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荐书|一份让你更好理解人类演化、社会运行逻辑的书单（上）
荐书学人：刘业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教授
荐书说明：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开设《公共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课程过程中，采取了教科书+“经典进课堂”的方式进行教学，教科书内容和经典阅读汇报在期末考试中各占50%比重，取得较好教学效果。所采用的经典书目综合起来可以用“新政治经济学”来概括，它围绕的核心主题是——由理性（且遵循规则）个体互动如何形成合作秩序？
主要涉及经济秩序、制度与合作秩序的涌现、合作秩序中的政府、集体行动与公共选择、财政税收与公共支出、基因-文化共同演化等主要议题。这份书目区分初级水平、中级水平和高级水平三个专辑，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理解能力循序渐进选择阅读。这份书目对学习理论经济学和公共管理专业的研究生考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公务人员也能够提供指导政策实践的深厚理论基础；对从事制度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专业研究者也具有很高参考价值。
Ⅰ.基础级著作选辑（7）
1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商务印书馆，2012.
非常难得的是，本书有哈耶克为其所写的序言。作为20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称巴斯夏是“天才政评作家”，“从来没有人用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就清楚地揭示了理性经济政策的关键难题所在，我还想加上一句，也为经济自由给出了决定性的论证”。巴斯夏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把自由社会，自由经济的真谛融入幽默风趣而又深刻的故事之中。巴斯夏对流行于那个时代的干预主义政策的种种谬见迎头痛击。
本书的第一章“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被本人列为公共政策评价六大准则之一。“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间接后果和远期后果）”（巴斯夏2012：5）。巴斯夏提出一个判断好经济学家和坏经济学家的标准：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坏经济学家总是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例如就业）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收益（巴斯夏2012：5）。
埃德蒙·伯克提醒人们，人们的理想高远但是目光短浅，为了眼前和直接的利益而放弃长期和间接起作用的好处，是许多经济政策的共同症结所在。巴斯夏用“破窗理论”、驳斥反对军队复原、征税、反对国家补贴剧院和高雅艺术、公共工程（以及通过公共开支在阿尔及利亚兴建公共工程以扩大就业）、驳斥对联接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中间商人的仇视、批判贸易管制、驳斥机器对就业的替代（诅咒机器的行为）、没有准备的信用扩张、驳斥“节俭的悖论”、驳斥“就业的权利和保障获取利润的权利”等11个故事，分析其中看得见的事实是什么、看不见的事实又是什么，借此阐述了他主张市场经济中自由贸易、自由契约和小政府的思想。例如巴斯夏用“破窗理论”抨击了财政政策所谓财政乘数的谬误（用今天的术语来解释的话）。有人说打破窗户是件好事，因为玻璃工有了工作，并一直传导到生产玻璃的原材料商。这样，从最初的打破窗户，引发对玻璃工的需求，传导下去，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巴斯夏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样的好事。因为看不见的事实被人们忽略了——因为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法郎，他原本可以用这6法郎买一本书，或者买一双新鞋。没发生破窗这件事，他原本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一样有所谓乘数效应。运用财政乘数原理，许多人甚至论证战争破坏有利于经济增长。巴斯夏雄辩地指出，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增加国民就业，换言之，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毫无疑问，巴斯夏反对那些鼓吹战争和地震灾难能增加就业的激进凯恩斯主义陈词滥调。巴斯夏幽默诙谐地用经济学寓言“蜡烛制造商关于禁止太阳光线的陈情书”，讽刺说，应该禁止房子上安装窗户，因为蜡烛制造商的繁荣会带给所有人好处。巴斯夏早在奥地利经济学派论证自由贸易之前，就看到国际贸易就是国内贸易，因为“交换，与财产权一样，乃是一项自然权利”。在用最通俗易懂的故事揭示深刻的经济学道理方面，巴斯夏真不愧为一个天才。
2刘军宁：《保守主义》，东方出版社，2015（第三版）.
刘军宁是我的好友，他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现在是文化部中国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军宁兄出版了《保守主义》《共和、民主、宪政》以及编辑出版了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声誉卓著的《公共论丛》7卷本。《保守主义》一书通俗而深刻地阐述了当今时代主要政治哲学思潮之一的“保守主义”。军宁兄强调保守主义到底保守什么，他的回答是：自由与传统。
同时，在保守主义那里，自由的孪生兄弟是“秩序”，自由高于秩序，但自由离不开秩序，离开秩序便没有自由。书中作者指出，存在于道德秩序中的规则是漫长的人类文化演化出来的经验与智慧积累，尊崇它是自由得以保存和扩展的必要条件。存在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从物质世界的结构、到有生命世界，到人类世界，存在一个漫长而精巧的秩序的旅程，保守主义看到了存在之链在人类世界的显示，并对文化传统保持敬畏。保守主义有它独特的信条和特征，它们是外在的超验性秩序、社会连续性、社会连续性、传统、审慎、多样性、不完美等。
在本书中，作者详细介绍了伟大的保守主义先知和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如果你暂时不能阅读伯克的原著，可以从本书中对伯克略知一二。有一种说法，凡是喜欢阅读伯克著作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聪明的。本书还对人、政治、财产权、秩序、权威、传统与改革等政治哲学核心主题进行详尽讨论，最后本书分析了“保守主义在中国”这个略显尴尬的话题。走进刘军宁，走进埃德蒙·伯克，你会变得聪明起来。
3伦纳德·里德：《铅笔的故事》
本文原题“I, Pencil”刊于经济教育基金会（the Foundationfor Economic Education）出版之Freeman杂志1958年12月号上。作者(1898-1983)于1946年创立经济教育基金会并担任主席至去世。“I, Pencil”是他最著名的文章。（可以在新浪微盘上搜索到本文）
这是一篇介绍市场机制如何运作的短小精悍文章。作者通过介绍一支简单的铅笔（它由木头笔杆、炭铅笔芯、铜冒、橡皮擦、油漆构成）的前世今生，说明一个超出你想象力的复杂过程：成千上万人——他们在不需要任何中央控制者指挥命令的情况下把铅笔生产出来。这靠的就是神奇的市场机制。我们看看米尔顿.弗里德给这篇文章写的导语吧：
伦纳德·里德引人入胜的《铅笔的故事》，已经成为一篇经典之作，它也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经典。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其他的文献像这篇文章这样简明扼要，令人信服地、有力地阐明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强制情况下合作的可能性——的含义，也阐明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强调分立的知识和价格体系在传播某些信息方面的重要性的含义，而这些信息将使个人毋须他人告诉他们做这做那而自行决定做可欲的事情。我们曾经在我的电视专题节目《自由选择》中引用过伦纳德的故事，也曾经引用他的同名著作来阐明“市场的力量”。我们概述了这个故事后接着说：“成千上万的人卷入了生产铅笔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因为自己想要一支铅笔而去干自己的活儿的，他们中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铅笔，也从来不管铅笔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仅仅看作是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的一种办法，而我们生产这些商品和服务，则是为了获得我们要用的铅笔。每次我们到商店购买一支铅笔，我们都是用我们的一丁点劳务，来换取投入到铅笔生产过程中的成千上万人中的每个人提供的极小量的一些劳务。”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铅笔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没有一个人坐在一个中央办公机构对这成千上万的人发布命令。也没有军警来执行这些无人发布的命令。这些人生活在不同的地方，讲着不同的语言，信奉着不同的宗教，甚至可能彼此憎恶，——然而，所有这些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合作生产一支铅笔。这是如何发生的？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就给了我们答案。
《铅笔传奇》是典型的伦纳德·里德式的作品：富有想象力，朴素而意味深长，洋溢着对自由的热爱，这一切贯穿在伦纳德所写的一切著作或所做的一切活动中。跟他的其他著作一样，他并没有试图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如何管理自己。他只是试图增进人们对他们自己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制度的理解。这就是他的基本信条，是他在长期服务于公众——不是政府公务员性质的公共服务——的岁月中一以贯之坚持的信条。不管遭遇何种压力，他都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绝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正是这一点，使他在早年能够引人瞩目地坚守人的自由需要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和严格限制政府这样的基本理念，而后则使这种理念广为传播。
4、5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商务印书馆，1982；《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4.
这是两本姊妹书。作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6年），是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多次来到中国，据说他影响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
《自由选择》的核心思想认为只有市场制度与自由是兼容的制度，而所谓自由——总是选择的自由，由于人为等原因导致没有选择的状态便是没有自由。经济自由是核心的自由，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任何社会经济自由的丧失必然伴随政治自由的丧失。弗里德曼在本书中用一个现代经济学家的语言阐释和重写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同时，建设和维护一个自由社会，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确保赋予政府的强制力量只用于维护自由而不是变成自由的威胁。据此弗里德曼详尽地阐释了政府的四个职能，保护国民免受外国人或国内自己同胞的强制；建立警察和严正的司法机关（仲裁冲突）；建设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保护没有责任能力的社会成员。在政府职责的每一个方面，弗里德曼都对政府可能的滥权提出了警告，他心仪的政府是法治下的有限政府。
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通过前两章的经济自由、政治理由和自由社会中的政府理论阐释，将其运用于货币、国际贸易、财政政策、歧视、垄断、工会、职业证照、收入分配、社会福利政策、减少贫困等具体政策领域，审视这些应用领域如何侵蚀了自由以及如何操作才是与自由兼容。例如，在教育领域，弗里德曼创造性提出了“教育券”制度的设想。
6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斯科特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曾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著述颇丰。目前引进中国的还有《弱者的武器：农民的日常抵抗》，《农民的道义经济》。在《国家的视角》中，作者提出一个分析政府大规模工程为什么总是巨大灾难和最终归于失败的理论框架，有四点因素：
第一是政府试图再造社会的国家简单化，表现为对自然和社会的全方面控制和管理。第二是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表现为把科学方法简单挪用到对人类社会生活自身的组织上，热衷所谓“社会工程”。极端现代主义还体现为以几何上的标准化来规划城市和村庄。第三是独裁主义国家。它有愿望和能力来把前二者的设想变成现实。第四是软弱的公民社会，由于缺少抵制前三者的能力而被迫接受。作者成功运用这个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苏维埃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清晰和简单化农业等世界各地的灾难案例。本书是一个掌握了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家利用其人类学家的训练系统分析和检验自由是如何被极端现代主义破坏的杰出典范。
7理查德·道金斯：《盲眼钟表匠》，中信出版社，2014
作为经济学者，我为什么推荐这本生物学著作呢？那是因为这本书所讲述的道理具有一般性，这就是“演化的逻辑”。演化的逻辑讲述的就是演化机制。钟表匠是创世主的隐喻，在本书中，作者将它转喻成“演化机制”。演化的逻辑不仅在生物学中呈现，在语言、道德和经济系统中同样呈现。而演化的逻辑讲的最清楚的，不是经济学家、语言学家和道德哲学家，而是演化生物学家。本书的作者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英国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的两本书震惊了世界，就是本书和《自私的基因》。本书有大陆译本，也有台湾译本，最好看台湾译本。台湾译者王道还说，本书是“正宗演化论”，也就是坚持自然选择导致适应作为生物演化的核心机制。
本书道出一个很难被直觉把握的道理——“无设计师的设计”。在呈现出秩序的地方，背后一定存在一个设计者，这是我们的理性思考告知我们的，可是这个假设一定成立吗？不一定。道金斯在本书中用英国著名神学家William Paley在其著作《自然神学》中的一个故事说明这个道理。《自然神学》的开头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在荒野上走，要是被石头绊了一跤，这时要是有人问我那块石头怎么会在那里，我也许会回答：“它一直在那里！”即使我知道它不是，这个答案也不容易被证明是荒谬的。但是，要是我在地上发现了一个钟表，要是有人问我那个钟表怎么会在那里，我就不会以同样的答案回复了，“据我所知，它一直都在那儿”。理性告知我们，钟表一定有一个设计者和制造它的工匠。可是神父的问题是，动物的眼睛远比一个人类制造出来的钟表来得复杂得多，那么是谁设计了动物的眼睛。以眼睛为例，眼睛是一台高度复杂的光学仪器。在视网膜下有300万个神经节，而在光子透过神经节细胞后进入的视网膜上则有1.25亿个感光细胞。这一切是谁设计的呢？——自然选择。自然选择是大自然中的盲眼钟表匠，“设计”整个生物世界。
Ⅱ中级著作选辑（6）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
亚当·斯密被称为现代经济学家之父，他的《国富论》（本书简称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成为他的成名作。在本书中，斯密提出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源是分工，因为分工有三大好处：专于一业，熟能生巧；节省工作转换的时间；新工具和新技术的发明。同时斯密还提出著名的“斯密定理”——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如果想要深化和扩大分工，就必须扩大市场范围。在斯密的理论中，存在一个这样的因果逻辑：私人财产权，产权的交易产生价格信号，基于价格信号的分工导致财富的涌现。此外，在本书中和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即市场中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时（开明自利，理性自利，不损害他人利益上的自利行为）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无意中却导致整个社会福祉的增加。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认为《国富论》中也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如劳动价值论等，因此斯蒂格勒说，《国富论》只需看有关分工的前三章即可。我们认为，把斯密的分工理论和“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掌握好，就掌握了经济学的核心道理。不过，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散见于《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各处，不低于6处，需要认真细致阅读才能发现。
2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原书出版于1922年，这本书曾经一度震撼了哈耶克，从而激励哈耶克从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探索和捍卫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作者米塞斯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自门格尔、维塞尔、庞巴维克以后的第三代代表人物，通过他的私人研讨班启发了无数青年才俊走上学术道路而成长为学术领袖，如经济学家哈耶克，社会学家许茨。米塞斯留下的名著有《货币和信用理论》《人的行为》等多达19卷本。在本书中米塞斯论证了，分工是人类永恒的现象，分工和交易是人类合作的主要方式。企业扩大规模和范围并不总是导致节约，而是存在一个组织成本和规模经济的权衡点，这也许对70年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斯的企业理论提供了启示。
米塞斯原创性地发现了中央计划经济中理性的经济计算（从而资源的优化配置）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禁止拥有私人财产、禁止贸易，从而价格信号无从产生，消费者和生产者凭借的指示信号消失了，利润法则（盈亏法则）无法起作用，“没有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地主对地租、资本家对利息、工人对工资的追求，整个机制的功能成功发挥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米塞斯的挑战，中央计划经济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开始认识到理性经济计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挑战性问题。后来，米塞斯的学生哈耶克加入到192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把经济学的核心议题重新拉回到正确的轨道。米塞斯驳斥了“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价值论忽略形成价值的除了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物、土地、供需状况，此外，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劳动是异质的，劳动力之间质量存在差异，人与人之间天赋、能力和技艺差距极大。价值只能按照创造者和发现者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米塞斯早早发现作为管理者的经理和企业家的根本不同之处，重要的是企业家“每天都面临解决新的问题”，承担来自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哈耶克阐述自发秩序理论之前，米塞斯就明确地说过，“社会秩序并非出自我们之手，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去设计它，……我们部分地学会了理解它”。在米塞斯看来，社会主义“源于仇恨情绪”，它“唤醒人类心中的邪恶”，彻底消灭社会合作机制——“破坏是它的本质”，所以社会主义乃是一种“破坏主义”。
3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中信出版社，2012.
这是道金斯的经典著作（1989）。道金斯的作品有一个特点，就是看过以后永远也忘记不了——因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世界观。本书虽然是一本畅销书，但却仍然为演化生物学作出原创性贡献。本书是一本阐释了演化机制，特别是，道金斯把演化机制中的选择单位明确还原到基因层次，而不是人类个体、种族或民族国家。自然选择在基因层面操作，这是道金斯的基本论点。本书是对群体选择的反驳，也是对个体选择的辩护。一个关键性的论点——道金斯阐述一个“复制者”与“载体”区分的分析框架，我们身体里面的基因是“复制者”，而按照基因蓝图“建造的”的我们的身体本身则是“载体”。载体会一代一代更替，而基因则长存下去，所谓“不朽的基因”。
这本书需要谨慎阅读。在道金斯为他的书出版30周年的简介中说道，“我第一本书的一个外国出版商坦言：阅读这本书以后，他失眠了3天，被书中所传达的冷酷无情的信息而深深困扰。一个偏远乡村的教师写信责备我，因为一个学生读完书以后含泪找到他，说这本书使她的生命变得空虚而无意义”。然而，道金斯接着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说，我们的生命被其他更密切、更温暖的人类理想与感觉所控制。指责科学剥夺了生命赖以值得生存的温暖，实在是多么荒谬的错误，这与我本人及其他科学家的感觉截然相反。
4德索托：《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与企业家才能》，吉林出版集团，2010.
本书的翻译者是朱海就教授，因此翻译质量是可靠的。本书作者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新秀，多个奥地利学派前辈为本书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和参考。德索托为“社会主义”下了一个他自己的独特概念：即对人的自由行动（特别是企业家才能的行使行为）进行系统性的、侵略性的阻挠，换句话说，是制度性的强制，因此本书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也就是一套有关制度性强制的经济理论。只有企业家才能才可能产生理性的经济计算，而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家才能被取缔，取而代之以计划机关的系统性强制，而系统性强制不可能从事理性的经济计算。本书以严谨的基础理论研究得出了看似惊人的结论。
我们可以从本书找到一些惊人的结论和洞见，例如无处不在的企业家才能，企业家才能具有根本的创造性特征，这可以说是对不确定性世界的一种人类进化适应；对社会工程思维的否定；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尖锐批判；劳动时间为何不能作为经济计算的尺度；对市场社会主义的否定等等。
5、6柯兹纳：《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市场过程的含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市场过程的含义》（The Meaning of Market Process）一书秉承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传统，又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本书的副标题“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发展”界定了全书论述的范围，而主标题《市场过程的含义》则道明其论述的主线为市场过程及其相关理论。柯兹纳强调，本论文集既是对经济理论的现代历史、也是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代复兴的一个贡献。作者在论文集中梳理了奥地利学派的学术史研究成果，剖析了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观主义方法论。
一些学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方法论从根本上来说，与主流经济学主张存在市场均衡倾向的观点无法调和。对此，柯兹纳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逻辑一贯地加深奥地利学派的认识，不一定要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主旨（即将市场结果理解成倾向于根据资源约束情况反映消费者的相对偏好），而只需强调主流经济学的这些结论只有通过引入奥地利学派传统的主观主义思想才能得到自恰的捍卫。也就是说，柯兹纳试图在奥地利学派的非均衡论和主流经济学均衡论之间铺设一条桥梁，因此，他虽然坚持非均衡论，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均衡论，但认同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可均衡性”观点，不认同可实际上达致均衡。正是这种对“可均衡性”的认同，铺设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之间的桥梁。这种“可均衡性”意义重大，不等同于达致均衡本身。可用来正确理解这种“可均衡性”以及“均衡化”过程的理论，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理论。