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纵容下的北京大兴屠杀事件
1966年8月27日—9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大兴县最为黑暗的日子。
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六天里先后杀害325人，年长80岁，年幼的出生38天，22户人家被杀绝。
被杀的市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校长卞仲耘。一连几天，又发生了多起红卫兵打人打死人的情况。情况反映到公安部，公安部长谢富治要求公安机关不要出面制止红卫兵的暴力和杀戮，“我们过去的许多规定都不适用了。”“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打死人怎么办？谢富治说：“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 谢富治还特地警告说：“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那时大家对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理解有偏差：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打倒在地上是“倒”，彻底打死也是“倒”。大兴县这班人就是理解为打死。
于是，屠杀事件便爆发了。
此次事件尤为惊悚的是大辛庄公社，地富出身的公社书记贺云喜被主任等人关押，8月31日夜里，在公社主任高福兴、团委书记胡德福指挥下，一夜杀了100余口人。
亲历者老韩回忆，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的，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凶手向他们身上扬土，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有的大队做得很隐秘，第二天早上出工，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了许多，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黑五类。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好几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把井塞满。后来，井里往外泛白沫，发着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了，然后把井填了。
中心大队的韩宗信一家五口就惨死在那天晚上。韩家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是中学生。最小的女儿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也是地主成分，北贺村文明一些，她才留下性命。
韩宗信地主出身，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1955年回乡，有罗荣桓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以求庇佑。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枪，拘留了几十天，释放回家没几天遇害。
落实政策时，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小女儿1800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得到这点补偿是极少数，多数的绝户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大辛庄屠杀事件的主谋高福兴、胡德福被关几年放了。
8月31日那天，大辛庄的黎明大队、红升大队、昕生大队和中心大队杀了106口人，最老的80多岁，最小的还不会走路。黎明杀了60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杀20余个。红升慢了一拍，刚杀死2个。
9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傅华忠赶赴大辛庄制止屠杀，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又杀了20多人。
同一天，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手持铁锹、刀子，不准来人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他们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等人反复强调：“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
许多人的杀人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只为一点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成分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欠陈家钱，他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捅死了陈姓全家。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类家的妇女，还说“给你换换成分”。
在北臧公社新立村，赶车的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就把她藏在车辕底下。车子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把她劈成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大辛庄公社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发生大屠杀，西白疃大队就是一例。
西白疃大队书记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李树珍，是堂兄妹，平时重邻里关系，不爱搞阶级斗争。
8月31日晚，高福兴和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召集开会。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要求各大队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参会的李树清回到大队，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说：“咱们大队的五类分子连同亲属有280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200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张万义是几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说话硬气，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议上，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人闯进西白疃乱杀，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大家商定，派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幸亏第二天（9月1日）县里来人制止屠杀，否则西白疃能否顶得住这股杀人狂潮很难说了。9月1日以后，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西白疃村的五类分子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张连和在《五进马村劝停杀》文章里回忆：从8月31日夜至9月3日上午，我们五进五出马村，除已被杀死34人外，冒着生命危险，夺回108个男女老幼的生命。“
事件之后，张连和写有七绝一首：
马村停杀无辜
五进马村劝停杀，
三十四众去无家。
留存一百单八将，
阴转多晴把党夸。
还真的多亏了县委县政府一帮人前来劝阻，否则，这次事件屠杀人数会更多。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十四期，2011-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