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文/萧山
最近和人聊天发现，即使一些学过经济学的人也对贫富差距、福利也存在误解，而这些误解又促进他们实施了一些既损人又损己的错误反对。我以为这是很大的浪费——虽然我尊敬他们的勇气。之前我多次谈过这个话题，但是很多人仍不理解。
一道简单的经济习题
现在，无论你有无学过经济学，先把你的脑袋清空，回到“常无”状态，然后看下面这道习题。之前以稍为不同的形式叙述过此例子，这里我给出简洁版。
北京五环外的地铁口有三类出租车，一类是三轮车，一类是低端轿车，还有一类是高端轿车。这三类车都是没有出租牌照的“黑车”（但Z·F基本上不打击它们）。
现在问：这三类司机的收入从高到低会如何排序？
先别看后面的答案，在下面做选择。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解释下为何五环外的黑车并没有受到多少打击。
由于五环外人口流通量没有内城那么大，绝大多数正规出租车不在五环外拉客，因而这些“黑车”并不影响正规出租车的生意，所以，Z·F几乎不打击“黑车”。
注意，我们要摒弃一个错误的惯性思维：以为所有不合法的东西就是真的黑。比如，“黑车”，“黑户”并非真的“黑”，他们“黑”只是因为不合理的法律定义。为何要控制行业准入（“黑车”的来源），要控制城市户口呢（“黑户”的来源）呢？主要原因是为维持城里某些人的垄断收益，这些人才是真黑。
现在给出上面题目的正确答案。这三类司机的收入从高到低的排序为：高端轿车司机，低端轿车司机，三轮车司机。我简单解释下。
一个人的收入等于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和。若没有Z·F管制且没有黑社会干预，一个市场会趋向于完全竞争或近似乎完全竞争（Z·F管制和黑社会干预的实质是暴力干预市场，它们会扭曲市场），那么我们有以下两个原理：
1. 某种劳动技能越稀缺，越具有垄断性，其劳动收入越高。如果一些劳动技能没有“垄断性”，它们之间容易相互转换，那么它们劳动收入会大致一样。
由这个基本原理，我们能理解NBA大中锋姚明的收入为何比世界大多数人高，而在地铁口做手机贴膜和开三轮车的劳动收入会差不多——因为它们之间容易相互转换——如果做手机贴膜比开三轮车赚得多得多，那么一些开三轮的人就会转去做手机贴膜。
2. 门槛不高领域中的各类生意，其投资回报率相差不大。这个道理也容易理解：如果一种门槛不高的生意投资回报率很高，很多资本就会争相进入，从而降低这种生意的投资回报率。
进一步我们可得，在这些领域，资本收入的差异主要决定于资本投入，资本投入越大，绝对回报（回报的绝对值）越多。
由原理1，我们知道三类司机的劳动收入相差无几，因为这三类司机的劳动技能门槛不高，三类司机工作容易相互转换。
由原理2，我们三类司机的资本收入相差比较大。一辆三轮车投入几千块，低端轿车投入几万块，高端轿车投入几十万，所以，资本收入的差别会比较大。
劳动收入加上资本收入等于司机的总收入，所以，我们得到三类司机的收入排序。读者朋友可以去实地考察下，看看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对理解贫富差距的启发
由上面的例子容易知道，社会具有自然的强者越强的趋势——因为资本收入的差距非常巨大。相比一个中等聪明、中等勤奋、中等运气的穷人，一个中等聪明、中等勤奋、中等运气的富人的财富绝对值增加的更多。
举一个例子。假定在第一年，一个中等富人的资本投入为100万，一个中等穷人的资本投入是10万。两人相差90万。再假定，两人的资本回报率都为10%——约等于近40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第二年，中等富人的财富增长了10万，而中等穷人的财富只增长了1万。所以，财富差距的绝对值拉大了——拉大了9万。
那么，穷人就没有可能拉近与富人的差距吗？ 并非如此悲观。
我们可以合理的假定，穷人和富人两类人的智商相差无几，运气也相差无几，资本投资回报率也相差无几，那么，在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穷人要拉近与富人的差距就需要：
1. 比富人更勤奋。穷人可以更努力学习，更努力工作，缩小劳动收入的差距。
2. 比富人的消费比重更少，投资比重更大。穷人可以缩衣节食，更少旅游、娱乐、休闲等消费支出，把省下来的钱更多的用于投资。
读者朋友想到了什么？你应该想到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缩小的过程。中国人正是比欧美人更勤奋，比他们消费更小投资更大，才拉近与他们的差距。其实，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韩国台湾早走过了中国近40年的路，它们是此种发展模式的先驱。
注意，这里其实还隐含了一个重要因素。穷人只要努力，可以模仿富人，向富人学习，为自己节省大量的摸索成本，这会降低穷人致富失败的概率。而富人处于“生产技术”的前沿，没有现成的经验可模仿，失败的概率相对较高。
上面只是粗略的提到一个“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概念。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后发国家，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会拉大贫富差距。
拉大贫富差距的制度
最重要的拉大贫富差距的制度是金融制度。后发国家的金融制度会实施“奖励投资”的倾斜战略。
这种倾斜战略使得富人比穷人能获得更多的各种形式的贷款、创业补贴等等，这使得本就资本不足的穷人在资本投入上更加不足。我以为这是中国贫富差距拉大最大的结构因素。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金融制度的改革，大力发展针对小微企业、农民、低收入者的普惠金融，使得肯干的穷人也能获得投资性的贷款。茅于轼先生之前做的小额贷款项目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实践证明，这些贷款的回报率并不低。
另外，针对贫困人口的一个重要的投资性贷款是助学贷款。助学贷款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项目。比如，茅于轼先生的保姆学校（富平学校）项目可视为一种变相的助学贷款项目。显然，在快速产业升级的中国，人力资本也需要快速的资本投入，穷人孩子若能获得足够的助学贷款，投资回报率肯定是丰厚的。比方说，穷人的孩子若能获得10万元助学贷款上大学，带给他/她未来的额外收益（相比没有获得助学贷款的情况），是50万元，那么，助学贷款的投资回报率就是5倍。那么，若贷款方收取5倍一下的利息收入，将使得贷款方和穷人都受益。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就是人人皆知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一种歧视性的福利制度——在大城市打工的外地人补贴大城市居民的福利。但这个反向补贴导致的最大危害不是补贴本身，而是因这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支持控制外来人口的荒唐政策。
大城市的服务业——吃喝玩乐、快递、保洁、保姆、教育、医疗……等行业存在大量的工作机会，如果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完全放开控制人口的政策，而是反过来，积极降低农民工进入大城市的成本，帮助他们在大城市扎下根来，那么，更多边远农村的农民得以大量的进入大城市，他们的收入几乎可以“瞬间”提高几倍（提高的倍数约等于大城市人均GDP对穷地区的倍数），中国7千万贫困人口在几年内可以降低很大的比例。不必说，他们的下一代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贫富差距的代际“遗传”也会大大降低。目前着力于发展农业，让农民扎根于农村的“精准扶贫”只能越扶越贫。
最后说说危险的错误扶贫方式——建立福利制度。
我曾写过几篇文章批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也写过几篇文章批评最低工资制度和罢工权——它们其实是劳动力价格管制，并非福利。篇幅关系，这里不再详细展开。
我支持国家为老弱病残建立兜底的福利制度——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最高效的方式，强烈反对国家救助健康人的福利制度。可把福利制度的祸害总结如下：福利制度加大了穷人的失业率，不仅不能帮助到穷人，反而会害了穷人，它降低了人的进取之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懒人。
读者朋友只要深入思考下面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逻辑荒谬。
教育医疗比吃饭穿衣更重要吗？不吃饭会饿死，不穿衣会冻死，显然，教育医疗并不更重要。改革开放使得吃饭穿衣完全市场化，无需政府搞免费吃饭免费穿衣， 我们大部分人现在吃得饱穿得好，那么，不比吃饭穿衣更重要的教育和医疗为何不能完全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