，公社曾委任他为民兵连长，二伯去干了几天，还背了一支半成新的前苏联SKS自动步枪回来。他在摆弄枪支时肌肉紧绷动作娴熟，铁青的脸上泛着冷如金属的色泽。他在示范刺杀要领时，目光凶狠几近狰狞，一个突刺能准确戳穿一片悬空的树叶，令那些年轻民兵战战兢兢心存敬畏。但私下里二伯却常常看着那些武器发愣，垂首黯然，偶尔会自个儿念叨几句：要是在朝鲜时也有这样的枪就好了，队伍里也不会死那么多人啊。刚入朝时，二伯所在部队配发的是手动单发式苏制步枪，在战场上与配备了自动武器的美国兵遭遇，火力立分高下，吃了不少亏。这令他一直难以忘怀。 “我们火力差，好多场胜仗，都是靠人堆出来的。”二伯喃喃自语，神色戚然。二伯背了几天枪，就辞去了民兵连长的职务，再也不愿意去触碰任何武器，也谢绝了担任生产队长之类的职务，一门心思的把自己的战场换成了田地。他对家里分到的那几亩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终日挑着晃晃悠悠的粪桶在田间地头梭巡，浑身上下糊满稀泥汗渍和粪水，曾经被火药燎灼的双手如今捏紧了锄柄，周而复始的刨动着脚下的土地，撒下种子，等待收获。
日出日落，云卷云舒，这一干就是后半辈子，甚至到他年逾70之时，都还扛着锄头在庄稼地里踟蹰而行——二伯对土地的痴迷，是我们这些后代无法想象的，堂兄们有时候会为乡下日子艰苦埋怨几句：你当初从部队转业时服从分配，就留在县公安局当干部，我们这一家人也都是城里人了，也不会一辈子和泥巴疙瘩打交道，你现在也算离退休干部了。二伯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会发脾气：你们懂个屁！老子打仗就是为了土地！干啥都不如种地稳当！他还经常教育儿女：吃能落肚，睡能安心，就是最大的福分。过了八十岁之后，二伯患了轻微的老年痴呆，儿女们偶尔旧话重提，开开玩笑，二伯也只是咧嘴一笑，“吧嗒吧嗒”的用一根发黄的竹烟筒抽着他的叶子烟，在辛辣呛人的烟雾中附和着大家的话题。 （六） 坦白说，我有一段时间很不想去乡下二伯家，每年春节都是看在陪老爸的面子上勉强为之，因为二伯家直到21世纪初都还是土坯房，不管是生活条件还是卫生条件，都十分简陋，小小的院坝泥泞不堪，满地稻秸鸡屎，让人无处落脚，家里的厕所不叫厕所，就是一个积肥的露天旱坑，满满一坑粪的表层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蠕动的蛆虫，空气里总是弥漫着土腥味儿和各种动物的粪便味儿。我也经常疑惑，为嘛二伯当初从部队转业没有选择在县公安局当干部，而非得回乡务农呢？后来他在面对儿女们的抱怨时有没有后悔过呢？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明白，曾经问过老爸。老爸只是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土地在老一辈人心目中的分量，特别你二伯这种在战场死人堆里爬过的人。我反驳说，那你也不是通过努力读书走出农村，到县上当国家干部了吗？老爸又说，正因为我要上学，要跳出农门，你大伯二伯才选择了留在农村。我读书求学，都是你大伯，特别是你二伯供的。
也许是为了弥补二伯没有当成公安的遗憾，我老爸通过读书跳出农门后，第一份职业就是驻乡公安特派员。那个年代，这份职业是乡干部编制，虽然不算是正式的警察编制，却也和“公安”有着密切的关联。再往后，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公安机关工作，那是后话了。老爸的一番话，让我有些领悟也有些震撼，对二伯这个看起来干枯瘦小的农村老头更加敬重，在二伯葬礼上，我听从老爸嘱咐，找了一幅长长的白麻布戴在头上，和堂兄们一起给二伯下跪，扎上那根长长的白布，顿时凭添了几分彪悍之气，恍然回到了三国时代。晚辈们并排肃立在二伯灵前，听从司仪指挥，尽最后的孝道。川南农村葬礼仪式复杂无比，给逝者更衣要下跪，整点时辰到了要下跪，香燃完了要下跪，来了重要亲朋吊唁要下跪，到了饭点也要下跪，法事开始和结束时也要下跪……有那么一阵儿，灵堂里同时来了一拨道士和一拨和尚，都是些拿着三星大屏智能手机，穿着山寨版耐克旅行鞋的农村人，但都通通穿着古古怪怪的道袍佛袍，估计是管事儿的没有安排好，导致这两拨人一起开始努力工作，诵经的诵经，念佛的念佛，可节奏不一，搞得我们几个频繁起跪，膝盖苦不堪言，也只好咬牙坚持。院子里人声鼎沸，打麻将的打麻将，斗地主的斗地主，冲壳子的冲壳子……看不出有多少人面带悲戚之色，对农村人而言，参加红白喜事，其实是大家难得的一次大聚会。 （七） 二伯的正式下葬是在发丧后的第四天，我专门向单位请了半天假，清晨五点钟驱车去乡下送他“上山”。吉时已到，八大金刚抬起“龙木”，喝了壮行酒，十二护法环伺护送，径直往他的归宿而去。专业丧葬一条龙服务队的雇员背着大喇叭，播放着提前录制好的阴阳怪气的哭音一路相随，逢坡上坎过桥涉水，晚辈们跪迎跪送。我一开始觉得这种方式略显俗气招摇，但转念一想，这何尝不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对逝者的一种惜别呢。我们不能指望这些贫乡僻壤的乡亲们能用李香山那种高雅的方式来告别人生，毕竟他们还没有脱离贫困几年。而就为了这几年，却耗尽了我二伯那些普通一兵的一生——前半辈子，他们为了国家而战；后半辈子，他们在土地上继续战斗，供养了我们。

乌鸦，本名代树春，警察。一个心向往之却常年徘徊于文学殿堂门外的70后，喜读书，好幻想，有感而发时，也会动动笔码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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