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班学生总结集锦 | 功成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记参加黄宗智教授2017年研修班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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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
编者按
黄宗智教授研修班自2005年开办，至今已经举办12届，共有百余学子通过遴选参加课程。每年课程结束，学生会提交一篇感想，作为对课程的回顾和一段学习历程的总结。百余篇感想洋洋洒洒，各具特色，是研修班别具一格的传统。本公号将陆续发布其中几篇，以飨读者。更多精彩的学员总结，请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功成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
——记参加黄宗智教授2017年研修班点滴
文 | 张潋瀚
（2017年研修班学生）
距离研修班课程结束已近三周，此时回顾尚显得沉淀不够，但为了更准确地记录课程的点滴，不被后来诸事冲淡记忆，且勉力为之，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后来者提供一个参考。这段思维激荡的时间注定将成为我等学术生涯中一块绽放着瑰丽光泽的水晶，时不时回顾总能映出师友的音容笑貌或者智识的片羽吉光。课程结束那天，黄老师匆忙按下了视频结束键以避免告别的伤感，我年纪一把却不争气地当着年轻小同学们的面湿了眼眶。当晚在北京一间狭小的旅店房间，我一夜未眠，将人与人的相逢和分别，将学习的感悟与自我的反思反复舔舐。我明白，这段经历是跳跃在我们十八个人各自人生轨道之外的东西，刹那交汇之后或许就是散落天涯。当然我也知道，在此期间的训练和交流，无疑将会在我们十七个青年学子的将来，或显或隐地发挥它应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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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理性人也是感情人
黄老师说学术研究既是一个自我认识和理解的过程，也是一个感情的过程。正是处在父母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中西思想的并存和矛盾中，为了给内心的冲突寻找答案，他方才形成了决定自己一生学术研究的基本问题意识。这种由感情驱动的深层研究动因，对于一直自觉感性大于理性的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鼓舞——感情丰沛的人并非不适合做学术，只是需要将内心深切的关注导流到最重要的问题上，将这种能够进行自我长期激励的动力与理性求真的认识相结合，从中找到具有建设性的学术路径。
将学术上的感情因素做一定延展，说到底就是学术研究所具备的现实关怀和学者的政治觉悟问题。黄老师主张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大众谋求幸福。做研究不仅是要进行纯理论、哲学、抽象性的探讨，而要对关乎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重要问题作出创新性的贡献。这种理念一以贯之地体现在黄老师关于中国农村和法律问题的著作中，同时也在其授课中得到不断强调。黄老师从读书笔记的字里行间就能看出一个学生的政治意识倾向甚至是意识的有无，并在课堂中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这种引导不能说是价值观的灌输，而是一种敲打，将学生从懵懵懂懂的状态中敲打出来，以便其对自己的价值观进行一次清醒的梳理或做进一步反思。可以说，这种在国内学术训练中极少见到的做法，正是给学生求学和为学之路赋予灵魂的关键举措，只有先知道了为何而研究，下一步才是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问题。
在理论的探讨中，黄老师也提到正是因为人的双重性才使得在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中非此即彼选择哪一方都是错误。如今占据话语霸权的形式主义需要实体主体的纠正。以恰亚诺夫为例，他所分析的小农既要生产也要消费，既是理性人也是感情人，这种建构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理想化抽象，更加符合真实感。此外，韦伯虽以其宏阔的全球视野创立了形式和实质的理想类型，但黄老师认为正是由于韦伯骨子里是一个西方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缺乏社会公正感，因而无法再更进一步，指出如何结合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出路。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价值观对于学术研究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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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不过是超市里待人选购的工具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的学术环境下，理论与经验的割裂都是一个普遍问题，美国偏向理论而轻视经验证据，而中国在经济研究领域也多有类似倾向，而在以经验研究为传统的历史学科中，为摆脱意识形态影响则干脆直接拒绝理论，只做碎片化的经验研究。在这种大环境下，如何培养学生连接经验与理论的能力成为这门研修课程关注的核心。
前三周讨论黄老师两套三卷本著作时，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都有所体现，但更偏重经验材料一些，此阶段大家书写读书笔记精确性的提升也是最快的。但在接触后四周的理论著作后，阅读难度迅速攀升，“每个字都懂但连起来就不懂了”，最后甚至到了同学们在微信里互相看别人停滞不前的阅读进度来缓解自己焦虑的程度。于是每周的日子就在反复咀嚼阅读、绞尽脑汁写笔记、熬夜赶周三午夜截止日期、在黄老师的课堂引导下穿过层层迷雾，以及课后对照优秀笔记自查自纠的循环中飞快地度过了。这样四周“魔鬼训练”下来，尽管大家的笔记对于汪洋恣肆的理论著作尚无法完全做到系统完善、条理清晰的总结，但是基本上也都能进入这些理论本身。
但这种进入的程度也因各位同学各自性格、学习经历和研究偏好的不同而有所差别。总的说来，年纪稍长的同学对于经验的把握更为容易，但对于理论来讲，天赋以及先前是否受过系统的理论训练均会影响大家阅读理论著作时的表现。用黄老师的话讲，脑袋里关于理论概念的那块肌肉不锻炼是会萎缩的。以我自己为例，偏重经验一方的感觉就很明显，较容易做到对经验材料的精确阅读，但面对理论著作时，则有些力不从心。就像来到理论家修建的采矿场，面对四处闪耀的矿石，我能做到的仅仅是发现矿石并攫取下来放置一处，尚缺乏构造一个系统框架来合理摆置这些矿石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大家类似这样的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都很有价值，可以为将来的自我提升指明道路。
在黄老师“理论为我所用”的理念下，学习理论不仅仅是对理论的精确阅读，而是在沉浸入一种理论掌握其脉络后，带着自省和批判的态度跳出来，完成对理论的使用。首先去除理论的“意识形态化”，然后在多种理论中以经验证据来决定取舍，最终实现反思理论或是与之对话来提炼新概念的最高境界。换句话说，我们学习理论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为了比较而挑出唯一正确的理论，相反，学习理论是逛超市选择趁手工具的过程，在找到合适自己研究的一种或多种工具后，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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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师
学习，除了向书本学，向老师学，还有重要一环就是向同学学。通常情况下，在进入大学以后，我们身边的同学就都是同专业的了，即使新认识的朋友属于其他的专业世界，也无法在日常的吃喝玩闹中打破对彼此专业的生疏和隔膜。而黄老师的研修班，集中了政经、农发、历史、法学、社会学等各个社会科学专业的优秀学生，大家来自不同的高校，成长于不同的地域，处于人生不同的年纪，唯一的共同点是对智识的渴求。这样带有多元背景却聚焦于共同文本的课上课下讨论环境，孕育出极佳的互相学习机会，既有助于在自己的本专业之外扩展跨学科、跨古今、跨中西的视野，学习从宏观角度观照问题，找到具体问题在世界中的位置，也能够从彼此的优秀品质中取长补短，获得志同道合的归属感以及良性竞争激发的拼搏乐趣，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
同样属于外地来京，刘毅和我住进了人大外面的同一间简陋公寓，她说“从东方神秘主义的角度，这种缘分特靠谱”。从生活到学习，从个人身心到周遭世事，我们无所不谈，无谈不欢。在她那间能够看一角万家灯火的窗口，两个人一口接一口喝着茶吹着风，往往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还意犹未尽。与她的交往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人并不是一座孤岛”，因为总有那么一些人的存在，能和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理想的追求和对人生的感悟产生巨大的共鸣。而作为唯一年长于我的学员，刘毅的许多关怀和告诫也使得正处在人生变动路口的我多了几分从容笃定。
而年纪轻轻的其他同学们则实实在在让我感受了一把什么叫后生可畏。匡晓璐是班里唯一一个本科生，能够获得黄老师的认可进入研修班学习本身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小姑娘在大四毕业的当口，为了写读书笔记从早上八点坐到晚上十一点，每天看书写作十五个小时。想到自己当年这个时候正独自在全国各地开展“毕业旅行”，我汗颜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时不我与的紧迫感。与晓璐年龄相仿的代剑锋，拼命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白天还有其他课业压力，他经常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熬夜读书写笔记。黄蕙昭和赵珊则是另外两个让我不得不佩服的小年轻，她们的笔记总能得到黄老师的击节赞叹。本科时系统的哲学思辨训练加上理论天赋，黄蕙昭对于让大家痛不欲生的理论著作能够在自己消化之后形成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笔记，读上去让人赏心悦目。赵珊话不多，但说一句有顶十句的效果。杨扬则是大到学科前沿小到会议信息，各种资讯一手掌握。热爱学术也热爱生活，看上去永远是嬉笑怒骂，但实际上心思细密、重情重义。
当然学习过程中还有许多趣事。在后期跟黄老师视频进行课堂讨论的时候，刚开始黄老师一直问“我讲懂了吗？啊，大家没有反应吗？那看来是没懂，我再讲一次。”讲了数次之后，黄老师终于反应过来，“哎呀，你们冻结啦！”从那以后，坐在最靠近摄像头位置的李泽宇就被派了一个任务，得时不时动一动，好让黄老师判断视频画面是否又卡住了。郭玲玲是学政经专业的，每次都会被拎出来问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站队问题，“郭冰冰，你觉得呢？”大家从一开始的面面相觑到后来的会心一笑，觉得郭冰冰这个名字其实也挺好听。郭玲玲、何钧力、李彦岩、胡树琪都是挺有性格的人，在讨论问题时遇到黄老师误解自己的情况也能不卑不亢坚持己见。我对他们是钦佩的，学者最需要的其实就是傲骨。陈锋、张晗和王陈平在小年轻中属于年纪稍长的，他们对于经验的认识相应来讲也就有更多的心得。最有趣的是，在照集体照的时候，李付雷没有赶上，最后靠陈田成的妙手将其天衣无缝地P在了大家旁边。这张照片见证了研修班十八人这次神秘的缘分，也定格住大家青涩的学术生涯开端。正所谓“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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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
黄老师五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都贡献给了中国问题的研究，近十余年来更是专心致力于国内的教学和为国内读者写作。他放弃加州海边的舒适生活，甘冒酷暑和长途飞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免费为学生授课，同时笔耕不掇使得大量紧贴中国最核心最重要问题的中文文章得以发表。他的家国情怀和学术关切只需一句话就足以使人潸然泪下“这些话再不说可能就没有机会说了”。
他要求学生跳出学术上自以为是的设定，不能不加思考就将中国当成是和西方一样的东西。他强调实践历史的研究方法，以期连接多来自于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简言之即遵循“经验——理论——经验”的路径。许多实际本身就是人之所未想，要从基础的经验出发，寻找出经验的独特性，例如之前未预料到的（意料之外的）结果，并思考这是不符合哪一套理论的另一套设想。最终在这个基础上再来与理论对话，这样才会更有价值。
当然要建立起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和理论，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甚或一代人所能做得到的，但黄老师已经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在北京五月熙攘炙热的街头，怀抱着大小杂物狼狈搬家的我，竟鬼使神差般地涌起一股使命感。因为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每一份微渺努力，就都会算数。
无论怎样回顾，言终不足以尽意，个中尚有些滋味需经历者自己方能体味和珍藏。最后，用陶行知的一句话来为这两个月的研修班做个总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二零一七年六月于成都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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